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票專欄】十權一統統於一黨(15)看中共的極權統治——監察篇

作者: 三票先生

概要:中共用其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來監控考核各級官員。紀委查處官員不是遵循法律程序,而是用“雙規”的家法,通過刑訊逼供非法獲得證據,再移交司法機構走法律程序。中共還控制民間舉報監督程序,按黨和黨的領導人的需要查處官員。

中共通過對官員的控制實現其對國家權力的控制。對官員的監督和處罰是國家的重要權力,西方國家的各級行政首長是由民眾選舉的,其他主要官員的任免必須經過議會通過,有嚴格的法律程序。如果官員違法,其取證、抓捕、起訴、審判,更是有一系列嚴格的法律規定和程序。但中共國的法律只是擺設,其對官員的監督和處罰執行的是黨內的“家法”,執行家法的機構就是其各級黨委下設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紀委)。中共行政序列也有監察部,但實際上監察部由中共紀委管理,監察部長一般由中共紀委的副書記兼任,行政首長無權直接過問監察事務。

紀委查處其管轄下的中共黨員官員,其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臭名昭著的“雙規”,即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代問題。對非中共黨員的官員(中共為了點綴民主和籠絡人心,會任命一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擔任副職),其手段是“兩指”,即在指定時間指定地點交代問題。“雙規”和“兩指”實際是一回事。在黨權篇裡我們詳細介紹過雙規的特點,這裡我們再詳細說一下:

、不需要司法程序,只要黨的領導人同意即可。正常法治健全的國家,限制一個普通公民的自由都需要嚴格的法律程序,但中共不一樣,黨的領導人的意見就是法律。

、不需要確鑿證據,一封舉報信就可以啟動。法治國家限制一個人的自由需要確鑿證據,而且取證程序要合法,程序不合法的證據即使再確鑿也不得使用。但是中共沒有程序正義的概念,只要黨的領導人同意,一封匿名舉報信都可以啟動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中共有一種說法就是“八分錢郵票害死人”(當時寄一封舉報信的郵資只需要八分錢)說的就是這個。有時黨的領導人為了搞掉政治對手,會非法動用警方的監聽程序獲得證據,中共第一個被執行死刑的副省級官員胡長青就是被監聽獲得證據的。

、無期限,按法律規定,任何人被限制自由,比如傳喚、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都有規定的時限,超過這個時限還沒有證據就必須放人。但雙規是沒有時限規定的。

、無法定地點、監控記錄和身體檢查記錄。按法律規定,限制公民自由必須在看守所,這樣被限制自由的人有數碼監控記錄,有身體狀況記錄,有提審程序和記錄,比如每次提審不得超過一定的時間以保證其正常休息。但雙規可以由紀委任意選擇關押地點,中共各級各地紀委都有秘密關押地點,除了紀委需要的筆錄外,可以沒有任何記錄。

、不通知家屬,不得請律師。正常法律規定一個人被限制自由後必須在24小時之內通知家屬,被限制自由的人隨時可以請律師,沒有律師在場可以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即使回答也沒有法律效力。但是雙規沒有這些規定。        

由於有以上特點,紀委可以對被雙規的官員實施任意的非人道的刑訊逼供。由於沒有監控和身體記錄,你能想到的酷刑都可以實施,有官員被雙規長達數月之久。被雙規官員生不如死,只得按紀委的要求招供。紀委通過這樣的方式非法取證,然後再把證據移交司法機構走司法程序。中共對為其效力的官員都如此殘暴和不人道,其對民眾的殘忍可想而知。

中共的各級紀委有對其管轄機構的定期巡視制度,監察部甚至審計總署也有定期監察和審計製度。中共官員普遍貪腐,只要按程序審查,99%的官員都會被查出違法貪腐行為。但中共監督和查處官員的標準不是看其是否失職是否違法,主要是看其對黨是否忠誠,也即是對黨的領導人是否忠誠。官員被查處的最主要原因是得罪了黨的領導人,所謂跟錯人站錯隊,通過對這個官員的審訊,尋找與其關係密切的更高級官員的犯罪證據。江澤民掌權時期,為了控制官員對他忠誠,故意縱容官員普遍貪腐,這樣官員就有把柄在黨手上,如有不忠便可能被雙規。不貪腐的清廉的官員黨反而不放心使用,造成了官場的逆淘汰機制。習王掌權時期,王岐山擔任中央紀委書記,更是濫用家法大肆黨同伐異清除異己,堪比明朝的東廠西廠,造成官場人人自危,官場有“寧見閻王不見老王”之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前中共查處官員的最高領導人王岐山和政法系統最高官員孟建柱被曝遭到軟禁,司法部長傅政華被免職,公安部副部長孫立軍、上海市公安局長龔道安、重慶市的連續三任公安局長等政法系統高官被抓捕,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周興和來俊臣的“請君入甕”,在中共這樣沒有法治保證的極權體制下,誰都不安全,誰都隨時可能被“雙規”。

中共官員被查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內部分贓不均而產生內鬥。正常一個中共領導集體內部每人都有自己的貪腐勢力,比如江澤民家搞電信,李鵬家族搞電力,王岐山家搞金融,大家各貪各的相安無事。但是如果這個平衡被打破了,就會引發內鬥而查處官員。一種情況是主要領導人更換了,這個領導人發現利潤豐厚的都已經被瓜分了,就要以反貪的名義抓人重新分配利益,好比一桌酒席大家都已經坐滿了,你來晚了沒地方了,就掀桌子重新排座次。習上台後大搞反腐就是這個道理,一方面抓權安排自己人重新分配政治利益,一方面重新分配經濟利益,這個時候你只有主動讓出自己的地盤才可能倖免甚至還可能獲得重用,也就是及時重新站隊。地方上的領導人異地調任後,會有一批商人跟著過去,就是為這個領導人賺錢的。第二種情況是有人貪心膨脹,手伸到別人的地盤,好比黑社會裡你到別人的地盤上搶錢,就會引起各派火拼。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內部利益分配不均,有人吃獨食或者有人吃小灶,就會引起內訌而告發。中共有一種“情婦反腐”的說法,就是官員有多個情婦,但他可能給某個情婦更多的利益,甚至偏愛某個情婦臨幸多了,引發其他情婦不滿。女人怨恨起來力量也是擋不住的,寧願玉石俱焚也要憤而告之出口惡氣。中共生態就是一個江胡,中共本就是江胡大盜,所謂盜亦有道,在中共內部也是講究“道”的,這個“道”就是照顧平衡各方利益,八面玲瓏不吃獨食,換領導後立馬識相奉獻出自己的地盤,捨得讓利,才能不斷“進步”。所以中共的體制最後留下的也都是人精,需要有“既貪又不能太貪,既色又不能太色”的境界,還要身段柔軟察言觀色善於妥協讓利,高超的平衡術需要極高的情商,所謂精英都在體制內。但是中共的體制害了他們,他們眼中只有小集團權貴的利益,根本沒有民眾的利益,如果在民主體制下,他們都可以成為治世之能臣

西方國家還有公民舉報和媒體監督,中國在表面上也有這兩個監督渠道,但是實際效果大相徑庭。中共有公民舉報的安排,但是除非領導授意,中共一般不受理匿名舉報。對於實名舉報,由於是否查處被舉報的官員需要由黨和黨的領導人的意志決定,舉報不僅得不到處理,反而舉報材料會被透露給被舉報的官員,舉報人因此受到打擊報復、威脅甚至迫害和追殺。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最著名的如2012年11月舉報三聚氰胺事件的蔣衛鎖意外遇襲身亡,當局至今沒有公開兇手是如何判決的。

中共國的媒體也是由黨控制的,是否報導官員的貪腐也是由黨和其領導人決定的,也是黨同伐異的工具,最著名的就是胡舒立的《財經》報導的《誰的魯能》,那是因為胡舒立聽命於王岐山,胡是奉王之命打擊政治對手。胡舒立還承王岐山之意發了《權力的獵手》抹黑郭文貴。偶爾有不受黨的控制報導成功的,但媒體或者記者也沒有好下場,2011年報導地溝油的洛陽電視台記者李翔被搶劫,身中11刀而亡,兇手被抓但判決如何至今找不到任何報導,官方和家屬均聲稱和地溝油無關,但疑點重重。

互聯網出現後,網絡上出現了一陣民間監督的小陽春。最著名的有河北官員李剛,因為其坑爹的兒子交通肇事後說的一句著名的“我爸是李剛”而被查處;陝西官員楊達才的照片被網絡曝光戴名表被查處,網絡戲稱其為“表叔”;南京官員周久耕的照片被網絡曝光抽天價名煙被查處。這些官員都因為偶然在網絡曝光激起民憤,當局來不及遮掩而落馬,遠遠談不上製度性安排。後來中共覺得這樣會失控,加強了網絡監管,包括有組織的刪帖封號,被舉報的官員也花錢刪帖,網絡監管也成了往事。更多官員吸取教訓,公開場合不戴手錶但卻可以看到手腕上的一圈白印,甚至出現當著記者的鏡頭匆忙摘下手錶的荒唐而滑稽的舉動。更有中共總理溫家寶到災區視察時,故意穿一雙穿了10多年的舊鞋,被中國人民戲稱為影帝。

中共就是這樣用一黨之家法壟斷對官員的監督,堵住民間監督之路,目的就是牢牢控制國家和政府官員服從黨的意志,置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顧,為一黨之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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