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說歷史:世紀騙局之:1936~1937(西安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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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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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2021年1月20日电/西喜社——

按照中共黨史的記載:
1936年12月12日,以張學良為首的國民黨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多次進諫蔣介石無效反而遭到斥責後,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發動了著名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正確地分析了當時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經過反复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並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前往西安參加談判。蔣介石於24日被迫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隨後,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遭到蔣介石囚禁。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
以上是中共黨史大事記中對“西安事變”的記載。然而和中共黨史中那大義凜然(卑鄙無恥)、義正詞嚴(臭不要臉)的記載完全不同的真實歷史又是如何呢?

張學良其人:
人稱“少帥”的張學良,在中共的宣傳中被稱為“中國近代著名愛國將領”,國內能夠看到的各種宣傳中,張少帥也永遠是以正面形像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裡。然而,真實的張學良卻是個整日花天酒地,看戲、吸毒、四處睡女人的浪蕩公子。
出生在帝王之家的張學良,三次徹底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1928年12月,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東北易幟”,標誌著國民革命軍北伐的結束,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國的統一;1930年9月,張學良《巧電》挺蔣,遭拒後“武裝調停”,徹底結束了蔣與閻錫山、馮玉祥等軍閥的“中原大戰”,挽救了危在旦夕的蔣介石,讓蔣徹底統一了中國;第三次,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1930年張學良“巧電”挺蔣之後,蔣用最高的禮儀迎接張抵達南京,並在中山陵與張學良結拜為異姓兄弟。此外,蔣介石許以張學良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黃河以北的八省三市全部劃歸於張學良管轄,使張學良成為了實質上的全國副統帥。這一年,張學良可謂平步青雲,直抵人生巔。

然而就在短短的一年之後,“9.18”事變爆發,張學良命令東北軍不抵抗的政策,使東北落入日本人之手,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唾棄。 (前面的文章提到過的被中共宣傳為“蔣的不抵抗政策”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張學良在後期的採訪中,親口承認中央政府從未給他發過“不抵抗”的命令,而“不抵抗”這一命令,是張自己下發給東北軍的。)隨後面對日軍從東北而來的不斷進攻,張學良不但拒不出兵,而且在軍費和物資上也不斷的跟中央政府討價還價。與此同時,這位“副統帥”還在軍事上表現出極度的無能,在熱河戰役中竟然以保存實力為由帶著東北軍跑了。熱河省落入日本人之手。熱河戰役後,張學良隨即下野,扔下一堆爛攤子之後跑到歐洲度假(戒毒)去了……
1935年9月,蔣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東北軍調入西北,張學良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
短短幾年,張學良用其輕狂和無能的表現,從萬眾矚目的“副統帥”,直接跌至“剿總副司令”,而其一系列的行為還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唾棄。張大少爺的絢麗人生在這一時期跌至了最低谷。

西安事變:
就在張學良陷入人生最低谷的同時,中共也隨著“長征”的結束,蝸居在了陝北的保安縣(今陝西省志丹縣)。蝸居在保安縣的中共帶著兩三萬人的隊伍(含家屬)要錢沒錢,要物資沒物資,被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圍著,已經到了命懸一線的時刻。

與此同時,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共產國際在歐洲正面臨著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崛起,在亞洲則面臨著軍國主義日本的崛起。 1935年,共產國際督促各國的共產黨與反法西斯團體組成聯盟。而對於中共來說,共產國際督促組建統一戰線的這一策略,正可以有效的緩解國民政府對中共的圍剿。
從1936年開始,中共便在國內宣傳、提倡組建“反日大同盟”。一些頗具說服力的口號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立即對日開戰,停止剿共”等口號在國內廣為流傳,這些口號在愛國青年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時至今日,通過媒體廣泛宣傳、利用口號鼓動民眾,在輿論造勢的掩蓋下,達成不為人知的陰謀,似乎成了中共屢試不爽的“制勝武器”。)

然而,經歷過被中共滲透、內亂不斷的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南京政府,充分認識到了中共的陰險與野心,並沒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略。隨著中共逃亡並落腳到陝北孤地,蔣迫切的想要一勞永逸的消滅他們。於是,蔣便派張學良率東北軍與楊虎城率領的西北軍對中共的根據地發動進攻。
但是,曾經有著中國最強軍力的東北軍(當初的奉軍無論從技術和裝備上來講,在國內都是首屈一指的)到了張學良手中卻變成了“慫蛋”。在最初與中共紅軍的戰鬥中,被紅軍打掉了幾個團的兵力。 1935年10月,紅十五軍團夜襲榆林橋,全殲東北軍第一〇七師4個營,生俘團長高福源。高福源被俘後,被中共成功策反。在高福源的牽線下,中共與張學良建立了聯繫。
在與張聯繫的過程中,中共以打通“國際通道”後共產國際會給予巨大援助為條件,向張學良提出了“建議”:共同組建西北抗日聯軍,由張學良擔任總司令;在得到共產國際的足夠支持(援助)後,成立西北政府,由張學良擔任主席(實質上就是讓張學良造反,在西北建立與南京割據的新政府)。處於人生最低谷的張學良最終同意了中共的“建議”(誘惑),與中共勾兌在了一起。隨後,張學良盡顯的大方本色,中共要錢給錢,要物資給物資。

1936年12月3日,對此一無所知的蔣介石飛抵西安,督促張、楊加強圍剿。 12月12日,張學良發動兵變,蔣介石被囚禁。 12月14日,東北軍、西北軍和中共軍隊組成了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張學良出任軍事委員會主席。

西安事變震驚了中外,國民黨右派將領們立刻飛抵西安,中央軍陸軍、空軍主力部隊也分別向西安進逼,中國再一次處在內戰的邊緣。全國所有媒體、知識分子等無一例外的開始聲討張學良。
(為更好的還原當時的情況,摘抄幾段《張國燾:我的回憶》中原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澤東住的窯洞裡,我們閱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其內容大致是:他曾向蔣痛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蔣則一味拒絕。他不得已實行兵諫,已將蔣氏及其親信隨員妥善看管,促其接納抗日主張,不達目的不止。電報並說即派機飛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來等來西安共商大計,又說他和楊虎城的部隊向西安潼關線集結,希望紅軍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銜接前進,以防不測。
這個突如其來的電報,使我們都大為激動。有的人說:“蔣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說:“張學良確實幹得不錯!”
平素持論溫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竟搶先表示:“現在還有甚麼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傢伙殺了再說。”這時已經回到保安幾天的周恩來較為冷靜,他表示:“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們做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
一直在那裡狂笑的毛澤東也接著表示:“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揚去打頭陣。”我當時雖很激動,但仍冷靜的說:“莫斯科對這件事會怎樣看,我們不妨先推測一下。”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都表示應去電莫斯科請示。於是我們一面繼續談論,準備周恩來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擬致莫斯科的電報。 ”)
我們商討的結果,決定下列各點:一、致電張學良表示讚許,並保證今後行動,為馬首是瞻;二、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三人為代表經延安飛赴西安;三、電彭德懷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挺進,沿途與友軍密切聯絡;四、電在西安的聯絡人員,除對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體意見以外,一切俟周恩來等到後再議;五、周恩來等在西安亦應俟莫斯科回電後再作具體表示。
…………………………
張學良的來電對如何處理蔣的問題,頗表躊躇;對南京的軍事壓力,也頗有顧慮。毛澤東聚精會神在那裡草擬復電,不是尊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便是讚揚他“一舉手便旋轉乾坤”。他的電文內說到嚴密看守蔣時有這麼一段:“我公顧慮周詳,梟雄自難漏網;但誠恐有萬一之失……”說到懲辦蔣時又有這麼一段:“誠如來電所云,蔣某確係賣國獨夫,理應負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應由人民公審……”)

而在中共把這一“喜訊”致電給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俄爹)請示下一步指示之後,這本該“舉杯相慶”的一幕被打斷了。共產國際得知這個消息後,斯大林立即意識到,只有蔣才是中國真正的抗日領袖,只有他在才能更好的領導中國抗日,把日本牽制在中國,從而避免德日兩面夾擊蘇俄的局面發生。
隨即莫斯科便致電中共,並通過塔斯社對外表示:“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在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裡暗藏著日本間諜,利用其野心製造中國的混亂。蘇聯絕不會被這種陰謀利用,更不會給予任何支援,並明確命令中共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中共派周恩來為代表,將莫斯科不會給予援助的消息,委婉的告訴了張學良。張學良表現出了極度的憤慨。但是在周巧言辭色的勸說下,張逐漸恢復了平靜,卻也無計可施。最後,張學良決定孤注一擲的用“西北抗日聯軍”以武力的方式對抗大兵壓境的中央軍。就在此時,中共“變卦”了,與張學良保持了距離,並提出暫緩成立西北政府。這時病急亂投醫的張學良居然天真的給閻錫山發電報尋求支持,在遭到了閻錫山的嚴詞拒絕之後,張學良徹底走投無路了。而在這時,能言善辯的周恩來隨即從幕後轉到台前進行“調停”,而中共的態度也一夜之間從“反蔣抗日”變為“聯蔣抗日”。 “張楊共”三角聯盟徹底解體了,中共也搖身一變成為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調停人。
在周恩來的周旋下,最終張學良同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西安事變。

1931年12月25日,蔣登上飛機返回南京。張學良也自願並執意一人陪同蔣飛回南京“負荊請罪”。
張學良離開西安之前,讓東北軍撤出延安,將延安拱手讓給了中共。而其臨走時,並沒有給他的東北軍進行任何部署和安排,東北軍群龍無首,西安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最終這個由張作霖大帥創建的,曾經有著中國最強大軍力的“東北軍”在張學良離開后土崩瓦解。

最終,蔣信守承諾,允許中共加入到抗戰中,並停止了剿共。而張學良得到了蔣的特赦,沒有丟掉性命,但是在之後的數十年中張一直過著被軟禁的生活。

這便是“西安事變”的真實歷史。

筆者觀點:
如果人類歷史的發展道路“必然”是通向民主與自由的,那麼在這條歷史 “必然”的道路上,“西安事變”便是一種“偶然”。 1936年12月發生的“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改變了世界的歷史。

縱觀張學良的一生,作為民國“第一富二代”、 “第一官二代”的他性格狂妄自大,生活驕奢淫逸,在張作霖死後的幾年之內便丟掉了他父親打下的“江山”,沒多久又丟掉了他父親辛苦攢下的“(奉軍)家底兒”,無疑證明了他是個標準的“敗家子兒”。但是歷史卻給了他“治國安邦”、“青史留名”的機會,他的無知和無能使他和這些機會失之交臂,最終也使他成為了歷史中的妄人、佞臣。
張學良曾經三次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東北易幟”和《巧電》挺蔣,結束了軍閥的內戰、促成了中國的統一,在那個時期他確實是中國的“功臣”。而第三次“西安事變”,他背叛了許其半壁江山,並有八拜之交的蔣,拯救了命懸一線的中國共產黨,從歷史發展到今天的角度來看,他無疑是歷史的罪人。

西安事變挽救了中共,而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角色,也是他們不願意揭示給世人的。 “啖以重利去坑騙’張楊’造反,’俄爹’發話之後便躲在背後鼓動殺蔣,在局勢無法控制之後,便躥到台前去做’和事佬’(我出主意,你去做,闖出禍來,你去扛),陰險狡詐、兩面三刀的本色盡顯!!!”這便是中共在這段歷史中的角色。

這便是這段歷史的真相……

下期: 1937~1945:抗戰中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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