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說歷史:世紀騙局之:1931~1935(五次圍剿、 “長征”與遵義會議)

  • 编辑:文顺
  • 作者:一颗星星

更多真相,请关注 GtvGnews

西班牙2021年1月13日电/西喜社——

按照中共黨史的記載: 1931年-1935年期間,中共召開了很多很多具有標誌性的會議,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這五年間,中共成功的粉碎了敵人的幾次“圍剿” ,並開始了其發展史上具有史詩般意義的萬里長征…… 這些只是中共的宣傳,由於黨史記載的會議過多,本文不做過多敘述性描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中共黨史大事記》。 這五年發生了很多事兒。 “9.18”事變的爆發、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被中共描述為“對革命的背叛”、狼狽逃竄的所謂“長征”、被中共刻畫為具有史詩般意義的“戰略性大轉移”… …為什麼“攘外必先安內”?為什麼遵義會議有如此重要的歷史地位?真實的歷史又是怎樣呢? 五年中的國民黨: 1928年張學良的改旗易幟讓蔣介石於1929年結束了十三年的內亂統一了全國。雖然形式上統一了全國,但是蔣所面對的局面可謂內憂外患。在1931-1935年,這五年左右的時間裡,蔣不但要接受國民黨內不同派系和“新軍閥”的挑戰,對他來說還有兩個最大的挑戰,“共產黨在東南部地區不斷發展壯大後的對抗”和“日本在東北、華北日益加劇的侵略”。 蔣的“內憂”:(黨內之憂、黨外之憂) 黨內之憂: 歸國後的汪精衛於1931年5月,在廣州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以分裂國民黨中央領導權,後經調停,蔣、汪表示“和解”。 (蔣汪最終能夠和解有歷史學者認為其原因在於蔣與胡漢民產生分歧分道揚鑣。) 急於達成全國統一的蔣介石通過與一些軍閥談判後達成協議,授予並確認軍閥地方性半獨立地位的委任狀,以換取他們承認南京政權為中國的中央政權。而這些軍閥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只要與南京政府沒有利益衝突,便可長時期的與南京合作。一旦發生利益衝突,他們便見機行事,暗地裡與南京政府展開較量。 (這些軍閥主要為:1、李宗仁為首的桂系;2、馮玉祥和他的“國民軍”;3、張學良控制的“奉系”;4、閻錫山的山西“根據地”。) 各地軍閥對自我利益的保護,並遭受中共背地里四處製造內亂,極大的消耗了這一時期國民黨重建國家的精力和資源。 黨外之憂: 國共分裂之後,中共並沒有停止瓦解國民黨、謀求政治權力的腳步。一面依靠宣傳等手段拉攏國民黨員,一面在大城市的“地下”組織並策劃罷工、暴動等活動。 1933年,廣東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受中共宣傳及華南政客(李濟深)影響,發動了“福建事變”。十九路軍將領在福州成立了一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中共和蘇聯合作,反抗國民政府。這次政變於1934年遭到鎮壓,十九路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路軍。而毛澤東、劉志丹等人也在這段時期內在在偏遠的農村地區發展武裝建立“蘇區”。 1930年12月到1933年四月,蔣介石發動了四次“圍剿”,均以失敗告終。 蔣的“外患”:(日本侵華) 日本對中國的野心由來已久,在1910年吞併朝鮮後,日本曾三次挑唆“滿蒙自治運動”(1912、1916、1928)。隨著日本軍方勢力在內閣的權力不斷強大,日本於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策劃並發動了“9.18事變”,為了使國際視線從東北轉移出來,隨之又在次年1月發動了“1.28”事變(又稱“淞滬戰爭”)。與日本周旋了一個多月後,蔣的防線崩潰了。在當時國聯的出面調停下,上海的戰爭停止了,但是國際卻放任了日本對東北的侵占。 1932年3月,日本在東北成立了“滿洲國”。 1933年簽訂的《塘沽協定》,將冀東劃為非軍事區,從此北平與天津的防禦便失去了屏障。 五年中的中共: 在國民黨(蔣介石)內憂外患(滿頭是包)的這五年中,中共又在做什麼呢? 簡而言之便是:黨內內鬥、給國民黨搗亂、在農村發展、打不過就跑。 國共分裂後,中共實質上分裂成了兩個性質各異的實體:1、由共產國際(莫斯科)培養的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轉入地下活動,不斷的在各城市策劃發動罷工、怠工、暴動等活動;2、毛澤東在遠離國民黨控制的湖南和江西農村組織農民力量及發展蘇區(蘇維埃區)。 上篇文章曾經提到過,1927年4月,蔣開始了“清黨”運動之後,同年8月,中共便發動了南昌起義。共產黨員們只控制了南昌城三天,便被國民黨的軍隊團團圍住了……突破封鎖後,他們逃往粵閩贛交界地。隨後陳獨秀被共產國際罷免了黨的領導權,斯大林的門徒瞿秋白以中央政治局書記的身份接手了權力。 這一時期的毛澤東,自行進入了湖南,通過煽動當地民眾的不滿情緒最終孕育成功了“秋收暴動”。 “秋收暴動”很快便被政府軍鎮壓下去,毛隨後便逃亡湘贛交界的井岡山整頓隊伍。秋收暴動的失敗,使毛丟掉了政治局委員的職位。 1928年,朱毛在井岡山“會師”後,便將司令部前往瑞金,在那裡成立了蘇維埃政權。同一時期劉志丹與高崗在陝西也建立了共產黨的根據地。這兩塊根據地中心是完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管轄以外活動的。 (這些發生在1930年前的事件之所以放在這裡敘述,更有助於讀者藉助這些背景理解“長征”的目的地為何是陝北的遵義。) 城市暴動接連被國民政府鎮壓下去,使共產國際的“城市路線”走向失敗。而這一時期接連不斷召開的中共各種會議中,中央政治局的權力持有者也走馬燈似的更換。瞿秋白的權力在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落入了向忠發與李立三手中。 1931年,這一權利最終落入了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手裡,王明與博古是莫斯科留學生的共產國際代表,這些留學生又被稱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 (中共自成立以來的每一次重要會議都是一場權力的鬥爭,這種內鬥也是中共天生的本性。) 1931年在瑞金召開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收到毛的邀請駕臨瑞金。這些在莫斯科接受過共產國際直接教育的布爾什維克們,在心底里是瞧不起毛的。在會上他們摒棄毛的方法,企圖取代毛建立的機制。而毛派分子在大會上完全控制住了局面,最終毛在這次大會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沒有丟失權力)。 1933年初,博古隨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抵達瑞金。 1934年的第二次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毛雖然職位有所保留,但是權力被架空,幾乎喪失了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支配權。 1930年12月到1933年四月,蔣介石發動了四次“圍剿”,毛澤東以“化整為零”的游擊戰使蔣的這四次“圍剿”均以失敗告終。 1934年,蔣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下,採取了“戰略進攻和戰略防禦”,依靠封鎖併步步進逼的策略。這時的毛已經失去了軍權,取而代之的李德採取了陣地戰的策略,但紅軍沒堅持多久便被打垮了。 1934年10月,長征正式開始。 在長征的途中,中共的一些軍政領導人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垂頭喪氣,對李德和博古的無能領導感到極度失望。 1935年1月,中共佔領了遵義,在軍閥(柏輝章)的公館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朱德等都站在了毛澤東的一邊。最終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奪回了實權,不久在張聞天的幫助下,毛澤東取得了對軍事的絕對控制權,這成為了毛權力的基礎,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放棄過這個控制權。這便是中共宣傳中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並沒有給毛徹底的勝利,但是它卻是毛在爭取最高權力道路上的一大躍進。 (1945年的中共七大才是毛在權力道路上取得完全勝利的標誌,以後的文章中會提到。) 1935年10月,毛率領的部隊到達了保安縣吳起鎮,長征結束,毛澤東所轄的部隊只剩下八千人。 1936年4月,陝北根據地創建者、在陝北農村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劉志丹在戰鬥中陣亡。 (劉志丹之死蹊蹺頗多,感興趣的讀者可以查找相關資料閱讀,本文不在敘述)同年12月,中共首腦機關全部遷入延安…… 回首這五年,對於國民黨來說可謂“內憂外患”,蔣中正先生一定是忙得焦頭爛額。統一全國後,各地軍閥帶來的“內憂”只是內部的利益之爭。而一直包藏禍心,未被清除乾淨的中國共產黨帶來的或許會是“性命”之爭。先“攘外”還是先“安內”,筆者完全贊成蔣先生“攘外必先安內”的觀點。就好比在出兵打仗前,家裡的後院被人埋了一顆炸彈,炸彈不除,一切的努力隨時都會功虧一簣。畢竟那個時候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是被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而中共在那時就好像是在中國的一個到處興風作浪的恐怖組織。從其建黨之時,便在國民黨內滲透挑撥、陰謀奪權。在陰謀被人識破,被清除出黨後,他們便轉入了“地下”工作,在大城市四處中煽風點火、製造暴動,在農村及偏遠地區發展武裝、建立蘇區……面對這種局面,放置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權,都會選擇“必先安內”的這條路吧…… 回首這五年,對於中共來說可謂“鬥爭”、“使壞”、“保命”。共產黨的會,每一次都是一次內部的權力鬥爭,每一個城市的“地下黨”時刻都在策劃著陰謀罷工和暴動,打不過就跑的游擊戰術,有效的打敗了四次“圍剿,而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又來了一次兩萬五千里的“大逃亡”。 殊不知在那個時候,中共是否也會有一個“搞弱國民黨”、“搞亂國民黨”、“搞死國民黨”的“3F”計劃……

下期: 1936~1940:西安事變

0
0 則留言
Inline Feedbacks
View all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