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聲】黑暗啟示錄(二)

作者:紐約香草山福音部 山城小哥

《商君書》里記載了秦孝公和商鞅關於變法的對話。商鞅清楚地多次提到變法的目的主要是兩個:一、確保秦國在諸侯爭霸戰爭中取得勝利;二、確保秦王在國內絕對的威權統治。在整篇談論中,百姓一開始就被商鞅放到國、君主、政府的對立面。君主要做的就是用一切手段驅使百姓去做他們不願意做的農耕和戰爭,從而為自己的野心服務,百姓的福祉從來不在君主考慮範圍之中。其次,商鞅和中共一樣,在說到國、國家這些概念的時候,實際上只是指專制君主和他的統治機器,百姓是被分離開來的。這種對同胞的蔑視甚至是敵視,是人類信仰缺失之後的可怕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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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君主目的,首先,商鞅認為,決定冷兵器時代戰爭勝負的核心是糧食儲備、人口數量、國民的戰爭積極性。以下就大概說說商鞅在這三方面的一些改革措施。這裡面許多措施鮮活地體現出了我們所熟知的後世從商鞅政策里總結出來的“馭民五術”。讀者們如果仔細思考,實際上就能從這些政策上看到許多當今中共政策的源頭。這里要說一點,中共遠不如商鞅時代的秦國,因為至少秦國的律令是比較公正嚴明地執行的。商鞅沒有像後來秦始皇一樣,剝削壓榨做得太過火,以至於導致農民起義。

為了增加君主的軍糧儲備,商鞅制定了以下一些政策。

  1. 廢除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和買賣合法,全國按統一的稅率根據糧食產量收稅。明確的稅率讓官吏不能在稅收中謀私利,增加了農民從事農業的積極性。商鞅一定是仔細研究後設定了這個稅收方法和稅率。因為它讓絕大多數農民通過努力勞動能糊口,不至於起來革命;又讓農民不至於有太多餘糧,從而有太多空閑時間去瞭解各種思想學說或者進行各種交游活動,保持住了商鞅想要的農民強壯愚直的狀態。
  2. 整頓吏治,職責明確,讓官吏事務纏身,不能乾擾農民從事農業生產。
  3. 增加對酒肉、彩衣等所謂奢侈品的稅收,增加對商人的稅收,同時不允許他們賣糧食。重要的手工業,製造業,鹽鐵業等由政府統一壟斷管理。通過抑制不能增加糧食儲備反而消耗糧食的不必要的商業活動,迫使商人也去種地。
  4. 禁止豪門養食客,禁止豪門非經允許私自雇傭工人,促使以前的一些豪門貴族子弟、食客、工人去種地。
  5. 買官賣官,產糧多的農民,用糧食可以買到官爵。由於法令大幅減少了各種“奢侈”消費,加上官爵有免除刑罰、勞役等特權,所以通過此政策,促使百姓去務農,也讓餘糧更加集中在君主手裡。
  6. 小罪重罰,加上“連坐法”,讓百姓互相監視。百姓從而不敢做君主禁止做的事情圖利,只能種地。這里,商鞅強調要使用那些善於讓民眾互相監督,敢於按酷刑處罰百姓的人做官;不能使用那些有仁愛、慈悲之心的人做官。商鞅認為,如果官員仁慈,刑罰不夠嚴,百姓就會不守法令而難以奴役控制。專制君主對百姓要恩惠少、刑罰多而嚴明,否則專制者的信用和威嚴就建立不起來,也不好驅使他們去乾他們不喜歡的農活和作戰。
  7. 君主壟斷山林湖泊的使用權,讓百姓只能種地墾荒糊口。
  8. 官員的選拔主要以農業貢獻和軍功為標準。同時,禁止各國說客入秦為官,讓百家思想無用,斷絕各種思想學說的發展空間,讓人們為求官爵而只能一心專註於務農和戰爭。
  9. 禁止民間那些商鞅認為會影響百姓農耕心志的音樂、舞蹈等藝術活動,讓百姓愚直,從而只知道專心務農。
  10. 推行最早的戶籍制,限制國民隨意搬遷,限制國內旅館業務,限制人口異地交游或者去外國游歷,讓國民被束縛在土地上,一心只有務農。後來,商鞅受與自己因為變法有過節的秦惠文王迫害想逃離秦國的時候,來到邊界想住旅店,但他拿不出他自己以前規定的官方“住宿證”,因而無旅店敢接待他,他自己才感嘆到“新法之害,以至於此!”

通過以上等等手段,商鞅讓秦國農業得到促進,軍糧儲備得到了巨幅增加。實際上,這些舉措同時也增強了軍力和君主的威權專制。

在增加人口方面,商鞅主要通過給遷入秦國的他國人民以免除幾年賦稅的方式吸引他國人民入秦。因為當時秦國實際上地廣人稀,商鞅希望更多人來墾荒儲糧。商鞅還推行小家庭制——強制有兩個兒子以上的家庭要分戶,瓦解了許多以前豪族的勢力,從而促進了秦國的人口增長和農業生產,也加強了秦國的專制中央集權。

關於戰爭,商鞅認為,秦國如果通過重農,使得國民倉庫和君主國庫里積累的糧食都充足起來後,如果沒有戰爭,就會賊生於內,而且人們難免就有務農和戰爭以外的各種追求。百家思想、娛樂、新奇玩意、奢侈享樂(而這些正是物質和精神文明產生的土壤)等等就會在秦國生發出來。這樣,不僅秦國人的農業生產積極性會受打擊,而且因為富裕,有各種思想的國民會不願意受君主控制,君主的專制權威就不穩固。從而,他們也會不願意冒死上戰場,軍隊戰鬥力會因此低下,必定導致戰爭失敗。所以,商鞅把國民富裕導致的對君主專制不利的一切,統稱為“虱害”。另外,由於秦人除了農業生產以外,基本沒有其他獲利途徑,各種思想學說和交游、創造活動也被禁止,加上酷刑苛法,這導致秦國社會就像一口高壓鍋。要知道,人的創造力,智力,暴力傾向,群體性激情,追求名譽、官爵、富貴等這些心理需要和野心,總要有一個地方宣泄。這時,戰國時代無休止的爭霸戰爭就是商鞅設定的宣泄口。因此,他認為,秦國必須根據情況主動地發起一些戰爭:一方面讓戰爭成為秦國這口高壓鍋的泄氣口,同時把人民中間的“虱害”化解掉,或者按商鞅的說法,是通過戰爭“毒輸於敵國”。最終,戰爭既鞏固了君主的威權統治,又通過戰爭擴充了土地、人口,掠奪到更多物資和財富,形成一個循環,一直到稱霸天下。共匪給中國人灌輸“仇美”,“仇日”思想,然後利用中國人主動去進行“超限戰”,也是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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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激勵秦人參與戰爭,商鞅在軍隊里制定了明確的、不分出生貴賤、比較公正的獎懲措施。宗室、貴戚沒有軍功的,不能享受貴族的特權;有軍功的,就可以根據軍功得到特權,彰顯榮耀;沒有軍功,即使富有也不能彰顯榮耀。商鞅認為,獎勵軍功可以讓勇敢的人更加喜歡戰爭;嚴懲(殺掉或流放等)逃避戰爭的人,讓本來膽小的人也被逼著發瘋式地去作戰。士兵一心為自己的利益而戰,軍隊必然強大。例如:秦軍里規定,百夫長在一場戰爭中所率領的百人隊,如果沒有獲得的敵人首級,那麼百夫長會被判死刑;如果首級達到了三十三顆以上,就可以拿人頭去請功,根據人頭數獲得錢糧或者升爵的獎賞。由於商鞅獎勵軍功的政策在秦軍里得到了很嚴明的執行,所以秦軍那時候如同自發組成的劫匪一樣,打戰積極性遠高於東方六國。有些勇敢而厭惡農業的人甚至就等著靠打打仗發財致富——他們視敵軍人頭為財富。因而,六國都視秦軍為野蠻的虎狼之師。

此外,為了鞏固君主的絕對獨裁專制,以及讓新法令在全國統一無差別地實施,商鞅還廢除了分封制(封建制),而採用郡縣制——郡縣官吏由君主根據君主意願任命。這終結了以前分封制所帶來的一定層度上的地方自治自由,以及依附在這上面的一些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等。由此讓整個國家變得呆板一塊,只體現出專制君主一個人的意志,國民成為了專制君主的絕對奴隸。但這在那個時代,確實是有利於君主組織戰爭機器。這里提一下,中共在中國的各種場合一直說,秦以後的歷史是封建時代,其實是故意誤導人。商周才是分封建國,而秦以後,基本都是專制君主獨裁製度。中共害怕國人認清中共,所以它害怕國人認清歷史。

商鞅的新法,損害了貴族的利益,秦人起初也難以接受。當時,秦王的兒子和許多貴族不服新法,結果被有秦孝公支持的商鞅懲罰了。在民間,商鞅用”徙木立信”和當眾處死一大批按新的嚴酷法令要判死刑的人等手段,讓秦民畏服了商鞅的新法。新法推行後,秦王對整個國家的控制力,秦國糧食產量,軍隊的戰鬥力都得到了極大提高。整個國家成了一個為戰爭而存在的巨大軍屯營地,秦國經濟、軍事力量一下子變得強大起來。          

但可悲的是,這種強大,不是走向光明,反而是走向了黑暗。東方六國的人民都能感受到這種黑暗的可怕——因為人類本能地不喜歡這種的囚徒式的生活方式。但專制君主喜歡——因為它實現了君主的目的。在那樣一個沒有福音,天下人都不認識神,因而彼此相攻、毫無公義和愛可言、普遍墮落的戰國時代,人類也實在憑自己找不到別的出路。一步步走入歧途也似乎是註定——神似乎就是要通過歷史上的這一切彰顯祂的榮耀,祂救恩的寶貴。

這次變法讓專制中央集權制度在歷史上首次在秦國近乎被完美地建立起來,專制君主首次在巨集觀上幾乎可以控制自己土地上每一個人的心智和行為,為後世留下了一個系統性奴役和控制人民的範本。秦雖滅了,但後世各朝,本質都是在使用秦制,只是陽儒陰法或稍加改動。這次變法徹底終結了秦朝以前華夏大地上相對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上百家爭鳴的局面,華夏人的文明至此本質上徹底停頓,甚至可以說是開始大倒退:有一定自由靈活度的貴族政治被專制官僚政治取代。兩千多年以來,華夏再無貴族。華夏百姓也從起初的靈活,有個性,重義氣……變得呆板、奴性十足。實際上像《指環王》里說的,“最初,半獸人本來是精靈,但他們被黑暗俘獲,被其折磨,扭曲……最終成為了半獸人。”

後來,歷代北方各游牧民族首領進入中原,他們常常發現,中原人的這個制度更加有利於戰爭和鞏固首領的權威。於是,許多本來在草原上政治組織方式相對自由的游牧民族一來到中原後,就都被“漢化”了——實際上就是專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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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一些歷史的戰友就知道,這種專制體制還通過影響蒙古人建立的金帳汗國,從而影響了俄羅斯人——俄羅斯的農奴制帶著深刻的東方烙印。估計托克維爾預言俄羅斯會崛起成為奴隸制大帝國的時候,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其源頭正在中國。這種專制也為共產主義後來在俄、中兩國的興起創造了土壤。因為共產主義本質就是現代版本的專制主義,只是它在以往的專制主義之上加上了一個“無神論”的敵基督意識形態。並且,其用“共產”這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包裹起來其本質,從而欺騙了那些因為不認識神而妄圖靠人力去創造人間天國的人。通過否定神對人不同的恩賜和神的主權,大力宣揚人的能力和美化有原罪的人類,從而讓專制主義得以存活下來。

如今,我們回看中共的歷史:中共早年在江西直接是一邊做土匪,一邊搞“肅反”、殺人、洗腦運動;後來在延安,一邊在種毒品,一邊又大搞殺人、整人的“整風運動”;奪權後反右、大躍進,為了控制邊疆派出生產建設兵團,大搞生產隊……到現今,對內則是無底線地用商鞅馭民術奴役國民去血汗工廠里賣命,為其賺取外匯;對外,則使用超限戰,妄圖控制世界……中共的統治之術和兩千多年前的商鞅馭民之術完全是一脈相承的,只是它更加腐敗,無底線和血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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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督徒的角度,我們通過商鞅變法,可以清楚地看到魔鬼是如何在古代中國社會借著福音缺失的空隙,在人與人的爭鬥中間找到了機會,最終讓它的國度降臨在了神州大地上。而我們華人祖先,正如《聖經》里所說,“列國陷入自己挖掘的坑中,他們的腳在自己暗設的網里纏住了(詩 9:15)。”中國人如今要回到正常狀態,唯一的辦法是滅共。然後,在信仰自由里歸向耶穌基督,才能祛除黑暗在中國人這個群體上兩千多年的權勢。靠著神的愛,神的寶血方能從苦毒的專制奴隸制中解脫出來,重新恢復神造人起初的樣式。願主耶穌賜福給華人,願我們早日在福音里去除這黑暗權勢的捆綁。我們相信神讓這一切的發生都是為了祂的榮耀,也是為了讓祂的選民更敬畏祂,深刻地認識祂。願榮耀歸主,阿門。

編輯:SKY 妮妮

校對/發稿:Irene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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