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反食品浪費法,是解藥?還是棋?

作者:美國紐約七星會農場寫作組|BLACK 5

編輯、美工:滅共小宇宙

多年以來,伴隨著中共的改革開放,農村人口如潮湧般進入城市工商、服務業,農業從業人員大量流失。沿海地區鄉鎮民營企業興起、城市規模擴大,農村土地不斷被蠶食;內陸地區耕地或是荒廢,或是轉而用作種植經濟作物。一邊是人口日益增長,一邊是農業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銳減,在此惡性發展趨勢下,糧食危機爆發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2020年中共牆內霜凍、蝗災、洪災、颱風諸多自然災害接踵而至;中共病毒全球肆虐,經濟停擺,出口受阻,外匯儲備近乎枯竭。屋漏偏逢連夜雨,還債的日子到了。開源節流雙管齊下,中共一系列“還債”措施先後祭出:帶有歷史性標誌的農村合作社死灰復燃;不惜嘗試用人民幣向非洲“兄弟”購糧;臨上轎,現扎耳朵眼兒,拆房毀林,恢復耕地;鼓勵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到廣闊天地去,上山下鄉的號角再次吹響;巧藉水域環境保護的名義,禁漁禁捕;“光盤行動”的宣傳在各媒體輪番轟炸。

諸上經濟、行政、宣傳手段尚不足夠,身負糧食安全保障重任的《反食品浪費法》正在路上。此法能否堪當大任?中共國牆內食品浪費究竟是何程度?來看看中共牆內媒體在報導此法時對食品浪費的介紹:

中國新聞網2020年12月24日的報導稱“每年城市餐飲浪費的糧食多達340~360億斤。”而中國青年報的報導是:“據《中國城市餐飲食物浪費報告》顯示,我國城市餐飲業僅餐桌食物浪費量就有1700萬至1800萬噸,相當於3000萬至5000萬人一年的食物量。”兩份報導的數據差之千里。

另外上述數據相關調查研究報告的樣本原始數據從何而來?中共常規統計數據尚且為人詬病,實在無法想像此類報告的相關人員能夠一絲不苟置身泔水桶邊收集原始數據。食品浪費具體程度未能得知,又如何量化此法執行效果呢?

再來談談此法在執行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食品浪費在現實執法過程中如何界定?遠非法律文字解釋那樣簡單。例如一個被蟲蛀的蘋果,有人僅剔除蛀洞,有人削去一塊,有人削去一半,有人甚至直接丟棄;或是一個蘋果,有人不削皮,有人削得厚,有人削得薄;再如個人牙口好壞有別,啃鴨脖、擼烤串的干淨程度也不同。哪些屬於浪費,如何法律評判?浪費一碗飯和浪費一個雞腿,在裁量違法層級時該如何確定?如果沒有較為完善清晰的裁量級別,對法律的公正性會產生嚴重威脅。如果對違法行為均處以教育批評,那要法律何用?直接道德譴責不就可以?如果處以行政罰款,其裁量難度極大,難免有失公允,隨後產生的行政復議、訴訟帶來太多的社會管理成本。或許,中共藉機赤裸裸搶錢,也未可知。

此法草案明確,餐飲服務提供者可以對造成明顯浪費的消費者收取處理廚餘垃圾的相關費用。請注意此處調整的是餐飲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社會關係,屬於民事關係範疇,餐飲服務提供者不是行政主體,消費者也不是行政相對人。收取相關費用使用“可以”二字,費用可收可不收,費用收取未設定合理標準,明顯浪費該如何界定?非但未能調和商家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相反為雙方製造了潛在矛盾。此法的設立目的旨在遏制食品浪費,而此款所起的作用值得疑問。

此法實施後的具體行政執法主體同樣也是避不開的問題。無論餐廳消費,還是家庭用餐,餐廳方或親戚朋友作為民事主體,沒有執法權,在別人發生浪費行為時,只能做到善意提醒,此時法律沒有絲毫作用。即便餐廳依此法收取廚餘垃圾處理費,也不屬於行政處罰。不敢想像中共為此再設立舉報、連坐機制。大量安排執法人員不現實,這就成了具體實施中的又一死結。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此法針對的食品浪費還涉及食品生產、加工、儲運環節。按正常邏輯,食品損耗、浪費與食品廠家、商家的經營收益直接相關,廠家、商家從自身利益考慮,減少損耗率有著原生動力。此法對上述環節的關注,或許會存在以下影響:其一,為食品生產的以次充好留有一定空間,廠家、商家可能因此而出現食品安全問題;其二,廠家、商家的食品浪費也好,食品安全問題也罷,都將成為行政制裁的對象。

中共的反食品浪費法,終難解糧食危機之圍,或許是下著另一盤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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