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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採用輝瑞、莫德納、阿斯利康等歐美疫苗的國家，普遍都出現了疫情隨着接種率上揚而好轉的現象。然而在大量施打中國製疫苗的國家，情況卻是完全相反：完成接種人數越來越多，疫情卻遲遲沒有趨緩的現象。

高幹子弟、海軍少將羅援在博文中呼籲：“親愛的人民，我們應該去戰鬥！”結果，不僅沒有得到期待中的響應，反倒遭到無數網民的諷刺和譴責，最終灰頭土臉。

現在有一種現象，即一些自媒體就當前熱點，刻意編造長篇涉華國際新聞，假裝引用西方主流媒體，還配上當事人照片和外文名，無中生有地炮製出看上去信源不缺、5W俱全、有圖有真相的”權威報道“，肆無忌憚地欺騙和誤導受衆。這類文章的主題都差不多：借西方政要或著名媒體之口爲中國說話，迎合國內網上某種情緒。要命的是，這類“國際謠言”利用民衆國內外資訊不對稱的弱點，無孔不入，廣爲傳播，動輒10萬+。廣大民衆矇在鼓裏而不自知，甚至主動爲其轉發。

如何定罪量刑乃是法官的工作，對於網友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這場悲劇是如何發生的？要了解它的背景，我們需要從高校教師這份工作開始講起。

大學已經完全不像大學，倒是很像一個名利場，還是一個喫人的名利場。

越是在緊急關頭，越應該強調權責對等。“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應該成爲中國精英的共識。歷史告訴我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精英存在的基礎在於底層，一旦動盪出現，民粹成爲主流，精英必然自身難保！

人生八苦，生老病死最爲折磨人，沒有人能夠逃脫得了。婚姻被物質綁架、孩子被教育成本束縛、病人被藥價壓垮、死人被墓地拒絕…這些黎民百姓的切膚疾苦，不是給他們發放貸款就能解決的。而那些所謂的配套支持措施，說白了，還是一句話就能概括：“富人用不上，窮人用不起。”

在政權的終極目標是保自己，而不是保障公民權利，甚至根本不承認公民權利、司法不能獨立之前，不可能成爲一個法治國家。隻有政府根本目標改變，只作爲一個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手段，不能達到這個目標就要改革，或換掉，這樣才能建立法治。

如果關心政治，卻不理解政治的邏輯，就會淪爲烏合之衆，受人蠱惑成爲炮灰。所以關心政治不僅是一種意願，更是一種能力。

躺平，是一種反抗，但終究不能從根本上拯救勞動者。能拯救勞動者的只有我們自己選擇站起來，把一切不公平非正義的現象消滅。而且我相信，雖然相比於“躺平”，“站起來”的反抗更加艱難，但最後的勝利終將屬於我們。

科學的本質是懷疑，正是這種懷疑精神培養了創新精神。而我們的教育則要求學生聽話，聽父母的話，聽老師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要堅持這個，堅持那個，這不許懷疑，那不許妄議 。

躺平不等於懶惰和不負責任，而是在保證自己必備開銷、擔負起養育父母責任的同時，不追求更多物質或名譽等。

一個文明的社會想要變得更好，那就是必須鼓勵人們去大膽思考，不要給思考設雷區禁區，只有讓人們大膽思考了，纔會有真知灼見出現，纔會有思想上的火花出現。

舊社會並不都是“水深火熱”，那時人們的笑容是舒心的！

在1970年的北大荒，知青們被分配到農業連隊幹農活。有一個團的招待所所長、參謀長和團長，把100多個女知青調去，說是給她們好工作，有喫有喝，結果把她們都強暴了。直到有個高幹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這些人槍斃。

自從“百家講壇”開壇後，中國歷史和所謂的“國學”在大眾傳媒和科普領域就成了流行。其實,過於沉迷於中國古代甚至近代歷史中是極其不健康的。中國公眾和領導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現代世界的形成，因為不理解現代世界的形成，就無法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也無法理解當下的中國。因此，我們應該少一點中國歷史，多了解世界。

促發這些瘋狂舉動的社會心理是越來越嚴重的不滿、鬱悶、恐懼和義憤，滋生於一個缺乏平等、正義和法治的社會環境。這些暴戾之氣只有借用愛國這個安全而正當的名義才得以宣洩。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一再推遲公佈時間，導致國內外各方多番猜測。英國金融時報在4月28日報導中預測，中國將迎來50年來首次人口下降。第二天，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一則通告表示：2020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

不管是表演也好，演砸了也罷，訪貧問苦總不是一件壞事。但有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爲什麼美國總統和官員不抓住這麼好親民機會，也到貧困家庭中去秀一把呢？

給一羣貧窮愚昧的人灌輸自豪感，這意味着什麼？等於是把窮人培養成繼續保持貧窮和愚昧，並且沾沾自喜的二百五。最可悲是，這些所謂的精英，弄民生民生不行，搞科技科技不行，辦教育教育不行，卻在愚弄百姓方面做得尤爲出色，這真的是國之尷尬。

最近二三十年，中國的貨運價格（元/噸/公里）沒有上漲過，兩三千萬卡車司機自己消化了壓力，這是中國製造保持低成本競爭力的來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