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聞】《港版國安法》律政司司長可引條文外理據 拒陪審團審訊

蒐集\編撰:愛聽歌的貓

高等法院一般刑事審訊程序設陪審團制度,但國安法下並非必然。根據涉及國安法陪審團審訊的第46條,列出了三種情況,律政司司長可指示毋須陪審團審訊。條文相關部分提及:「律政司司長可基於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發出證書指示相關訴訟毋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理。 」眾新聞進一步發現,律政司的另一個理據是設陪審團「可能會妨礙司法公義妥為執行的實際風險」(real risk that the du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might be impaired),但國安法第46條條文無提及有關理據。

追源溯本,國安法條文下一個「等」字,開啟了控方引用法律條文無提及理據,推進國安法的檢控程序。例如,在不公開審訊的第41條,亦留下了一個「等」字的尾巴。但律政司在上週唐英傑案中,引述了條文無提及的第四種情況,即設陪審團「可能會妨礙司法公義妥為執行的實際風險」,正是由於國安法第第46條「等」(among others)一字所致。

眾新聞記者翻查整部國安法,另一條用了「等」字的關鍵條文,是第41條提及審訊如果「涉及國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開審理的,禁止新聞界及公眾旁聽全部或者一部分審理程序,但判決結果應當一律公開宣布。」

稍後不同的是,條文英文翻譯則以本港法律草擬相對較常見的「such as」方式列舉。類似寫法亦見於國安法第42條,條文提及執法及司法機關在香港「現行法律有關羈押、審理期限等方面的規定時」,應當確保國家安全罪行及時辦理及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犯罪。

本港法律條文的確存在「等」字列舉,但基於法律的確切性,在賦予當局權力的條文非常罕有以無窮盡(non-exhaustive)、或者無概括性描述的方式表述,遑論是攸關人身自由的刑事法律。以《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為例,232頁雙語條文合計17次提及「etc」,全數出現在標題而非具體條文;中文的95次「等」字,撇除高等法院或在標題,大部分都是有清楚的條件,形容上下文提及的「該等」(such/said)情況或文件。

唯獨兩個例外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83R及101H條列舉時用等字,但英文用語卻無提及「等」。

至於中國的《刑事訴訟法》, 等字用在法例列舉使用則常見得多。例如,第51條提及,行政機關在執法及查辦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可在刑事訴訟中用作証據。

但在關鍵程序,有關不公開審訊的情況甚至比香港確切,表明:「有關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香港相應條文反而多了「等」字。

鄭若驊在國安法46條下有權向法院發出證明,要求案件沒有陪審團審訊,改由三名法官審理。資料圖片

戰友點評:

《港區國安法》首宗案件當中,被告唐英傑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案件不設陪審團、改由3名法官審訊。

一般而言,高院原訟庭刑事案件均會由法官連同7人或9人組成的陪審團,進行公開審訊;惟《港區國安法》第46條列明,律政司可提出國安法案件改由高院3名法官組成審判庭。

資深大律師、公民黨主席梁家傑稱,陪審團最初的設計是為了避免政權「大石砸死蟹(意謂屈服於壓力之下,強權之下)」、政治逼害異見者。他憂慮如國安法下被告不准保釋、不設陪審團等條文持續運用,要挽回香港法治精神在自由世界的公信力,會愈來愈難。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指出,以「等」字較多見於內地法律,「因為他們不是很嚴謹,香港法律比較少,但也有」。他解釋,即使引用無列出的條件,法庭詮釋時仍要確保與已經列出的條件相約,防止有無限的權力。

陳文敏指出,普通法下刑事罪行寫得好清楚和仔細,但國安法條例的寫法都很含糊,「龍門可以隨時搬,變成難以知道人身自由是否受保障。」而且,陪審團制度是彰顯社會良心,尤其是政治審訊時發揮角色,「可能是嚴苛法律,陪審團可以作無罪判決,而毋需提出理由;法官不可能什麼(控罪)都入罪,是一個professional judge without discretion」。他強調,陪審團是隨機抽出組成,當局可能擔心「全黃」陪審團,但「亦有可能是一個全藍的jury出現,這就是我們的製度」。

他強調,取走陪審團審訊需要堅固的事實基礎,反問目前陪審團都未組成,律政司憑什麼覺得陪審員人身安全有問題呢? 「案件本身是一個人開電單車衝向警察,並非黑幫仇殺⋯⋯為何警察或法院不能保障呢?好多案件其實都可以有問題,但警察為什麼可以絕對保障陪審團的人身安全呢?」可見,這裡有其自相矛盾的地方。

【以上觀點僅代表筆者本人 】

資料來源:眾新聞

審稿:卡西歐/上傳:文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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