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反人類系列】(一)“紅朝”初年的血雨腥風

五月花寫作組 | 作者:BLACK5 | 編輯:文合 | 美工、發稿:滅共小宇宙

底圖來源:sickchirpse.com

2021年1月19日,美國前國務卿彭培奧先生於即將離任之際發佈公告,定義中共為種族滅絕、反人類組織。此舉一出,猶如雷霆萬鈞,為中共打開了通往地獄的大門。中共統治中國逾七十載,其所作所為是否與上述定義相符?不妨追溯過往,看看中共反人類之路上的斑斑劣跡。

中共竊權建政初期,興起“土地改革”運動,毛澤東指示將打擊對象定為人口的百分之十,沒收地主土地,將農村人口劃分為不同成分、等級,從政治、經濟上徹底打倒農村精英階層,毀滅農村傳統社會管理秩序,從而牢固其對農村的掌控。在此期間,中共摒棄平和穩定的調整方式,轉而倡導暴力解決,土改工作隊幹部普遍鼓勵農民打人,甚至親自參與,大量無賴流氓成為“土改”急先鋒。

蘇南農村受打擊者慘遭諸多傷害凌辱,被打、被吊、強迫下跪、被扒光衣服;河南一個多月內逼死人命案件便達40餘起,蘭封縣瓜營區在20天裡逼死七人;廣東地區濫殺嚴重,流行“村村流血,戶戶鬥爭”口號,各鄉制定殺地主指標;廣東西部僅1953年春季被迫自殺即達1156人;晉綏地區的土改惡劣事件更是令人髮指,鄉長被捆樹上,其骨頭被人用樹皮刮出,慘死路邊。

據有關學者估計,整個“土改”過程中,非正常死亡人數達100萬至470萬人,被劃分為地主成分的國民飽受慘無人道折磨,其中女性被強姦、輪姦、性虐待時有發生。

與“土改”運動同一時期,中共又掀起“鎮壓反革命運動”。1951年1月間,毛澤東先後對多地下達殺人指標:上海地區1年內至少殺掉3000人左右,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廣東地區已殺了三千七百多,再殺三四千人,1951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南京應殺的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1951年2月間,根據毛澤東建議,中共中央專門討論確定處決人犯比例:“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中共中央號令一出,各地殺戒大開。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一夜間逮捕675人,旋即於次日公開槍決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1050人,25日一天便公開槍決199人。上海市收到毛澤東“逮捕後迅速審訊,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該殺掉第一批,然後每隔若干天判處一批”的敦促後,4月27日逮捕8359人,4月30日一天處決285人,5月9日又處決28人,6月15日一天處決284人,之後每隔數日便處決一批。

在中共中央與地方短短數月的雙向推動下,“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逮捕、處決迅速失控。華東地區僅至1951年4月底,共逮捕35.8萬餘人,處決10.84萬餘人,佔其人口總數千分之零點七八。中南地區至1951年5月上旬,處決超20萬人,接近其人口總數千分之一點五。廣東、廣西兩省至1951年5月初,逮捕18.87萬人,處決5.7萬人,其中廣東僅4月即處決1.05萬人。取得如此卓越“戰績”,中共仍不罷休,貴州地區提出處決人數達到總人口千分之三的新目標,廣西柳州專區要求處決其總人口的千分之五。

1954年,時任中共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其報告中稱,“鎮反”運動共逮捕262萬人,其中處決71.2萬人,佔當時全國人口千分之一點四二。又據1996年中共《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稱:自1949年初至1952年2月,“鎮反”運動共鎮壓“反革命”分子157.61萬人,其中處決87.36萬人。

制定逮捕、處決指標,視人命如草芥,瘋狂野蠻地快抓、快殺,嚴重缺乏明確量刑標準和法律審判程序,如此惡劣情況下,勢必釀成大量冤假錯案。雲南省普洱縣磨黑鎮公安局刑訊逼供,子虛烏有製造“復興黨暴動案”,竟查出“復興黨人”1300多人。1951年4月30日,上海市民陳小毛、張金庭夫婦及其子陳磊全家罹難。抗日名將池峰城率部參加北平“和平解放”,在“鎮反”運動中,因“歷史遺留問題”被關押審查,1955年3月16日死於北京監獄。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先生的父親查樞卿、梁羽生先生的父親陳信玉也均在此期間被處死。朱自清之子朱邁先,早年追隨中共,策動桂北國民政府軍政人員“起義”,在“鎮反”運動中也未倖免,被處死刑。

不難看出,中共在其建政之初發動的上述兩次運動,均明確制定指標計劃,赤裸裸量化打擊對象,而這似乎成為中共特色,在其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不斷延續,給中國人民帶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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