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恩圖報,假仁假義——報恩道德之批判(二)

作者:孫行者;編輯:海闊天空;PAGE:玄天生

如果“恩”涉及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一致,施恩是正常意義的行善,要不要報恩呢?

我先問一個問題,人為什麼會施恩,行善,願意無償付出自己勞動或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幫助他人?這似乎是一個邏輯原點的問題。

孟子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惻隱之心”。他舉的一個例子是“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據說,林肯先生一次與人在林間散步。一頭小豬掉進路邊陷阱裡,嗷嗷叫喚。走出半里路後,他折回來救起了小豬。同伴問他為什麽,林肯先生說,如果不這樣做,他的心不會安寧。這則軼事,也可以是一個說明“惻隱之心”的事例。

從心理學上說,惻隱之心就是一種同情心、同理心。即他人的感情投射入個體內心,激發個體產生同樣情感記憶和體驗的心理活動過程。對他人面臨的苦難,感同身受,於心不忍,因而做出幫助。幫助他人,即是解脫自己。

所以, 孟子也認為“惻隱之心”是沒有緣由,不帶功利的,它是人的一種本能。所謂“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需要指出的是,“惻隱之心”,當然是行善最普遍的緣由,但它只關注了人們同情、同理的心理需求。除此以外,行善還能滿足人們另外兩種心理需求。

一是自我救贖心理,如果一個人自覺對人對社會有虧欠,靈魂有罪,施恩行善就是他自我救贖的途徑和手段;另一種則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從幫助他人脫離困難,成就他人走向成功的結果中獲得滿足,實現自我價值。

無論出於怎樣的緣由,發自怎樣的心理,施恩行善,都只是一種自發、自覺、自願的行為,如鳥兒從天空飛過,它理應不留下一點痕跡。

我要問的第二個問題是,施恩行善的結果是什麼?社會學的描述和解釋是,人是社會的人,社會是一定關係的人們組成的利益共同體,行善自身不會增加社會財富,它只是財富的轉移。比如災荒年,施粥救濟饑民。這碗粥誰吃不會影響社會財富總量的變化。如果沒有這次施粥,饑民餓死了,生命的非正常消失,是社會財富總量的損失;如果饑民得救了,則社會財富總量維持不變;而饑民度過災荒後,從事勞動生產的財富,就是社會財富的增加量。這就是行善的意義。社會中普遍的行善,利他心的相互感染和擴散,使每個社會成員在可能遭遇困難時,都有機會受到他人的幫助,社會財富總量得以一步步增長,然後水漲船高,使每個社會成員的生活在一定範圍,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受益。所以,施恩行善不只是有助於幫助對象改善、提高生活質量,也有助於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它是一種雙贏和多贏的行為。

既然行善會對社會穩定和發展產生積極作用和意義,它必然受到社會公共意識的肯定和鼓勵,並成為社會道德,在社會成員間鼓勵和倡導這種行為。只是,天道見遠,人道看近,社會對行善機制及其發展過程的認識程度和水平不一樣,倡導行善的方式和手段以及與之相應的道德要求也會不同。

所以,第三個問題是,社會應該如何提倡行善?

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如果能立足於行善的原因和動機,從整體,連續、發展的角度看待行善,對待善行的正確態度就是提倡“博愛”、“忘恩”。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讓你的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馬太福音六章第三節》)《聖經》的這一教義,不僅尊重了行善的動機和原因,影響、造就了基督教文化的“公益”、“慈善”、“利他”、“博愛”精神,是西方社會重視公民“義工”服務的道德基礎。施恩人忘記自己的善行,則受惠人不會汲汲於回報所受的恩,而是受行善人的利他心影響,去幫助他人,傳遞、延續利他精神。當社會中人人在困難時有機會得到幫助,受到善待,其同情同理心更容易被激發和強化,主動、積極地去幫助他人。這樣,行善就成為一種社會思維、行為的模式與準則,由此形成一個博愛、互利的社會。

打個比方,就像自然界的水循環一樣,水從溪流入江河,從江河入海洋,從海洋蒸發進入天空,從天空凝結再落入溪流江河一樣,一個社會的行善過程,也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一個循環的過程。這樣,施恩、行善才有輻射、增長,可持續發展的可能。

在這種機制中,個體施恩也會受益,只是從時間來說,受益不在當下,而在未知的將來;從空間來說,受益不是來自正面的回報,而是來自環境的回饋;從行為主體來說,不是眼前的此人,而是社會任何可能的成員。

如果一個社會將“行善”作為一個個孤立事件看待,將它與社會發展過程割裂,從社會環境中分離出來認識,行善的原因和結果就是一個“施恩–報恩”一一對應的簡單的封閉過程。建立在這種認識上的道德就會強調“報恩”,並通過故事、歷史等話語形式從社會生活中不斷選擇、截取這樣的片段來重複、強化這一認識。中國許多廣為流傳的民間故事中,如《牛郎織女》、《天仙配》、《白蛇傳》等,報恩說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史記》中對荊軻、聶政等刺客俠士的頌揚也都是建立在報恩的情節基礎之上,由此建立起社會的報恩道德觀、形成了報恩文化。

同樣以水循環為例,報恩道德的要求,就像漢水流入長江後,要立刻在長江築起一個水壩,以使江水回流補償漢水河床。這樣的認識,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看到水往前流,沒看到雨往下落。

基於這樣一種膚淺、短視認識的報恩道德,在社會實踐中產生的危害是忽視、弱化了施恩行善的自覺、自願的心理動機,對行善形成一種利誘,激發、強化了施恩者獲取回報的心理預期,它讓行善者對收益的期望就在當下,在對面,在此人身上。

當施恩者在行善時指望收益回報, 施恩就成為一種投資和交易。尤其是當社會對報恩的要求提高到一個極高的層次, 以至於“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成為社會的普遍信念,要求人們對接受恩惠“必須無條件的回報,無限的回報”的時候,施恩就不只是一種等價的交易,一種獲取平均利潤的投資,它成了社會中利息最高,收益回報最大的高利貸。在報恩道德要求下,“恩”成為一座道德大山,是進行人格控制,要求人身依附的手段和工具。當受恩人無力償還“恩”的本息時,“斗米結恩,擔米結仇”就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善行,不但沒有改善對象的困境,而將其置於更艱難的處境。

所以,一個社會倡導、鼓勵報恩的結果,就是污染了人的心靈,使行善變成有條件,功利化的道德偽善。一方面,出於利益追逐的目的,會出現行善泛化的形象,將社會各個行業職位正常的工作內容、職責據為個人施捨的恩惠。醫生治病有救命之恩;教師教學有培育之恩,提拔人才有知遇之恩……人人可以恩惠向他人期望、要求回報。另一方面,在無利可圖的情形下,人們又見義不為,見死不救,加劇了人際關係的冷漠。

契訶夫說,“專制是冷漠的根源。” 除了製度因素,報恩道德的話語強勢是造成中國社會冷漠的另一個重要的文化因素。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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