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共有我】不甘平庸的凡人(下)

作者:文紙鶴

編輯:翼族

圖片來源:墨爾本雅典娜農場設計組

【前言:本文分上下兩部分,是作者根據一位長輩的親身經歷回憶而成。長輩今年已80歲高齡,站出來敘述自己的經歷,並不是抱怨,而是為了見證中共的邪惡行徑。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為滅共增添一根稻草,為爆料革命搖旗吶喊,讓子孫後代在遵循靈性的社會生態下生活,我們期待正道主義的新中國聯邦光耀中華大地!】

【滅共有我】不甘平庸的凡人(上)

四、接受專業培訓時期

剛過一九五九年元旦,大躍進運動已經由農業公社化延伸到了工交電行業。上級要求高舉三面紅旗,以大躍進速度在春節前竣工關中電網。黨支部書記張指導員開會動員,孟主任代表施工班表決心:一定圓滿完成黨交給的光榮任務。現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每個人發言時加的那些副詞和形容詞,非常得好笑。動員大會後,大隊人馬乘火車趕往工地,那時火車速度慢,上車下車到咸陽時天已黑了,渭河灘上佈滿了土法煉鐵的小爐子,地上一片火海,空中煙霧裊繞,一派全民動員大煉鋼鐵的景象,當時報紙形容這是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轉眼春節到了,大部分人員都回大本營過年去了。一天太陽暖和又恰逢停工休息,我約了小伙伴們逛藥王廟,傳說是孫思邈在耀縣城外的東北半山腰上修行時留下的遺跡。但是我們費勁爬上山,看到卻是窯洞房屋破敗的景象,沒有藥王的神像,不遠處是水泥廠的採礦炸石場,到處都有飛來的碎石塊,大家掃興而歸。水泥廠是東歐社會主義民主德國(東德)援助的,那時稱社會主義陣營兄弟國家,是援華的156項工程之一。而幾十年後的今天,這裡又是另一番景象:亞洲最大的水泥廠不見了,藥王廟香火旺盛,還有陶瓷藝人在往日炸石的採礦處辦起了耀州瓷藝術作房​​,還有一處叫照金的鎮子,成了紅色教育旅遊的景點。

有一天,工人師傅們正在加油大干的時候,聽說有外國專家到變電站來了。孟主任小聲對我們幾個小傢伙交代:不許跟著看,幹自己的活兒。外國專家看上去是標準的洋人,細高個兒藍眼棕髮,有翻譯隨身,他走到黃師傅身旁說了句聽不懂的話,翻譯說:專家問你辛苦了。黃師傅微笑著點一點頭。專家又通過翻譯問陪同參觀的孟主任,電站啥時候能供電?孟主任含糊其辭地回答:快了。專家不解地聳聳肩……專家一行走了以後,大家和黃師傅、孟主任開起了玩笑,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外國人,但卻不可能有直接交流的機會。

大躍進計劃是一月工程竣工,但是由於電網的主要設備——110千伏的大型油開關等遲遲不能到貨,工期拖了數月。現場只能留少量人員施工,我們全體學員回大本營組織學習。剛開始,上級要求我們反復學習《人民日報》社論,鼓足乾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到了後來,又有人主張要加強文化與專業理論培訓。大躍進己經過去了六十年,到今天幾乎所有人都說那是荒謬的,但卻很少有人真正吸取慘痛的教訓,造假現象依舊氾濫,指標大躍進,統計報表造假。前些年提倡“短平快”,這些年又有“彎道超車”,聽起來都是投機取巧式的大躍進。

學習班結束後我回到施工班,孟主任喊住我:聽說你考試成績好,試驗室要你過去,等馬主任從上海回來你就去報到。不久,馬主任從上海採購儀器設備回來,我和另外四人被叫去幫忙搬儀器箱子。第二天早晨到工作室後,馬主任分別叫我們去見面和問話,我一進去馬主任就用疑問眼神看著我,先問我叫什麼名字,又問考卷是你答的嗎?我答是。主任為求真偽又當面出題考我,那是上次考試以外的歐姆定律題,應用公式,列方程,計算結果,我都答對了。主任又問我是從哪裡招進來的?以前上過專業學校沒有?我一一作答,告訴他我初中畢業,沒上過專業學校。主任又問,電工原理怎麼學的?答:自學,還有在工地上跟西安交大的學長學的。這時主任表情才緩和下來,說:看你這麼小年紀,不可能進過電校。我也慢慢放鬆下來。問話結束後,回到五位中間,趙師傅摸摸我頭說:小傢伙過關了。

接下來,馬主任為我們進行試驗室專業培訓,從電流、電壓、功率表等基本原理與使用注意事項,到電橋原理與操作等等,以及電站設備性能、特點,檢驗項目、標準等技術規範,最後還講了檢驗人員職責,真實填寫試驗報告,與四位舍取工程誤差等等。這是一次終生難忘的專業技術培訓。

馬主任帶著我們為電站現場檢驗做準備,因為現場大型試驗的時間和空間有限,必須將試驗方案提前製定,並且將各種不同的試驗電路進行歸納和簡化,可以相互切換,製作成可操作的接線板。同時我們還要編寫試驗方案、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項。這些學習和鍛煉為我後來獨立或集體完成一些項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馬主任的帶領下,我們連續完成了兩個高壓變電站的新設備安裝與系統的調整試驗。上級表揚馬主任帶領我們幾個學徒完成了技術難度高的檢驗工程,當時西北電網的技術權威機構——電力中心試驗所(後為電力科學研究院)稱讚馬主任帶領的試驗室“低學歷勝過了高學歷”。

試驗室馬主任自從第一次和我見面問話後,每次有動手動腦的活兒總帶著我。比如,測試大型開關的動作時間與斷開時間,測量繼電器瞬動與延時特性,耐壓試驗的控制與保護等等,這些都需要製作現場操作使用的電路板和測控箱,在他的指導下我都完成了任務並學到了很多書本上沒有的知識,這些知識讓我在後來解決不同的設計方案中都得到了應用。我想我工作中這種勤奮和好學的精神,就來自於老奶奶從小對我的家庭教育。

五、正式的電校學習時期

一九五九年冬,我又迎來了一次人生的轉折。馬主任知道我是被電校錄取卻又因為家庭原因被排除在外後,有一次問我:如果有機會讓你再去讀電校,還想去嗎?我回答:去,還想去上學。而這一年的初冬,馬主任終於和校方聯繫通了,學校同意接納並把我安排在電校附設的調幹班。

五九年至六零年是全國大饑荒時期,每個人都為飢餓傷腦筋,我有三十多斤的糧食定量,單位還發點生活費,要比普通電校生的狀況好些。一個星期日我去逛街時,看到一個電器修理店裡師傅正在修理電動機,背牆的地上放有幾台電子管收音機,再過一周去看時發現它們仍舊放著沒動,於是我討好地叫著師傅,跟他說我是電校學生,若他沒空的話我可以幫忙修理。那位師傅開始根本不拿正眼看我,還用西安話說:哪兒的娃子不打你,去哪兒玩去。沒談攏,我回學校了。那時我己經在《無線電》雜誌上學到了電子管收音機的一般故障及維修,胸有成竹地想實踐一下。又一個星期天,我準備好器件和工具,再一次到師傅那兒找活兒,這次師傅正面看我了,他問:你娃真的是電校生嗎?答是。真能修?我說,師傅你看,東西我都帶來了。師傅說:你娃別聾子治個啞子。我向師傅保證:修不好我賠,修好了算我學習。師傅說:修好沒工錢你還乾?我說:幹。

談判難,幹活卻不難,實際情況和我估計的差不多,帶去的備件用上以後三台收音機很快就哇哇開始說唱了,師傅投來了讚賞的眼神。我收拾好工具出門,師傅問:真的不收錢?又在後面喊著,你娃還來呀……走好遠了,腦子裡還有“你娃還來呀”的回音。這次,我體會到誠心可以打動人,於是星期天我又帶著備件和工具去了,還沒進門師傅就微笑著說,娃你來啦!進門一看,上次修好的收音機不見了,又多了幾台放著。打開檢查,這次故障各不一樣,我帶來的備件只能修好兩台。中午時候師傅讓人端來了一碗粥、兩個饅頭,還有一小碟辣菜,我因為沒有糧票推託不吃,師傅說:娃,不要你的糧票,知道你們學生娃定量低,吃吧!乾了一上午的活我也餓了,於是也就不客氣了。

師傅聽我說話不是西安人,問,你家啊嗒(哪裡)的?吃得飽不?答:過去吃得飽。又問,十幾了?答,十七。師傅進一步問:你家有人在西安?答:沒有,考學來的。師傅又問了一些怎麼學會修無線電的,我一一回答。師傅說:一人在西安也沒親人,天冷不容易,我自己只會修電機,不會修收音機,以後每星期等你來。師傅還說,來了中午飯歸他管,而且不管修多修少一次給我兩塊五角錢。我好高興,差點叫出來,行啦!行啦!師傅說,那送來的收音機我都收下,等你來修。我回答師傅保證一定來。從此,每月差不多有十塊錢收入,還可以不要糧票不花錢吃頓飯,非常滿足。後來我才知道,偌大一個西安市只有一家廣播電台服務部,而且只為一定級別的干部修理,民間幾乎沒有公開營業的無線電修理店,因為有文件規定五燈以上的電子管收音機是被政府管控的。

那時的西安電校老師非常優秀,學問和專業水平都很高,授課可以從基礎理論講到“之所以然”,並能舉一反三。我感覺每次聽完講課,立馬就可以回到試驗室進行驗證。那時的西北電網,不管走到哪個單位,主將差不多都來自於西安電校,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不下國內名高校生。而對我有知遇之恩的馬主任,就是早期從西安電校畢業的。

五六十年代的物質條件非常匱乏,但是艱苦的條件使人奮進,去追尋真才實學而不圖虛名。如今網上常有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大的回憶文章,我常常將這場國難與我在大饑荒年代就讀西安電校的時期聯想在一起,那時的他們和後來的我們好像都有著一種使命感藏在心裡,想要去實現什麼、突破並改變什麼。然而中共長期的“螺絲釘”教育,最高的專業境界就是把自己拼裝成一台讓別人好使的工具,人的好奇心和想像力不見了,這不是我進電校的目的。西安電校在長樂路上,它的南面不遠處是陝西工業大學,再往南就是著名的西安交通大學。一般步行半小時就到交大了,他們那裡有一流的實驗室,每學期都有專業權威的教授上大課,就是那種有二百多個座位、前低後高的大教室,外校生和非專業生都可以去聽課。我曾經去聽過鍾兆麟教授的大課,那是一次跳出課本限制,既充滿想像又緊扣基礎理論的課程。我也曾去過交大的實驗室,後來有機會到北京進行專業進修時有一天我約上了同學前往椿樹莊的電力設備製造廠,聽華羅庚教授講《統籌學》中的“優選法”,他所倡導的黃金分割點0.618啟發了我。

人們常問,讀書的目的是什麼?現在普遍回答是找個好工作,多掙一點錢,這也沒錯。但我想提醒人們的是,讀書可以使人產生智慧,使人理智,使人獨立思考,有創新慾望,能正直做人。

六、大饑荒年代

一九六零年大饑荒蔓延至全社會,人們見面大多談論吃食,西安電校的學生們同全國人民一樣也經歷著飢餓的折磨。按規定,西安市中等專業學校的學生糧食定量每月三十斤,食油每月四市兩,除年節有肉食供應外,平時根本見不到一絲肉星,有時甚至連油也沒有,只能白水煮青萊。大部分學生的年齡都在十八至二十歲之間,正是需要吃飽飯長身體的階段,可是學校每日三餐,早餐二兩糧食,中餐和晚餐各四兩,有的月份大有三十一天的話就只能精打細算了,每天從一斤糧裡扣一點點好讓第三十一天有飯可開。

一次坐火車,聽座位旁邊幾位農村幹部模樣的乘客嚮往著吃上一大碗油潑面,那種飽著肚子的幸福感受。現在回憶起來就像張藝謀導演電影中,那常常出現的端著老碗、蹬在太陽坡里狼吞虎咽認真吃飯的場景。在單位裡常見有人數著飯票,還不到開飯時間就盤算著去食堂買什麼樣飯菜。在那段飢荒的年景裡,人們最大的幸福就是飽飽的吃上一頓可口的飯,吃飯問題成了每個人的頭等大事。

一天,傳達室師傅電話找我,說門口有老家人來找我。見面似是新搬家周圍的鄰居女孩,逃難經西安去新疆投親,又飢又餓也沒了路費。小女孩一口一聲三哥的叫著我,我把她帶到食堂買飯讓她吃飽。小女孩又跟我說,在西安轉火車但是沒錢買票,向我哀求路費。這是我到西安後頭一回遇到家鄉鄰里的困難相求,我心裡想著老奶奶要為人解困救急的教誨,腦子裡還閃過爺爺為人擔當的樣子,最後我把那女孩送到火車站,買好了去新疆的票。當晚小女孩上車後,客走心安,那年的我十九歲,笫一次有了當大人的自豪。火車票花去三十多元錢,差不多是我過去兩年所有的積蓄,但是有機會幫人解困,心裡還是有些小得意。後來我寫信把這件事告訴家里大人,媽媽稱讚我做的對,因為我們都是善良的人。

那兩年常有人得浮腫病,主要就是飢餓,後來據說因為中央的“重視”,每月每人發二斤黃豆補充營養,但是在西安黃豆卻變成了黑豆。黑豆很難加工食用,我們這樣一群單身小伙又能到哪裡去煮?有兩位同事想了個辦法,找兩根廢舊的鋼鋸條,中間夾一絕緣物,兩根鋸條平行捆挷,再引兩根有絕緣外皮的導線插頭,把黑豆放在臉盆裡加水,再將做好的鋸條放入,插上電源,不一會黑豆就煮熟了。二位發明的鋸條加熱法很快傳到其它宿舍,大夥兒如法泡製。後來因為不安全,張師傅又想辦法到他家加點豬肉皮煮,我們宿舍幾位把領到的豆子都交給了他,這樣差不多每週能吃上一次煮黑豆,最後我們都幸運的沒得浮腫病。

然而,即使面臨如此的大饑荒,政治上大家還是繃著一根弦。記得有一次,大家一起撿菜葉時又凍又餓,我謙虛地說:請大家幫忙真是得不償失。一位朋友連忙制止我:千萬不能說“得不償失”。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黨員聽了廬山會議的文件傳達報告,報告裡批判彭德懷說過的一句話“大躍進、大煉鋼鐵得不償失”,於是這個成語也成了禁語,按照現在的說法叫敏感詞。

七、人生感悟

一九六二年至文革開始,是我二十歲至二十四歲的年齡,我的人生單純向上,憧憬著美好未來。在我周圍有著正直善良的師傅和朋友,處處向他們學習。能進入電校學習是單位送去的,我也懷著感恩之心回到試驗室努力工作和學習。那時一起工作的都是我的良師益友,我們同住一個宿舍,工餘時間爭論著專業課題,有時也議論報紙時政和社會現象,大家對善惡是非的認識基本相同,各位正直做人互不設防,那是一個人際關係良好的環境。

我加入工人階級隊伍,首先要從填寫表格開始,表示與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限,用周恩來的話就是“主動背叛反動家庭,從思想上認識剝削階級本質,時刻記往改造思想……”我雖然填表與家庭劃清了界限,可內心還是認為爺爺奶奶和父輩們遭鬥爭被整治是冤枉的,他們不但沒有剝削壓迫別人,印像中他們還寬厚公正待人,總是讓利於人,根本不是戲中所演的黃世仁和南霸天那樣。各位逝去的老輩人都是好人,然而在當時這些想法只能深藏在心裡。

中共理論上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通過鬥爭實現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公平正義、人人平等、生老病死有保障的社會,對這些我內心當然是擁護的,並且認為眼下的工作就是為了實現未來的社會主義,所以對隨之而來的各項政治運動也就認為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了。年少單純很容易被洗腦教育成這樣,照理說如果真的像中共所說的那樣,那以前所付出的代價也算值了,只可惜中共現在又回到了以前剝削和壓迫人的時代,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到了上世紀的六十年代中期,中國擺脫了大饑荒的特別困難,社會上慢慢寬鬆起來,市場上也有了久違的精緻點心賣,但是不收糧票的話價格貴的出奇,一般是收糧票的五至十倍。也開始有品質好的日用品賣,只是也要工業品券,自行車和縫紉機這些大件等都要憑票證才買得到。全國工薪階層都實行票卷的發放,金額大約是工資的百分之三,目的是限制社會的購買力。那時如果有人要結婚就要找同事好友湊許多才行,我和其他兩位朋友就常被人領走去為結婚購買禮品,現在想來也挺有趣的。

在那個年代裡,糧票就是無價證券,甚至比錢還重要。正如有的經濟學者所說,有需求就有市場。於是,就有人倒賣糧票、布票和工業品券,我就曾遇到倒賣糧票的人,因所謂的“投機倒把罪”被判刑十年,直到糧票作廢才被釋放。北京有部電視劇《小井胡同》,裡面就有一位教書先生因為看見學生飢餓無法上體育課,畫糧票而獲刑的情節。那時北京有些生活無著的人,就靠倒賣工業券和全國糧票謀生。毛在北戴河講話說:三自一包,自由市場,恢復自留地等四大自由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一切工作政治在先……處處講階級鬥爭。

人,是有思想的。生下來就哭,不甘平庸。從小就好奇心,常打破砂鍋問到底,還問砂鍋哪裡起。一個人通過教育和學習去完善人格,因為好奇心與思考從而獲得了智慧,並創造奇蹟。可是中共長期的”螺絲釘”教育,卻使人成為一個工具。中共的九年義務教育附加了這樣或那樣的規定,並不是無條件的義務教育。到了現在,因為高額的學費,教育行業又淪為市場經濟,堂而皇之的將“教育市場化”。上大學的高額學費要讓家長或個人“投資”,使學生不得不為了賺錢去選專業學科,學校為了賺錢虛設專業,學生要么畢業後努力賺錢還債,要么畢業即失業,於是學生成了產品,成了被人使用的“螺絲釘”。

我常自問:我這一生,文化、修養和價值觀是怎樣形成的?簡單的說,家庭傳統教育、學校文化與專業教育,還有走上社會後受師傅朋友們的影響,從他們身上我吸取了獨立生存和為人處事的精髓,還有那一場場不停的政治運動也敲打著我,讓我循規蹈矩小心做人。但是歸根結底,還是有一種向上和向善的精神融在了我的血液之中,而這來自於我的祖祖輩輩們。

(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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