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今鉤】 人性與社會制度之關系淺談(二)

作者:香草山寫作組 kathy(文藝)

人性問題是一個哲學命題,倫理命題,同時也是經濟命題。記得托克維爾的《論美國民主》里,就從美國的地理位置分析開始,談到它的民主制度的確立與推行,決定了它的獨特性。

中西方文明的差異,也是地理環境的差異,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人際關系的形式有關。比如說,中華早期先秦時期的以宗族為主的小型諸侯國分居各地,以農耕生產方式而各自封閉的關系,形成的是以儒家倫理的禮教為主的文明。而西方歐洲尤其古希臘羅馬,因為先天地理環境形成的自由來往方便,而形成以人際契約為基礎的城邦制,這樣的方式就會打破宗族的以倫理道德為基礎的文明,而代之以社會的法律的(或契約的)文明。

這樣的歷史背景形成的觀念的不同,以至於文明,制度的不同,是不是就不能融洽或被改變呢?答案肯定是可以的。只是先改變人性還是先改變制度的問題。很顯然,改變一種政治學意義上的制度,比改變人性論上的人相對要容易得多。當然,社會制度也是人設立的,而且每一種社會制度的建立,就是在一種人的思想觀念的基礎上建立的。比如,大一統秦朝的吏治就建立在商鞅的刑法之術的嚴苛的對老百姓的管控下的產物。

今天的中共極權統治制度,更是在幾千年封建專制基礎上,加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專政理論,更加擴大到全人類的所謂“大同社會”,“命運共同體”,人類文明“大重啟”等違背人性自然的普世價值的追求的邪惡觀念。那麼,人類該如何遏制這種惡魔的思想觀念,以及推翻這種邪惡的共產極權制度,就是很考驗人類智慧的一個終極挑戰。

人類歷史上一次次發生的人民起義,推翻舊制度的革命,無不給人一種啟迪。那就是,人民與社會制度的沖突發生時,往往人民占理,統治者失理。英國18世紀的保守主義先驅埃德蒙伯克在《自由與傳統》里說過:“當大眾的不滿四處彌漫時,一般都能找到充分的例子和證據,證明國家制度或政府行為中存在的某種差池。人民無意存心製造動亂,他們在動亂中得不到特別利益。他們做了錯事,那是因他們不慎而失誤,並非是他們的罪行。”

今天的美國也到了法國大革命,中國六四時的危機關頭,怎樣化解這場民主與自由,極左與保守的矛盾,加上背後與共產國際的深層影響所形成的復雜局面,正是人類鳳凰涅槃般重生的契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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