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反人類罪” 首次成立並弒君的先驅者(二)

加拿大多倫多楓葉農場 薇文
校對 上傳 小鷗

謹以此文獻給:胸怀大義,不吝惜個人生命,為了十四億中國人福祉,在國內勇敢反抗中共暴政的爆料革命戰友让“反人类罪” 首次成立并弑君的先驱者(一)

《弒君者》原著 圖片來自cove.army.gov.au

英格蘭的清教徒(Puritant)

客觀地說,亨利八世推行的宗教改革,對英格蘭產生了深遠影響。 “儘管亨利最初動機是解決王朝和自身的繼承人問題,儘管他從未放棄天主教信仰的本質” [1],他的改革使英格蘭擺脫了羅馬教廷的箝制,英國經濟和政治的權力重心從教會移到貴族和中產階級,使整個英國社會出現了生氣和活力。這一點上,與中共國始自1978年曆時35年左右的改革開放階段,十分相近。

但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與歐洲大陸更激進的馬丁·路德的新教相比,其徹底性還遠遠不夠。最初,英國新興資產階級和底層平民只是因為強烈痛恨羅馬天主教僧侶們的特權和腐敗,選擇站在亨利八世這邊。他們中的大多數是清教徒,信奉《聖經》是唯一最高權威,人與神建立契約關係,才能得到救贖,任何教會或個人都不能成為傳統權威的解釋者和維護者。這種信仰力圖擺脫世俗世界任何形式(包括國王)的宗教控制,以追求至純的聖潔、至真的公平、至善的公義和至高的仁慈,以期在上帝面前人人自由、平等。這自然導致了與英格蘭國教教義、君王至上主張的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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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們認為英格蘭的宗教改革並不徹底,對仍舊保留的羅馬天主教習俗和教會的腐敗依然強烈不滿。當時英國國教儀式的許多特徵,被清教徒們視為“天主教偶像崇拜”(popish idolatry)。 “清教徒特有的道德和宗教熱情與從加爾文教派繼承的宿命學說相結合,產生了一種’盟約神學’,即認為自己是被上帝選中的選民,既作為個人又作為一個群體過著虔誠的生活”。 [2] 作為基督徒,他們信奉最嚴厲和痛苦的信條,清心寡欲並嚴格地自我約束。

之所以要形諸多筆墨於清教徒,一是因為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國教與清教徒之間的對立與妥協,一直是當時英國社會政治經濟等各種矛盾纏繞的主線;二是具體到約翰·庫克個人,他出生於底層農民清教徒家庭,自小被英格蘭國教排斥,但堅信不論出身如何卑微,“正直善良的清教徒會得到神的首肯,正直的生活是得到神拯救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3] 。他14 歲時,靠富有的新教徒(Protestant)的捐贈,進入牛津大學“平民班”主修法律,在那裡受到“將《大憲章》敬為英國人民自由之源” [4] 的教導。執業後在歐洲遊歷,接受民主政治的熏陶,但年輕的庫克認為“查理是個明智的君主,對清教徒教會很友好” [5] 。

對正直品性的執著和社會公義的追求來自於約翰·庫克的信仰和教育,塑造了他超越世俗恐懼,敢於挑戰查理一世至尊權威的勇氣和膽魄。與約翰·庫克相比照,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基督徒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任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父親)司法大臣(Lord Chancellor)和掌璽大臣(Lord Keeper) ,卻認為法官像“王座下的獅子”,必須聽命於國王。

查理一世的暴政

亨利八世的女兒、伊麗莎白女王因無子嗣,成為都鐸王朝最後一位君主。她把王位給了自己的遠親、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英格蘭由此進入了斯圖亞特王朝。詹姆斯一世 (1603-1625 年在位 ) 來到英格蘭後,改信英格蘭國教,開啟了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共主邦聯的時代。

詹姆斯一世作為英格蘭的“外來人”,為鞏固地位,大肆宣揚“君權神授”並厲行專制。英格蘭清教徒強烈反對國教設主教,遭到他的打壓和迫害,因為詹姆斯清楚地知道,清教徒反抗的終極目的是挑戰他的權威。那個時代,大量清教徒逃離英格蘭,不畏艱險前往北美洲,期望建立清教徒的國度。 1620年9月6日乘坐“五月花號”離開的就是第二批清教徒,這些人最後抵達美國開啟了美麗新世界。

查理一世脾氣暴躁,天生口吃,從小接受“君權神授”思想的熏陶,相信上帝賦予了他無上的權力;對清教徒的態度,父親給他的告誡是“要極其憎恨妄自尊大的清教徒”。他於1626年繼位,除了極個別阿諛奉承的大臣,他難以與其他人友好相處,並且一點也不在意老百姓的感受,不允許任何人為百姓請願。此外,他和上流社會的士紳貴族也合不來。除非財政需要,他是不召開議會的。他的獨斷專行致使他與議會、士紳和貴族的各種矛盾日益加劇,無法化解。

關閉議會

英格蘭在伊麗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統治時期,已經產生了龐大的財政赤字。當時議院限定皇家徵收的噸稅磅稅的限期為一年,需每年審批許可。查理一世繼位後,派軍隊直接在歐洲大陸與西班牙、法國開戰,所需費用遠超議會批准的軍費,國家根本負擔不起在歐洲大陸作戰。而無能的白金漢公爵(1st Duke of Buckingham)指揮的歐洲戰局越來越糟糕,迫使查理急於恢復被廢止的各種稅種,以補充巨額開支。

查理的這些徵稅議案都被議會否決,於是查理決定繞過議會實行“強制借款”,這是一種不經議會同意就可以肆意徵收的稅。凡是拒絕繳納捐款的議員、士紳和貴族都被查理的星室法庭監禁。

議員們只得拿起《大憲章》,作為保護自己和反對查理濫權的武器。議員和兩院向查理遞上《權利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按《大憲章》解釋和確定國王的權限。查理為了能繼續徵稅,不情願地接納了《權力請願書》。 “但在他拿到了40萬英鎊後,卻不願遵守承諾,第二年(1629年)就關閉了議會, 且長達11年。” [6] 英國與西班牙和法國的戰爭,以白金漢公爵遇刺身亡結束,英格蘭舉國歡慶。

圖源 http://founderskee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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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在沒有議會的個人統治下,使用星室法庭替代議會,對持不同政見者施加例如示眾、鞭刑、監禁甚至劓刑、割耳、火燒等酷刑。自此,皇室與國家、查理與議會之間的對立日顯尖銳。

當查理與各階層的矛盾無法調和時,戰爭是他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

發動內戰

為填補虧空的國庫和支付王室開銷,查理繞過議會大肆徵稅,其中一項“船舶稅”(Ship-money Tax)最讓英國各階層驚恐不安。英格蘭沿海各郡為皇家海軍提供一艘船或相當的費用,這項只適用戰爭時期的稅賦,徵稅範圍被查理擴大到所有郡,可隨時徵收。他自行評估稅額,以擴張軍備,並養活聽話的法院。諂媚的法官們都讚同查理將“船舶稅”納入國王的特權範圍,無需通過議會審議。查理完全違背了他10年前向議會《權利請願書》作出的承諾。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引起劇烈反應。
約翰·庫克正在歐洲遊歷,他這樣評說船舶稅案,“國家就像一塊草坪,只要他(國王)覺得有必要,就可以想割就割” [7] 。

此刻,只有戰爭才能讓查理把所有矛盾掩蓋住,先是對邦聯國,隨後是對自己的人民。

斯特拉福德伯爵被處死 圖源:http://www.luminarium.org/encyclopedia

1.1639年,查理以維護英國國教、反對“加爾文宗”的蘇格蘭教會為由,對邦聯國蘇格蘭發動“主教之戰”,以失敗告終。雖說雙方一彈未發,但卻是查理第一次突破內戰防線,打開了用戰爭方式解決國內矛盾的閘門。

2. 1640年,查理為了籌措軍費再次攻打蘇格蘭,不得已開啟關閉了11年的議會。他的要求遭到議會的極力反對。查理第二次進攻蘇格蘭不到一個月又遭失敗,蘇格蘭隨後宣布自治。

3. 在愛爾蘭,查理派駐的總督斯特拉福德伯爵(1st Earl of Strafford) 推行“絕對君主制”,在宗教和議會等各方面強行英格蘭化,被愛爾蘭議會聲討;他與愛爾蘭的清教徒對立,激化了各宗教派別矛盾。 1641年10月,“趁斯特拉福德回到英格蘭,和從英國傳來的議會與國王鬥爭的消息” [8] 後,愛爾蘭爆發起義,天主教徒瘋狂屠殺英格蘭移民和清教徒,並宣布脫離邦聯國獨立。

4. 查理準備集結軍隊平息愛爾蘭叛亂,但下院擔心查理會用軍隊對付議會,遂提出《國民軍法案》,想從國王手中獲取軍隊的控制權,被上院和國王否定。雙方矛盾進入白熾化狀態。

5. 議會開啟後的“第一個議案是以叛國罪控告斯特拉福德伯爵” [9] 。斯特拉福德“天生是個改革者,試圖保留都鐸王朝時期的王權——得到議會協助而不受控制。但查理難以保持這一地位,因此斯特拉福德被迫做出反應,使王朝的君主們得以解脫”[10] 。可以說伯爵是個悲劇性人物。曾為他工作過的約翰·庫克認為,“總督是在國王的授權下執政,錯誤應該直接歸咎於國王。” 這是個意義重大的邏輯推演。

6. 查理以叛國罪強迫議會解除6名議員,遭到議會拒絕後,他採取了更激進行動。 1642年1月4日,查理帶著全副武裝的衛隊闖入議會下院,要強行逮捕他們,卻撲了個空。

查理帶兵武裝進入下議院,是個政治災難,是內戰開始的標誌。他的支持者對他也不抱任何幻想。議會迅速封鎖了倫敦,1642年1月10日查理被迫離開倫敦。

議會起草《十九條建議》,建議成立“君主立憲”政體。權力由國王、上議院和下議院共享;由議會批准通過政府大臣、軍官和法官的任免;議會控制軍隊和監督教會;法官只擁護《大憲章》和《權力請願書》等。但所有建議均被查理拒絕。他“北上約克郡拼湊保王武裝,國會方面也組織國會軍。英國內戰爆發。” [11]

1645年10月14日 圍攻漢普郡 圖源:https://www.britishbattles.com

1642年–1648年英國內戰,是一段波瀾壯闊、紛繁複雜的歷史,勝利與失敗、結盟與分裂、信任與背叛、堅守與妥協交織其中。

查理一世於1646年被蘇格蘭長老會(加爾文宗)的軍隊俘獲,1647年交給議會後他被軟禁。 1648年他出逃到懷特島又被軟禁,期間以與議會談判作掩護,他秘密聯合蘇格蘭、愛爾蘭軍隊第二次挑起內戰,被克倫威爾指揮的新模範軍擊潰。查理繼續煽動各地宗教暴亂,使英國徹底陷入了長期的混戰狀態。

二次內戰中, “6萬多成年男子死於戰爭,另有10萬多死於間接傷害和戰爭造成的疾病。按當時人口計算,英國內戰的傷亡率比一戰、二戰都慘烈”[12 ] 。

內戰造成的混亂局面,促使約翰·庫克發表了《窮人的處境》一文,要求議會通過一項“天使法令”:降低穀物價格、酒館經營許可製,改造酒鬼,懲罰奸商,以恢復正常的經濟秩序。約翰·庫克是提出“建立國家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歷史第一人,他還成立僅有他一人的法律援助中心,這在英國史無前例。

讓國王接受審判

“一意孤行,偽善不可信” 是當時所有議員對查理一世的共識,但用普通法審判國王卻是無人涉獵的禁區。

審判國王的法庭 圖源:https://olivercromwell.net/charles-i-trial-execution

審判的正當性

被軟禁的查理仍與愛爾蘭、蘇格蘭和歐洲的保皇派結盟,準備入侵英格蘭。新模範軍為盡快結束內戰,向議會提交了《軍隊抗議書》(The Remonstrance of the Army),要求對查理進行公開審判。但議會裡的長老會教派希望查理悔改,認為“國王陛下的讓步程度,足以繼續執行雙方達成的和平協議” [13]。這些議員隨後被軍隊軟禁,還有的自動離開了議會,這是一直被後人詬病的“殘缺議會”的由來。

但軍隊對議會的“清洗”具有無可辯駁的理由。因為查理挑起兩次內戰,尤其第二次,他以和平談判作掩飾,引蘇格蘭人入侵,還唆使軍隊燒殺搶掠等。他明知戰爭會造成雙方軍人的大量傷亡,仍一意孤行,對此國王應該承擔個人責任。因此對國王的審判,不僅基於“血債血償”的宗教教義,也基於普通法中“煽動他人犯罪”的考量。

《軍隊抗議書》標誌著對查理一世的聲討進入一個新階段——要求法律正義的審判,對國王的罪行作公斷,也是威懾未來的統治者。

在宗教層面,以約翰·庫克為代表的清教徒為審判國王進行啟蒙式的闡述:君王並非上帝命定授權,而是脆弱無知的人們渴求明君,自己創立的結果。君主制是暫時的、罪惡的,由一人統治眾人的政府,為上帝所厭惡。選舉制產生精英統治無知者是自然的規律。 “一個自由的民族無需將自己置於任何必朽壞的人之下。” [14] 上帝仍允許君王存在,就如允許世界上有罪惡存在一般。

既然審判具有正義性,究竟該怎麼審判呢?

審判的合法性

對查理一世的審判毫無先例可循。雖然《大憲章》有同儕審判君主的權力,但實際上至尊的國王是沒有同儕的,而且沒有一個法庭可以審判國王。

查理遭軟禁時,被軍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激怒,堅信沒人可以與他相提並論。但有一點他或許壓根沒想到,作為敵對軍元帥,對他最簡單又合法的審判方式就是交給軍事法庭,審判後立即槍斃。但軍隊選擇了傳統抗辯程序的公開審判,這意味著審判國王必須在上帝眼皮底下,秉持公開公平正義的原則進行。 “這不僅是為了遵守普通法傳統,防止未來的暴政,更是為了讓全世界見證他們所進行的是正義的事業” [15] ,讓歷史去評判。

下議院開始彙編審判國王的“條例”(Ordinance)。之所以稱之為“條例”而非“法案”(Act),是由於戰爭期間,議會通過的條例都未經國王同意。該條例“宣告”英格蘭國王為了征稅,對議會和人民發動戰爭是叛國罪。但該條例遭到上議院的阻撓,因為即使戰爭真是國王發動的,當時的英格蘭也沒有一部現行法來判定國王這一罪名。
下議院必須要找到合法性依據,來支撐其不經過國王或上議院同意就可以立法的權力。終於,在“代表政府”這一概念裡找到了合法性的基石。

上帝之下的人民是一切正當權利的來源。人民同時也宣告,人民選出的下議院代表人民,擁有國家的最高權力。此外,人民宣告任何下議院制定和公佈的法案具有法律效力,體現了全國人的共同意志,而無需獲得國王或上議院的同意或協助。

上述宣告是近代歷史上第一次由立法機構明確提出了民主的原則。直到今天,英國下議院是直接選舉產生,法案在下議院三讀通過,上議院反對無效。首相領導的內閣只對下議院負責。 [16]

有合法的法案作支撐,加上查理勾結保皇派和歐洲天主教勢力發動第三次戰爭迫在眉睫,被人嘲笑的“殘缺議會”,決定將查理一世交付審判。法庭將使用普通法,允許他公開辯護,檢察官必須證明他是有罪的。因此,檢察官人選尤為重要。

誅殺暴君者

如何給對自己人民發動戰爭的國王定罪,這事放今天有法可依,也有先例可循,但400年前的英國,是一盤不知該怎麼走的棋局。必須要有領軍人物,才能打開局面。他們要具備力透紙背的法律功力和虛室生白的超凡智慧。

查理一世的死刑令 圖源:https://www.magnoliabox.com/products

肩負重任

約翰·庫克具有出色的法律才能,分析問題鞭辟入裡,是追求至善至美的清教徒。他為“自由的李爾本”辯護時,提出“自己做自己的原告,與自然法則和國家法律相違背”的新觀點,這種反對自證其罪,就是著名的“沉默權”(the right of silence)。這一規則用於保護公民權利沿用至今。

庫克“把自己想像成耶穌的使者” ,他對查理一世苛政的基本觀點是:

  1. 所有人生而自由;
  2. 人的才能生而不平等,“睿智的人統治無知的人”;
  3. 所有正當的權力來自上帝,上帝將權力通過人民授予國王的政府。但上帝厭惡權力至上的“暴君”,人們可以擺脫暴政統治;
  4. 上帝只認可公正理性的政府;
  5. 英國人接受王權統治是基於一個契約:君王制定新法律必須召開議會。如果國王獨斷專行,置人民於危險境地,議會有權徑直實施新法。

庫克的部分觀點,實際上比洛克《政治論》中關於自然法、權力來源和社會契約的理論早40年,比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早了近120年。

才華橫溢的平民律師約翰·庫克,先是被任命為法庭官員,後來被任命為副總檢察長,為總檢察長的發言做準備;威爾士首席法官約翰·布拉德肖被任命為法庭主審。
在審判國王的準備階段,當時“兩位掌握國家司法大權的大律師,一道急匆匆地出了門”,因為害怕而外出避風頭;隨後總檢察長也以病重為由退出。此時,所有重任都壓在庫克和布拉德肖身上,“這兩位大無畏的律師,推動整個局勢的發展”。 [17]

他們挺身而出完全“出於一顆謙卑的心”,儘管他們處於人身危險中,但堅信這麼做是對祖國和上帝應盡的責任。布拉德肖“在他的寬檐帽上裝上了一圈鉛,以保護他的太陽穴免受步槍射擊——這頂帽子至今陳列在牛津的艾希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 [18] ,而庫克則“如同參加婚禮般歡喜快樂地上路了”。

如何定罪

《弒君者》一書對這裡有詳細入微的敘述,在此摘錄書中精彩內容,仍不免掛一漏萬。

庫克作為副總檢察長,在總檢察長病辭後,責無旁貸地肩負起控告查理一世的重任——他必須設計出一套公平合法、成熟得體的方案。由於審判日定在1649年1月20日,按法庭的請求,他必須在一周內的1月19日前完成對國王的公訴書。

早在1648年2月份,議會曾公開一份控訴書,詳細羅列國王的罪狀,表達議會對國王不再信任:

失守拉羅謝爾(La Rochelle,France)、出賣法國新教徒;用船舶稅壓榨人民,售賣王室專利權;解散議會實行個人獨裁,對正直大臣施行鞭打、劓刑、火燒、割耳等酷刑;與保皇黨合謀釋放斯特拉福德,並引入愛爾蘭天主教軍隊挑起與議會的戰爭;抵押王室珠寶,試圖在瑞典、丹麥和荷蘭僱傭軍隊再次挑起戰爭等等。

3月份,國王秘密與蘇格蘭結盟,由蘇格蘭派兵入侵英格蘭的秘密“盟約”被曝光,再次證明國王決意與自己的人民為敵。

但是,大多數律師認為“叛國罪”不適用於查理的種種罪行,因為“叛國罪”是指對國王的不忠,並不適用國王自己所犯的罪;另外,雖然憲法允許當發現國王損害公共利益時可以被責問,但國王罪行的性質不明確。審判國王,現在獨缺罪名。

暴政罪-——庫克的指控

1月19日,約翰·庫克在特別委員會面前宣讀了三遍公訴辭後,謄寫在羊皮紙上並簽署了自己的名字。

公訴書的標題是“關於嚴重叛國罪及其他嚴重罪行的公訴辭”。在公訴書裡,庫克開創性地提出一項罪名——暴政罪。

庫克首先提出君主統治的合法性原則,以此作為公訴書的法理依據,宣告查理·斯圖亞特:

受委託行使的有限的統治權力是國家法律授予的,並無其他來源。自他接受託付時起,就應踐諾為人民謀利益的誓言,履行維護人民權利和自由的職責。

這是一項全新的概念,表明君主的權力是基於人民的信任與託付,且僅能為人民自由和利益而行使。這個論點完全跳出了人們頭腦中“君權神授”的框框,把人民的福祉放在了君主及其寵信者的利益之上。按此原則,一項政策是否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是每個人的主觀問題,而導致10餘萬英國人民死亡的內戰的政策,無論如何是不符合促進公眾利益標準的。

接著控訴書列數了查理暴行的根源:國王為個人野心而非公共利益對本國人民發動侵略戰爭;其無限制的統治權力完全出於自己的專制霸權,並無任何法理依據;他剝奪了人民最寶貴的基本權利——參加議會尋求救濟的權力。

所有這些構成了國王的犯罪意圖,致使其蓄意賣國、對議會及其代表的人民發動了戰爭,因此,查理·斯圖亞特是導致這個國家無數自由人民被殺害的罪魁禍首。

在那個國王權力至高無上,“國王永遠不會犯錯”的年代,約翰·庫克如何證明查理上面所有行為構成犯罪?

庫克巧妙地避開了第一次內戰,因為大家對究竟哪一方首先挑起戰爭有爭議,而是直接切入第二次內戰。公訴書控告國王“通過在這片土地上製造分裂、結黨叛亂、聯合國外勢力入侵本國等等邪惡手段,再次發動反對議會及其本國人民的第二次內戰”;包括查理正在醞釀第三次戰爭,也被列入公訴書。因此,國王是無論如何無法把罪責推給他人,而是作為指揮官負有直接責任。

庫克的結論是,鑑於被告承擔的指揮責任,完全可以被稱為“暴君、叛國賊、殺人犯、英國人民公敵”:

查理·斯圖亞特一手製造並推動了上述血腥殘酷、天理難容的戰爭,……他必須對這些戰爭中所發生的所有叛國行為、燒殺搶掠以及其他一切對本國造成的破話和損失承擔責任。

庫克的控訴是強有力的,它公告公眾:儘管對是否應該審判國王有分歧,但國王對兩次內戰造成的人員傷亡和損失必須付首要指揮責任,這一點鐵證如山。

接著約翰·庫克把火力集中在暴政這一罪行上,因為暴政罪的指控,其意義要大於叛國罪和殺人罪,國王“一旦違反國際公法或自然法,對其採取武裝反抗甚或侵入該國都是正當的”。庫克指出,一個國家元首為了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開始有計劃、大規模地壓迫他的人民,構成了暴政罪。他例舉國王解散議會、逮捕異議人​​士、對不公和腐敗封言禁聲、按需索取、勾結外國勢力等等,無一不是暴政的證據。庫克認為暴政罪就是絕對統治者在轉變成暴君過程中所犯下的罪行,表現在其固執地要擺脫任何制約其權力的,比如議會、獨立司法機構等其他民主力量,實行專橫的專制君主制。此時,人民有權對其予以逮捕並交付審判。

庫克也論證了查理罪無可赦。如果他的行為是由於能力不足,或者確實對人民的福祉有誤判,則可得赦免或讓位;但如果他的不當行為是出於攫取絕對權力的動機,對他的刑罰應是死刑或廢嫡。

處決國王 圖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Execution of Charles I

庫克的控訴書不僅是一份嚴謹的法律文件,也是對專制君主體制必須滅亡的深刻闡述。庫克主張人民可以隨時擺脫專制君主政府,因為其實際上是不符合理性的政府,其本質是奴役人的靈魂、製造出一群弄臣媚奴。 “上帝允許其存在,卻不表示贊成。”上帝和國際公法容忍君主政府存在的前提條件是君主沒有濫用其手中的權力。

約翰·庫克上述的原則和觀點,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重大變革。他將國際公法、上帝律法和英國國法在審判國王的案例裡融會貫通、嚴絲合縫、一氣呵成。其目的是警告任何暴君,可以隨時被繩之以法。庫克在《國王查理一世審判案》一書的後記中這樣寫道:

所宣判不僅是一個暴君的死刑,同時也是將暴政送上斷頭台。因此,如果法官中有人變成暴君或依法同意建立任何形式的暴政,或妄圖殘忍地破壞及奴役本國自由人民的良心、身形和財產,則他們也同時對自己宣判了死刑。

1649年1月30日下午兩點整,查理一世踏上斷頭台。行刑時無人反對也無人打斷,人們似乎還未反應過來。此後的日子,人們各忙各地過自己的日子。

11年後的1660年,復辟王室查理二世的法庭判約翰·庫克死刑。平民身份的死刑是個極其痛苦的過程。庫克被絞刑後未斷氣,刑吏砍斷繩索,剝光他的衣服,用鋒利的匕首割下他的生殖器,將灼熱的螺旋錐插入庫克體內絞出內臟,用火灼燒,庫克停止了呼吸。他們取出他的心臟,割下他的頭顱,分割軀體,釘在城樓上示眾。
庫克臨刑前最後的話:

“我相信,在我死後還會有無數個來自天國的殉道者為這一事業前赴後繼,上帝將賜福於他們,使他們不再忍受痛苦與煎熬。仁慈的主啊,我將投入你溫暖的懷抱,請讓我投進你那無盡的榮光中吧!”

結語

1660年王室復辟後的英國,已然回不到查理一世“君權神授”的專制統治年代,國王不得不與強勢的議會妥協,謹慎地行使其有限王權。國王與議會的角力也從未停止,直到1688年發生了一場不流血的議會政變(光榮革命),誕生了《1689年權利法案》,標誌著英國君主立憲制真正形成。

約翰·庫克的理想在他死後29年終於實現。

人類歷史就是這樣,被無數個像約翰·庫克這樣的小人物奮力地往前推進一大步,也在被屠戮被消滅中無奈地倒退一小步。但人類依然堅守信仰,艱難地前行。今天的中共國,也走到了像400年前英國那樣的歷史關口。
(全文完)

參考文獻:

[1] 亨利八世

[2] Puritanism

[3] 《弒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36頁

[4] 《弒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18頁

[5] 《弒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41頁

[6] 現代政治思潮报告

[7] 《弒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45頁

[8] 《英國史綱 1640年-1815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62) 第57頁

[9] 《弒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48頁

[10]  THOMAS WENTWORTH, first Earl of Strafford (1593-1641)

[11] 《世界文明史簡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 第254頁

[12]《弒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92頁

[13]《弒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133頁

[14]《弒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128頁

[15]《弒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134頁

[16] 两院制

[17]《弒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135頁

[18]《弒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146頁

[19] 让“反人类罪” 首次成立并弑君的先驱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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