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要當全人類的神,給世界設計未來

翻譯:Charline | 責編:人間四月

圖片來源:Bitter Winter

近日,位於愛沙尼亞的獨立智庫“國際防禦及安全中心”發表了馬丁 .哈拉(Martin Hala)的評論文章 《2021年的中國:一百周年之際,中共渴望重新設計人類的未來》。該文把中共建黨這一百年的歷史和變化做了回顧,並揭露了中共如何計劃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妄想控制人類未來的。

文章主要內容包括:中國共產黨(CCP)是由少數革命者於1921年在蘇聯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成立的。中共的領導層要把2021年定為勝利的一年,是國家實現“小康社會”的一年,並準備為開啟第二個百年做準備。中共自認為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已經是“現代社會主義國家”。中共建國72年來,在其100多年的黨史中,有著非常復雜的表現。尤其令人沮喪和巨大的失敗時期,包括1959-61年的大饑荒和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共能有今天的自信心其實就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過去20年的快速增長所造就的。

一個世紀的二十年

21世紀的前二十年給中共國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在過去的十年中,尤其是後五年,中共國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看法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中共國已成為國際關系中的一個突出主題,處於國際社會許多基本問題和困境的中心。中共領導人現在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他們企圖對國際秩序進行重寫的具體表現。這並非巧合,因為他們的野心確實巨大,並且可以給所有人產生重大影響。

在記憶中-中共國屢屢出現到了崩潰邊緣的時刻。 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經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國在經濟和政治上遭受了災難性的破壞。

1978年底,鄧小平的改革出臺,中共國成功地改變了毛澤東時代的經濟不景氣現象。幾十年來,中共國的改革重新定義了自1980年代以來被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然而僅僅十年之後,在1989年六月四日,中共殘酷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中共派出大量的軍隊,機槍,坦克對付自己的人民,以壓制他們的民主願望。隨之而來的是受到國際上普遍的強烈抗議。但是中共政權似乎永遠被遺忘在“歷史的錯誤一邊”,尤其是在西歐勝利的民主化,以及1991年蘇維埃的共產主義的瓦解和解體後。

很少有人會想到,更不用說1989年後會預測到中共國能如此迅速地復蘇,並在幾十年中成為一個主要的全球性參與者,甚至要去重新構想“所有人的未來”。可以說,恰恰是1989年充滿邪惡的這一年,使中共國走上了這條道路,並最終導致了它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共在西方的自滿和貪婪中巧妙地發揮了作用。遵循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中共在國際舞臺上一直保持低調,顯然只關註經濟發展。 1989年之後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給中共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利用中共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獨裁的軍事管理,並利用其地理環境吸引了許多的制造業投資。

為了能夠充分利用1989年以後復興的全球化趨勢,中共需要進入到國際市場,尤其是美國。 但是美國不願向中共國全面開放,因為天安門事件記憶猶新。

美國縱容了中共的發展

到了克林頓時代,這些對中共曾經殘暴鎮壓人民的擔憂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畢竟,那是經濟。大量廉價勞動力完美地匹配美國和西方的專有技術和投資的貪婪需求。 美國逐漸將其許多制造業基地轉移到這些廉價的無產階級的地方,世界上很多地方也紛紛效仿。 這種協同作用使一些人開始談論“夢想”。

克林頓卸任後布什政府對其縱容中共的做法發表了批評。 從長遠來看,中共無法維持其列寧主義的鎮壓體系,就像它無法控制本來無法控制的互聯網一樣。 中共為克林頓競選提供資金的醜聞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影響他改變主意,但這種新方法很快成為主流,並被稱為美國官方政策“承諾”,其動機是考慮與外界更多經濟聯系的方針。這勢必導致中共向國際關系中的自由派主流“融合”。 克林頓在2000年給於中共國最惠國待遇,並為第二年中共國加入WTO奠定了基礎。

2001年又是不平凡的一年,美國的9月11日事件和隨後的反恐戰爭使中共在WTO上的突破黯然失色。但是從長遠來看,前者更為重要。中共利用這期間的復雜的政治形勢,通過進入國外市場來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優勢,而不必開放自己的市場。 20年後,一些原本應該在2001年就承諾的市場開放和投資條件,例如取消對外國投資者的合資要求(JV),一直拖到到2020年底才兌現。

不對等的市場開放同樣體現在技術轉讓和偷竊問題上,其中一些是由合資協議所強迫造成的,而更多是由猖狂的網絡盜竊所造成的。美國對此視而不見,因反恐戰爭而分心,也因其交戰政策而分心。2008年後,中共的自信心得到了極大提高,當年它設法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幸存下來,並通過在北京舉辦奧運會獲得了世界的關註。與此同時,2008年3月在拉薩(西藏)發生動亂以及反對奧林匹克聖火傳遞的國際運動之後,中共的野心和對西方的不信任和敵意也開始加劇了。

隨著反恐戰爭的消退,華盛頓意識到遠東地區的問題可能比中東地區更大。然而,由此產生的政策,所謂奧巴馬的“通往亞洲的樞紐” 顯得相當膽怯。由於中共加以利用,最終演變成現在稱為“一帶一路”(BRI)的主要地緣政治計劃。

中共的自滿危機

西方對中共的自以為是意識的警醒,是2012年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2013年擔任中共國主席後逐漸開始的。  經驗豐富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裏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在2012年下半年曾明確地表示,習近平將迎來一個更加開放的時代。 同樣的誤解在中共國內部也很普遍。

而2013年夏天,中共國的憲法辯論突然結束,在海外版《人民日報》上對其進行了解釋。中共自編自造所謂“人民民主”中的作用不同於資產階級民主。

同時,有一個內部文函,稱為九號文件,被泄露給了香港新聞界。列出了司法自由和言論自由等七個自由主義的“誤解”,文件指出要堅決解決嚴重的意識形態危險問題。 從那時起變得越來越糟,習政府系統地將目標對準了中共未完全控制的所有獨立活動。

最初,外界觀察者還不清楚中共這些變化的原因。盡管從一開始它就伴隨著更加強大的外交和軍事政策,例如史無前例的吞並南中國海,在有爭議的水域中建造人造島嶼,然後在其周圍的專屬區域中主張所有權。

隨著川普政府於2018年開始“貿易戰”,緊張的局勢最終得以曝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明確表明美國對華新政策一直在受澳大利亞的許多啟發。該國於同年隱避地針對中共推出了抗幹擾立法。經過一番思考,其他西方和亞洲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共行為的反感和抵制。在2019年,即使是歐盟也改變了以往態度稱中共為 “系統性競爭對手”,並承認中共狂想將自己展示為一種替代性的社會政治模式,能夠在所有方面挑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不只是僅僅停留在商業貿易上。

到2020年,中共病毒危機改變了一切。中共國為了應對這一緊急情況,獨自宣稱它的體制是優越於“失敗的民主國家”的。

從對新疆鎮壓到中共自身的國家安全體系以及在香港的《國安法》實施,使它的共產理念與世界的差距不斷擴大。

到2021年初,人們越來越難以忽視所有的真相。在這百年中共的紀念日,中共感到在新時代有了“歷史性機遇”,有能力推進自己的世界秩序及未來,開創新的列寧主義一黨專政制度。

在世界舞臺上,中共也打算繞開現有的國際聯盟,另起爐竈。這些聯盟主要是二戰後由美國牽頭建立的。而中共想以自己為中心,建立各大洲的夥伴關系網絡。在任何這樣的雙邊協議中,除少數例外,中共都是實力較強的一方。考慮到權力差異,中共甚至很樂意將這些雙邊夥伴關系分組為偽區域組織,如17 + 1(實際上,成員國與中國之間的雙邊關系不超過17個,沒有機制協調或采取集體行動)。據稱習近平在2014年外交工作會議上提出了“結伴而不是結盟”的學說,並在2017年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得到了重申。

與戰後聯盟不同,中共的雙邊夥伴關系不像人權那樣基於共同的(“普遍的”)價值觀,而是基於模糊的“共同命運”的概念。實際上,根本沒有基本規則。在“合作夥伴”之間真正的力量平衡基礎上,一切都可以進行談判。夥伴是平等的,但規模很重要,更大的夥伴則更是如此。 “夥伴關系網絡”幫助中共彌補了其起步較晚,大部分被排除在外的現有聯盟體系,以及基於普遍價值觀念(或自由主義社區認為是普遍價值觀念)的潛在國際秩序。 中共的外國夥伴很可能是北約或東盟等聯盟的成員,同時與中共具有“戰略夥伴關系”。這些夥伴關系使中共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而不必直面同盟。

當夥伴關系最終戰勝聯盟時,世界可能真會到達一個共同命運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中共將不會受到西方普世價值觀的束縛,還能夠維護自己的優先地位。這些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展,最終以“核心利益”表達出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政治安全(“國家安全”)和它可以執政千秋萬代。

回到新時代的根源

在1978年底實行鄧小平改革之後,許多人認為(或想相信)中國無疑已經失去了災難性的毛主義傳統。習近平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它的主要口號之一說“兩個(時期)不能互相抵消”(兩個不能否定)。對他來說,毛澤東時代和改革時期仍然有效,並形成了對立的辯證統一,現在在他自稱為“新時代”的更高層次上達到了結合。

習近平將新時代視為1949年以來中共列寧主義發展的第三階段。在毛主義的第一階段(1949-1976年),中共遵循“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但缺乏經濟和技術基礎來實施。在這個發展階段,對經濟和社會進行集中控制,但在技術上是不可行的。毛澤東去世時,他的“正確”而過早的政策導致了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

結果,中國共產黨政權幾乎崩潰了,必須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1978-2012年)來挽救。該黨采取了戰術上的妥協,引入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要素,並允許群眾有更大的自由來釋放其創業潛力。分權化避免了這場危機,並導致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但同時也損害了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社會變得不法治,政黨腐敗。此外,鄧小平還進行了基本的政治改革,例如國家和政黨的基本分離,以限制導致文化大革命災難的權力集中。所有這些改革在當時可能是必要的,但它們走了自己的路,走得太遠,威脅到政權的性質和中共的生存。

習近平在他的新時代(自2012年起)已解決了這一侵略性自由主義的新危機(在“第9號文件”中有準確描述)。新時代在新時期綜合了前兩個階段。中共最終利用經濟和技術手段,有效地實施了毛澤東時代的理想。現在,這些理想又重新無處不在的出現在口號上:”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除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共實施的主要工具是新技術,特別是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基於AI的大數據分析將促進對經濟的有效集中控制,而這曾經是所有列寧主義系統的致命弱點。同樣,現在可以借助社會信用評分和大規模“智能”電子監控等計算機化系統,更加有效地監控人口(並在必要時進行重新教育)。技術在習近平的中共執政體制中的創新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中共國的經濟實力和對新技術的掌握也為中共創造了一個“歷史性的機會之窗”,使中共在國際競爭秩序中享有應有的地位,並重塑該秩序以更好地滿足其需求。

中共與其擾亂或奪取外國機構,不如重用它們以符合其自身利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供了一個有啟發性的例子。鑒於其糟糕的人權記錄,人們希望中共遵守對現有的國際人權機制。相反,中共嘗試重新定義人權標準。中共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上系統地提出了旨在重新思考人權概念的決議。通過將發展權置於基本權利和自由之上,將個人權利的主觀性轉移到國家。以國家的發展將其帶入社會。它們不能因個人的小聲抱怨而受到阻礙。人類必須讓位於歷史和歷史的驅動力:中國共產黨。

 黨指揮一切

中共一百周年之際,黨的領導層(以習近平為核心)認為,經過一番反復嘗試,他們終於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以有效地統治其廣大的國家和人民,列寧主義的國家結構。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采用了精選的機制。最重要的是,采用了先進的數字技術。這種全球治理體系是自上而下的等級制度。共產黨擁有絕對的和毫無疑問的主權。實際上,權力的壟斷是由黨的高層及其“核心”,“人民領袖”習近平來行使的。

不允許不同聲音的存在會幹擾明智的統治者與虔誠的群眾之間的和諧。 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只能在它們幫助該黨實現其目標的範圍內被生存。 該國受法律管制,但必須由當權者決定法律,並在必要時對其進行解釋。 正如習近平所說,新時代的主要特征是黨在生活各個方面的毫無疑問的領導。 他喜歡引用毛主席的格言:“黨、政、軍、人民、教育、 東、西、南、北、中 –黨指揮一切”。

當西方人正忙於解決各種內部問題以及飽受中共病毒的摧殘,中共成功地塑造了自己,並從1989年的灰燼中建立了強大的列寧主義一黨專政體系,該體系通過技術得以實現。 在蘇聯集團共產主義垮臺三十年之後,新的中共列寧主義理所當然的成為自由民主的競爭對手。

China, 2021: In its Centenary Yea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Eager to Redesign the Future of Mankind

0
0 則留言
Inline Feedbacks
View all comments

秘密翻译组G-Translators

秘密翻译组需要各类人才期待战友们的参与: https://forms.gle/bGPoyFx3XQt2mkmY8 🌹 欢迎大家订阅 - GTV频道1: https://gtv.org/user/5ed199be2ba3ce32911df7ac; GTV频道2: https://gtv.org/user/5ff41674f579a75e0bc4f1cd 3月 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