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深度報導: 華為的“狼性文化”和殘酷軍事化管理的真相

圖片來源:大橙報

據德國在線新聞網站“政治網絡”(netzpolitik.org)與其合作夥伴(“信號網絡”- The Signals Network,“每日電訊報”- The Daily Telegragh,“世界報”- El Mundo,“共和報” – Republik)數月的潛心調查研究,曝光了華為的“狼性文化”以及它在歐洲控制其員工的手段。

華為這個世界級的大型公司,雖然不斷標榜自己的成功以及出色的管理文化,但“政治網絡”與其合作夥伴根據內部信息和音頻記錄深入了解其內部的管理機制並分析,還與主要來自歐洲各國華為分部員工交談,發現華為在對待員工方面存在諸多問題,干涉員工私人生活,甚至是違反了人權法和當地勞動法來獲取最大利益,提高自己的商業競爭,來完成殘酷的資金積累和野蠻的全球擴張。

華為推崇的“狼性文化”

華為對待新員工採用一種準軍事化的集訓和洗腦,力求灌輸狼性文化,以像軍人一樣犧牲和奉獻來實現自己在公司的價值。也因此,在華為類似於9-9-6這樣的作息也頗為盛行。礙於歐洲的勞動法,這樣的做法在那裡有所收斂,但超時工作仍然是常態,而且被冠以“自願”來規避所在國的法律規定。

那些願意順從狼性文化賣命的員工有額外的股票獎勵,但是對於那些不願意百分之百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華為的員工,“政治網絡”與其合作夥伴已從內部郵件、錄音和法庭文件中獲悉他們的處境,這些案件涉及法律上不應發生的歧視和解僱。

無論是誰,只要認真聽華為創始人任正非那毫不妥協、戰鬥般的言論,就會發現華為對其真正的公司文化毫不避諱。任正非用軍事隱喻來演說,並自豪地將他粗暴的領導風格稱為“狼性文化”。在歐洲的華為分部也不例外。

肥水不流外人田

在華為森嚴的等級制度中,並不是人人平等的。打個比方,如果把華為比成兩層樓的話,不是來自中共國的員工永遠只能呆在底層——不論他們在官方組織架構上的位置如何。頂層的員工永遠是為那些來自深圳總部的中國人預留的。某華為前歐洲僱員說,對歐洲員工來說,的確有一個“玻璃天花板”,“當你走過公司走廊時,顯然99.9%的管理層都是中國人。”雖然說的可能有點誇張,不過八九不離十。

在華為遍布170個國家的分部中,所有管理層都以中國人為主。華為的17位董事會成員全是中國人。華為德國的大領導也是中國人,只是首席技術官(CTO, Chief Technical Officer)是德國人。而那些僱傭的當地管理層員工基本就是裝點門面用的,就像某華為杜塞爾多夫歐洲總部前員工說的那樣,“每個德國經理背後都有從中共國來的一個影子經理。”而對於“玻璃天花板”和“影子經理”的描述,某華為發言人卻不同意。他表示僅有59%的管理層來自中共國。同時,這位發言人還表示,在某些部門存在“分工明確的雙領導結構”,據他描述,當地經理的工作是照顧當地客戶,發展市場並遵循當地法律。另一方面,中共國的管理層員工形成了自己的中共國管理層。

不管該發言人怎麼花言巧語,根據“政治網絡”的調查,對於在華為工作的非中共國員工,他們適用的是另一套規則。他們接觸的信息較少,並被排除在關鍵內部決策之外。有時在會議中講到關鍵的地方時,管理層員工突然改說中文,無疑豎起了語言壁壘。

對此,華為歐洲強調官方工作語言是英語,根據內部公司規定,來自不同國家的員工必須用英文對話。不過,不少人抱怨很多外籍人士英文很差。

杜塞爾多夫的“中共國小使館”

一位內部消息人士把杜塞爾多夫華為歐洲總部比作“中共國小使館”,因為在那裡,中共國員工窩在自己的小天地裡,與其他國家的員工基本隔絕,基本上就是兩個世界。有的時候,中共國員工晚上一起約飯,“在飯桌上你才能知道公司到底發生了什麼”,而西方員工晚上下班以後不喜歡摻和這些飯局,回家了。

來自歐洲最大工會“工業金屬聯合會”(IG Metall)的烏爾麗克•薩貝爾(Ulrike Saaber)聯繫上了幾位前華為員工。他表示,“那些中國員工紮根在中共國,僅僅是在這里工作而已,他們與外界完全隔離。這些中國員工基本不懂德國法律,所以很難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些中國員工還經常在他們的閒暇時間裡被老闆拉著聚在一起開非正式會議。”而對此華為卻回應說閒暇時間的活動是由有興趣的員工自行獨立組織的。

“海龜”的統治地位

年復一年,華為把中共國的年輕人送到國外。在中共國,那些打算離開家鄉去國外打拼的員工被稱為“海龜”。他們的典型特徵是:年輕,男性,受過良好教育。我們的消息來源表明,華為在歐洲的分部有明確的等級制度。“海龜”顯然佔了主導地位。初級員工壓力巨大:艱苦的工作環境和公司的持續控制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培育了任正非老闆喜歡提到的“狼性文化”。

舉個例子,有一位名叫喬(Joe)的“海龜”,大約五年前,他去了華為瑞士分部。在與“政治網絡”的合作夥伴聊天的過程中,他愛上了一位歐洲女人,然後她懷孕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喬對自己的戀情保密,但他老闆最終還是發現了。有一天,他老闆叫他一起吃晚飯,酒過三巡,老闆突然問他:“你打算跟她結婚嗎?”

然後華為就打算把喬從瑞士調走,喬不同意,於是華為就威脅解僱他。喬還表示,他很擔心自己的安全。在2018年年中,他偷偷錄了一段他與人事經理的對話。“政治網絡”與其合作夥伴看到了這段錄像,通過這段錄像,喬希望證明華為是如何對待那些想要留在國外的員工的。(諷刺的是,在公司網站上,華為承諾為員工提供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環境。)這段錄像中,喬說:“我妻子要生孩子了,所以我得待在這裡。”但是人事經理卻堅持把喬調走:“公司有權決定你的工作地點,你必須服從我們的指示。”喬拒絕了,所以他於2019年春天離職。

“政治網絡”還發現,在華為內部有一份用中文撰寫的名叫“分配和流動性管理規定”的文件,通過這份文件可以發現華為是如何肆無忌憚的干涉員工私生活的。“對於屬於如下類別的員工:已獲得歐盟國家定居身份的、配偶是歐盟永久居民的、資源申請歐盟居民身份的,他們必須盡快離開歐洲。如果不服從,必須被解僱。”華為也承認這份文件真實存在,並表示華為對員工私生活“沒意見”。不過,華為同時狡辯道,這些外籍員工在被派遣至國外工作前就已經知道這些條款了。如果該條款與員工的私生活有衝突的話,“員工必須遵守華為的國際分配政策和員工簽署的相關協議”。又過了幾天,華為某發言人告訴“政治網絡”,關於居留許可的規定不再有效,“政治網絡”繼續追問下去,他卻不想說是自從何時開始不再有效的。

“千萬別告訴別人我在學德語”與性別歧視

嚴苛的公司政策的結果就是整個公司籠罩在恐怖之下。根據“政治網絡”在杜塞爾多夫的消息人士稱,一旦外籍人士開始學習當地語言,不信任就已經產生了。據一位聯繫“政治網絡”的前員工所說,一位現任華為杜塞爾多夫中國員工竟然跟他說:“千萬別告訴別人我在學德語。”

華為還有更匪夷所思的侵犯人權的行為。在華為西班牙分部,一起2018年的法律糾紛顯示華為粗暴干涉員工的生育。原告化名安娜(Ana),是一位華為歐洲外派員工,來自中共國,她控告華為性別歧視。她在華為財務部門高層呆了將近十年,華為把她外派到西班牙,她與一名當地人結了婚。當她想要生孩子時,麻煩卻接踵而至。她不幸流產兩次,於是請了兩次病假。根據法庭文件,華為聲稱安娜的工作效率下降,減了她的年終獎,而且當她開始生育治療並再次請病假的時候,華為直接解雇了她。於是安娜把華為告上了法庭,並贏了官司,法院判定該解僱不合法。而華為某發言人卻告訴“政治網絡”說法院判定的理由不是歧視孕婦,這又被安娜律師提交給法庭的文件打臉:“由於僱員流產請假而導致的削減其薪酬的決定本身已不是暗示,而是直接的證據——證明(華為)由於她不幸兩次流產而產生性別歧視。”

華為對安娜的對待不是個例,而是套路。華為子公司工人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告訴法庭,她知道至少有五名婦女因為生了孩子而被華為解僱。其中三名是中國人。

辭職時必須把股票留下

華為如此粗暴地對待員工,卻鮮有人反抗,這是有原因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華為支付其中國僱員的方式。華為以其“股權激勵”聞名,員工擁有華為99%的股份。廣大員工擁有股份,這樣他們也可以在利潤中分一杯羹。對於員工來說,這樣的模式看上去能讓他們受益頗豐,不過這是有前提條件的:他們得跟華為“步調一致”。而且,員工擁有的股份很大可能是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任何主動辭職或被華為解僱的員工必須賣掉自己手中的華為股票。唯一的例外是長期工作的老員工,只有他們能在退休時真正擁有那些股票。

中共國法定退休年齡是男60歲,女55歲。而在華為,四十五歲左右就退休的華為老員工比比皆是。他們那時一般把股票兌現,然後退休。所以說,當一個外派員工被召回中共國而他/她不願意的話,他們不僅會丟了工作,而且還會丟掉一大筆錢。就像一位在華為杜塞爾多夫工作五年多的前員工所描述的那樣:“華為是一個公司,不是一個監獄:你想辭職的話就可以辭職。不過,這個決定會非常艱難。”

嚴格的輪換原則和僱傭機制

華為對待中國籍海外員工的控制更多更嚴格,包括對公司的忠誠,公司用來加強中國員工忠誠度的方法之一是嚴格的輪換原則,就是以讓員工獲得更多經驗為名,強令員工離開已有的熟悉的工作環境和人事關係,避免員工在國外“紮根”,並獲得歐洲國家的居留權。“公司的內部氛圍是,如果你和當地人結婚並獲得公民權,那麼這就被視為一種背叛。

外國人在中國以外的同一個國家停留不得超過5年。幾位消息人士表示,該公司希望阻止中國員工與東道國發展密切關係。在華為西歐的指導文件中寫道:“在一個國家連續工作滿五年以後,不直接面對客戶的員工無論如何都將會轉移。”而華為的內部文件真正揭示了這條規定的本質:控制員工。“因此,建立該條規定是為了保證來自外派員工服從公司的安排。”

華為偏愛在競爭對手公司有工作經驗的員工

多年來,華為一直被懷疑在西方從事間諜活動。英國、瑞典、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禁止在其5G網絡中安裝華為組件。在美國,該公司幾乎完全被排除在市場之外。去年12月,《星期日世界報》(Welt am Sonntag)報導稱,一名經理曾要求德國員工研究並複制競爭對手的軟件。但是公司否認了這一指控。毫無疑問該公司在中國尋求技術主權和霸權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一本名為《華為的國際化之路》的書中描述道,在華為走向世界的擴張之路中,並不怎麼受待見。

據調查,華為在德國就很喜歡高薪吸引同行有經驗的員工。據華為內部人力資源部門文件顯示,員工信息表格有一欄專門列出員工在對手公司(如思科,愛立信,中興等)的工作經驗,還有一欄專門列出員工在潛在客戶公司(如T-mobile ,西班牙電信等)的工作經驗。根據去年的一份法庭文件顯示,華為把德國員工的個人信息轉給了其在中共國的總部和馬來西亞的分部。據《德國經濟周刊》(WirtschaftsWoche)報導,法院裁定華為應向員工賠償損失,因為華為拒絕回答收集到了什麼樣的個人信息,也不說到底把這些信息如何處理了。

少有5 0歲以上的員工

華為要求其歐洲經理像外派員工一樣遵守紀律和忠誠。但是公司對員工的忠誠卻是欠缺的,特別是對歐洲老員工。“政治網絡”與幾位前員工交流後得知,他們在多年的忠誠工作之後均被華為解僱,唯一的原因是他們的年齡。華為卻好像對自己擁有一支“年輕的工作隊伍”頗為沾沾自喜:據公司網站顯示,2019年該公司總共有19萬4千名員工,僅有2%超過了50歲。如果年長的員工不自願離開的話,華為會絞盡腦汁施加各種壓力逼他們離開。“政治網絡” 表示他們不能把這些案例說的太具體,因為容易把這些前員工的信息暴露,這樣可能會招致華為的法律報復。總的來說,華為為了逼老員工離開,用的手段可謂五花八門:比如說,給員工一些毫無意義的工作,或者乾脆把他們晾在那裡不給他們工作,又比如把他們換到別的部門,或者直接換工作地點。這些穿小鞋的手段目的就是為了擾亂老員工的日常生活,給他們一種華為不再歡迎他們了的感覺。甚至還有前員工抱怨有騷擾行為。

在德國,許多類似事件(華為無故解僱50歲以上的員工)以打官司結束。有一位在華為杜塞爾多夫工作了將近十年的老員工說他聽到一些並不合理的解僱,事先完全沒有通知:“這些都用錢擺平了——華為不在乎錢。他們關心的是’問題’解決了。”在西班牙也有類似的事情發生。2020年11月,馬德里某法院判決華為無正當理由解僱五名西班牙中年員工。法院判決華為年齡歧視,勒令華為向每一位員工賠償兩萬歐元。儘管華為發言人百般狡辯,然而法庭文件顯示,任正非的某演講中恰恰顯示了“到年齡解僱”就是公司政策,因為超過五、六十歲的員工“要花掉公司上百萬歐元的費用” 。所以華為似乎寧願惹官司,賠錢,也不願意改變這樣的僱傭策略。

對工會的恐懼

華為對待員工的方式也引起了工會的不滿。工會成員烏爾麗克•薩貝爾(Ulrike Saaber)表示,在華為位於杜塞爾多夫的歐洲總部建立工人委員會的努力迄今毫無成效。華為某發言人對於此又道貌岸然地表示華為尊重德國當地相關法律,並沒有阻止員工建立工會。“建立工會的倡議在於員工,而不在於公司。”該言論又被薩貝爾了解的信息打臉。薩貝爾表示工會三番五次想要聯繫員工,但是中國員工都躲開了,“因為他們害怕。”連員工都不願意站出來,工會不可能成功建立。對此,薩貝爾表示:“這違反了德國相關法律,因為根據法律,如果一個公司有五名或更多僱員的話,必須成立工會。”

在華為德國的子公司中,僅有一家的僱員能任命自己的代表。2016年,華為從愛立信挖走了數百名員工,其中大多數是工會會員。經過數月的談判和罷工的威脅後,華為屈服了,不得不接受工會集體談判和工會。薩貝爾表示,儘管如此,也未能撼動華為在該分公司的權力結構。每一個德國經理後面都有一個影子中共國經理,管理結構等級森嚴,德國經理基本沒有什麼實權,幾乎事事都要與中共國的人協商。

華為侵犯員工權利、欺壓員工的行為不僅對本公司的員工造成了傷害,而且對整個行業造成了傷害,包括其競爭對手。如果員工的權利得不到尊重,不論是工資還是工作時長,結果是這些公司就會提供更為廉價的產品,通過嚴酷壓榨員工相比其競爭對手獲得價格優勢,扭曲公平市場競爭。在“政治網絡”與其合作夥伴的追問下,由德國社民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簡稱SPD或社民黨,德國主要大黨之一)人胡伯圖斯·海爾(Hubertus Heil)領導的聯邦勞動和社會事務部不想對華為案發表評論。一位發言人提供的理由是他們“不對個案發表評論”。

“不能屈居第二”

華為自身的立場是,獲得機會的唯一途徑是努力工作。它將該公司的文化描述為“成功的關鍵”。然而對於員工來說,這更像是一種榨取和負擔。“如果你不賣產品,你就等著降職吧。”一位杜塞爾多夫的老員工說。對於公司來說,只在乎結果,不在乎原因。另一位老員工把華為的管理哲學總結如下:“對華為來說,不能屈居第二。”

公司嚴格的“狼性”文化是員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據《華盛頓郵報》報導,該公司深圳總部的新員工必須接受為期兩週的新兵訓練,這包括每天早上5點的訓練,竟然還有名字就叫做“洗腦”的課程。據《紐約時報》報導,在華為總部的牆上掛著一副裱好的作品,用中文寫著:“犧牲是軍人的最高事業,勝利是戰士的最大貢獻。”

毛式公開批鬥

“政治網絡”的消息來源一致認為,華為會定期當著所有同事的面懲處其中國員工的所謂“失敗”,在杜塞爾多夫歐洲總部也是如此。通過內部群發郵件,公司有時讓所有人知道是誰在華為看來“行為不當”以及對他們的懲罰。公司要求其經理對員工的失誤負責。在小組內部,經理們把自己當作手下員工的父母。

華為特別喜歡在員工間展開毛澤東文革時常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一位消息人士告訴“政治網絡”,他/她曾參加過一位中方經​​理在招標程序失敗後公開認錯的電話會議。每個參加會議的人都得批評這位經理。“政治網絡”的消息人士表示,他們對此非常不舒服。此後不久,華為將該經理從杜塞爾多夫調回了中共國。

對於文革式的公開批鬥,華為卻恬不知恥地美化道,自我反省是“我們企業文化的重要原則”,有助於改善公司及其產品和服務。鼓勵管理人員在團隊會議中“討論當前狀況”,並探索“改進空間”。

華為的超時工作

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華為採取了一種在歐洲相當不尋常的做法。實際出勤時間經常超出核心工作時間,這與中共國所謂的9-9-6原則一致。華為要求某些部門的員工工作時間長得多。據半官方的公司自傳“華為系列故事”描述道,早先幾年,華為甚至給新員工發毯子和床墊。

在杜塞爾多夫,字面上的官方工作時間是早上九點到晚上六點,不過據某些前員工稱,華為要求某些部門的員工工作更長的時間。有的會議甚至安排在深夜十點,辦公室週日也全是人。某些中國員工有時睡在公司。

這與德國勞動法幾乎不相容。據“政治網絡”的消息來源報導,多年來工人只能在時間記錄系統中輸入他們的到達時間,但不允許記錄工作日結束時間。好在非中國籍員工對此表示了抗議,此後被有效地豁免了這項規則。而華為依舊不讓中共國的外派員工如實記錄他們的工作時間。對此,連華為公司發言人也不得不承認確實有歐洲總部的人抱怨出勤記錄。據《星期日世界報》報導,德國當局也確認已收到根據勞動法的相關投訴。杜塞爾多夫當地政府告知我們,自2018年以來,華為已“接受了職業健康與安全法規的檢查,尤其是《工作時間法》”。對此華為強詞奪理道,員工是“自願”在公司工作到晚上八點以後的。

在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智庫工作的漢學家馬萊克·奧爾伯格(Mareike Ohlberg)對此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她告訴“政治網絡”及其合作夥伴,中共國是華為主要的市場,華為必須向中國共產黨效忠。然而,華為試圖在全世界面前將自己展示為一家國際化的現代化公司,“這主要停留在表面,而不是骨子裡。”“在中共國的員工所擁有的權利比華為非中國籍員工少得多,因為當華為在海外僱傭當地員工時,起碼會產生文化碰撞。而華為基本不可能改變其企業文化。”奧爾伯格表示。

“英雄是鍛造出來的,不是天生的”

圖片來源:TWITTER和微博搜索

華為提供了一種高壓氛圍,公司分發給員工的宣傳冊上的插圖很好地說明了公司是如何看待員工的。彷彿人類是原材料,可以在工廠裡加工成完美的士兵。其中一張照片顯示的是一架二戰時被擊中的千瘡百孔前蘇聯戰鬥機,但它仍在飛行。標題寫道:“英雄是鍛造的,不是天生的。”

顯然,該公司正試圖用這種粗暴的管理言論來給員工洗腦,來自歐洲的前僱員對此感到非常不適。儘管如此,公司就是這麼管理的。聯繫“政治網絡”的消息人士稱,華為特意營造一種高壓工作環境,卻不怎麼給員工以支持或積極的反饋。哪怕員工犯了一點點小錯,經理都會大聲呵斥,這說明整個管理系統有很大的問題。在華為的管理系統中,經理頻繁地在不同的部門之間換來換去。幾位消息人士都表示他們的領導雖然具有技術知識,但是完全缺乏人際交往能力和領導經驗。一位長期在德國工作的德國員工說:“這是一窩(沒情商的)書呆子。”

關於“戰鬥機海報”, 公司聲稱這“與華為的日常工作無關”。不過,“政治網絡”與其合作夥伴已經得到了包含此海報的公司電子郵件。華為歐洲總部的人力資源部最早於2019年8月把這張海報按著群發給了員工。該電子郵件還包含據稱由任正非在員工就職典禮上的講話。根據演講,任正非表示,華為需要提高直面客戶的“前鋒部隊”的技能。他還談到了工地上的員工可以聽到“炮聲”,他們應組成“區域野戰軍”,等等。對此,華為發言人卻裝聾作啞的表示他沒覺得公司文化中有什麼“好戰的軍事暗示”。

以隆美爾為靈感

軍事隱喻深深嵌入了該公司的DNA中。任正非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當了近十年的工程師。當他在1987年創建華為時,該公司為軍方提供服務。

由此可以看出,華為在進軍世界通信領域特別是5G方面表現出的攻城掠地的態勢,讓人們誤以為任正非出色的管理才能造就了一個世界一流的公司。而觀察任正非的背景和他在華為內部推行的公司文化,可以發現,華為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準軍事單位,高管們動輒用將軍,戰鬥,前線一類的詞,從上至下推行利益捆綁和嚴酷壓榨的企業文化,把員工變成生產資料,像士兵一樣的犧牲自我。在華為歐洲總部的郵件中,甚至把二戰德軍軍官隆美爾當成靈感。不久前,在華為中文版的網站上,還稱讚隆美爾是北非的“無敵”指揮官。(譯註:事實上,在二戰北非戰戰場,隆美爾率領的德軍最終被蒙哥馬利將軍率領的英軍在阿拉曼戰役中擊敗。)

如此狼性企業文化、軍隊化管理和中共軍方背景打造的“華為商業帝國”,世界其他大的網絡科技公司怎麼可能競爭過這樣一個科技公司呢?華為創始人任正非認為,經濟競爭是一種持續的“生存鬥爭”。

任正非認為這種霸權主義和“狼性企業文化”是“終極武器”。

譯評:

“政治網絡”與其合作夥伴的這篇深度報導向讀者表現了華為不願意向世人展示的另一面。哪怕是通過華為的歐洲分部,讀者就不難發現,華為就是打著民企的外殼而已,實際上就是妥妥的中共軍方企業,連管理、企業文化都是完全軍事化的。他們把員工當成原材料,覺得可以像在加工廠加工原材料一樣把員工加工成完美的士兵機器,徹底否定人性,這恰恰是中共奉行的“唯物主義”的惡的體現。

此外,作為中共軍方企業,華為在歐洲使出渾身解數阻止員工形成工會。諷刺的是,中共恰恰就是發動工人組成工會發動各種暴動起家的,現在輪到自己當老闆了,對員工的壓榨比他們嘴裡的“萬惡的資本家”不知道邪惡多少倍。說到底,這恰恰顯示了他們心裡十分清楚自己是怎麼奪權上位的,非常心虛。

最後,作為一篇以德國記者為主要作者的深度報導,華為“不擇手段的勝利”顯得格外有弦外之音。對於這種納粹“意志的勝利”式的企業文化,經歷過二戰的德國人有切身之痛。而華為卻樂此不疲,甚至把它當成公司“終極武器”,還以隆美爾為榜樣。在譯者看來,這似乎暗示了華為註定失敗的結局。

原文鏈接

翻譯者署名:冰糖葫蘆喵卡拉馬佐夫姐姐

校對:卡拉馬佐夫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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