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共滅亡前的謀財害命之二——數字貨幣,一場遊戲一場夢

作者:美國紐約七星會農場|BLACK 5

編輯、美工:滅共小宇宙

中共國2020年雙十二購物節如期舉行,與往年不同,今年蘇州在舉辦雙十二購物節的同時,推出2000萬元數字貨幣紅包。這是繼深圳之後,中共國內第二座數字貨幣試點城市。

在眾多政治、經濟重鎮中,為何選擇蘇州相伴深圳率先嘗試推行數字貨幣?難道是因為其近年來經濟表現格外突出?從表面看,或許頗具說服力,但個人認為,其中卻有蹊蹺。

中共國古城眾多,而幾乎沒有一座城市的現代化發展如日本大阪將古城與新城區分得涇渭分明,此等通病弊端早被梁思成先生所預見並否定。蘇州亦未能倖免,從最初的“一體兩翼”到各區遍地開花,缺乏產業集群和規模效應;官員不以城市體系、長遠發展為出發點,追求各自短期政績和經濟利益,一人一堆項目。經年累月的財政資金大量浪費,肥了碩鼠,傷了百姓。

近年低端製造業陷入僵局,尋求轉型升級收效甚微。蘇州原有產學研基礎不足,欲扭轉頹勢,唯有引入外來高端團隊,而蘇州所能提供的只有比一線城市更為優厚的物質條件。未見雞生蛋,先要蛋生雞,各類政府主辦的孵化器、基金、資金補貼大把撒錢。但孵化器畢竟不是聚寶盆,其存在較高風險,原本投資機構的活又被非專業的政府越俎代庖,而最終的風險承擔還是百姓。

外來人口日益增多,蘇州已成為中共國第二大移民城市,治安、衛生、醫療、教育等公共配套的大量投入,一切都需財政資金支持。

財政供養負擔、人口老齡化導致人口紅利消失也都是各城市普遍問題,很大程度上給當地財政帶來巨大壓力。蘇州歷年的對外援建和對口支援扶貧,也在消耗其財政資金。

綜上所述,蘇州的發展伴隨著巨大財政資金支出,資金從何而來?

相較深圳經濟特區所擁有的優越政策和資源,蘇州作為一地級市,政治地位、經濟資源均毫無優勢。

朱鎔基在任時推行分稅制改革,擴大中央財政收入,主要稅源來自沿海開放城市。珠江三角洲地區稅務監管鬆散;上海的財稅分家形同虛設,國稅、地稅、財政公章置於同一辦公室抽屜;浙江私營老闆“應對”政策,各顯神通。最終,江蘇蘇南地區成了分稅制改革下的錢袋子。之後的“營改增”稅制改革進一步增強中央對稅收控制,蘇州部分優質區縣又為江蘇省直屬管理,多重壓力下,蘇州稅收的留存規模受限。以外向型經濟著稱的蘇州,外資企業眾多,然而在諸如出口增值稅“免抵退”、外資企業所得稅減免政策、地方財政返還土地購置款、外資企業通過關聯方交易控制利潤避稅等因素影響下,外資企業所創造的財稅無法滿足財政​​支出需求。而大量中小微企業存續尚成問題,繳稅更無從談起。

十數年的房地產開發,蘇州核心區域土地早已銷售殆盡,開發邊緣地區土地獲取出讓金,首先需要解決交通等配套問題,地鐵等公共交通建設又需要資金投入;原有工業廠房升級商業開發,同樣也需要回購資金。惡性循環如毒癮無休止,靠土地出讓輸血的效用越發減弱。

最為致命的便是寅吃卯糧的地方債務。中共國各地政府融資平台歷經數次清查,其體量不減反增,從銀行短期借款到“過橋拆借、以新還舊”,再到長期借款,從發行人民幣債券到設立地方商業銀行,地方債務欲罷不能。江蘇在中共國國內地方債務排名第一,蘇州所佔份額可想而知。

加之企業債、個人債,一個城市、一個社會整體處於高負債率狀況,猶如鋼絲上起舞。經濟向好時期,尚能相對安全。但經濟一旦下滑,各類資金鍊斷裂、爆雷跑路層出不窮,風險自然引導至金融機構,民眾出現恐慌,爭相擠兌,後果不堪設想。

此時,數字貨幣橫空出世,無異於中共在金融業的一顆救命稻草。不能換匯、不能購買黃金的數字貨幣不僅解決銀行擠兌風險,還掠奪民眾最後的財富。

中共利用民眾對金融、網絡知識的缺乏,佔據信息不對稱優勢,一方面宣傳區塊鏈技術,使民眾形成高大上的錯覺,一方面通過手機搶錦鯉的造勢,再到搶數字貨幣無縫銜接,營造出數字貨幣奇貨可居假象,引君入甕,一步步進入它設定的遊戲,而民眾大夢未覺。細思極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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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会(为子孙爱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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