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何培養外國政客

新聞來源: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發佈時間:2020年12月10日

翻譯/簡評:Lully;校對/審核:萬人往;Page:拱卒

簡評:

文章講述了中共通過外交手段對各國執政黨進行滲透,輸出“習近平思想“。在中共糖衣砲彈的轟炸下,外國一些沒有底線的政客為中共唱讚歌,稱讚中共國所謂的扶貧、戰勝疫情,甚至要向自己所在的政黨宣揚《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中共國所謂的全民脫貧背後,是6億人月收入少於1000人民幣;所謂的戰勝疫情,不過是封堵百姓之口,讓黨媒顛倒黑白。本可以用來改善民生的財政收入,被用來搞大撒幣外交,在國際上供養一些口是心非的政客,以至於國內民生凋敝,百姓生活舉步維艱。一個為了幾個家族利益而壓迫14億人民的政黨,不配在中國執政,必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原文翻譯:

中國共產黨如何培養外國政客——輸出習近平思想

它正試圖在全球範圍內左右未來的領導人

12月初,中共國領導人習近平宣布,共產黨已經完成了自己設定的任務期限。極端貧困(定義為每天收入1美元多一點)已經從中共國被完全消除。當然,中共熱衷於告訴別人其戰勝貧困的成功。去年10月,中共舉辦了一個為期兩天的研討會,有來自100多個國家的近400人參加。官方媒體援引與會者對中共國的進步大加讚揚。但這次會議不僅僅是為了改善窮人生活,這也是為了炫耀中共國的政治模式。

在西方,最近有關主要談論中共國外交的報導變得極其咄咄逼人。一些中共外交官被稱為“戰狼”(這個標籤指的是帶有沙文主義的中共國電影的標題),因為他們慣於對外國評論家咆哮。相比之下,對於非西方觀眾,中共國官員的講話則更為溫和;他們鼓吹這種治理方式的優點,並且認為這種方式能夠讓中共國致富,也可以幫助到其他國家。即使是在多黨民主國家,也有些政客喜歡這種方式。在扶貧論壇上,肯尼亞執政的朱比利黨秘書長拉斐爾·圖尤(Raphael Tuju)表示,中國共產黨理應成為他自己政黨的一個榜樣。

2017年,習近平在西方引起了轟動,這表明中共國的發展模式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新選項”,而“中共國模式”可以對解決人類的問題有所幫助;儘管習近平後來堅稱,他的國家不打算輸出“中共國模式”,但實際上,該國官員正在這樣做。參與這項工作的一些人屬於外交部。然而許多人,比如那些組織最近關於貧困問題研討會的人,都是為共產黨的一個分支機構——國際部工作;其任務是贏得外國政黨對中共國的支持。

這一部門非常適合這項任務。因為它不能直接代表中共政府,它在言語上沒有任何作用。但作為一個政黨機構,它有相當大的權威。它與外交部密切合作,並與外交部互換人員。

2017年底,中共國在北京舉行了一次會議,來自120個國家的領導人和其他政黨成員參加了會議。一些代表來自富裕的民主國家,如日本、新西蘭和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參加了)習發表了主題演講。許多參與者簽署了一份聲明,“北京倡議”,讚揚共產黨和習近平。該部門對與之打交道的政黨類型沒有什麼顧慮。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說:“他們將與右翼政黨和左翼政黨以及兩者之間的所有人打交道。”

在習的領導下,外交部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為外國政黨,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政黨組織培訓課程。雖然其並沒有直截了當地說獨裁主義是好的;但它的使命顯然是宣傳高度中央集權領導的優點。11月,該部門負責人宋濤在一次面向36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領導人的網絡簡報中稱,黨的發展成就證明了五年計劃的智慧。他說,“中共國的體制”可以為他的觀眾“提供參考”。他說,“只有堅持黨的領導”,這樣的計劃才能“保持在正確的軌道上”。

在疫情大流行期間,該部門的大部分指令都是在網上進行的,並且通常集中在中共國在消滅covid-19方面取得的成就上(教訓之一:採取強硬措施)。對習的三部《治國理政》的闡釋也是一個共同的特點。最近幾個月,安哥拉、剛果-布拉柴維爾、加納、莫桑比克、巴拿馬和委內瑞拉的執政黨官員都參加了此類培訓。

中共國的官方網站經常宣傳這些事蹟。其中一個宣傳描述了2018年中共國資助的坦桑尼亞一所意識形態學校的奠基儀式。該部門的主管宋濤以及來自坦桑尼亞、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納米比亞和津巴布韋的執政黨官員出席了此次活動。

在加納、肯尼亞和南非等民主國家,國務院贊助執政黨成員赴中共國學習黨建和治理。聖母大學的約書亞·艾森曼(Joshua Eisenman)是該部門在非洲活動的專家,他發現,2018年加納執政的中右翼新愛國黨(NPP)要求進行此類培訓,部分是為了“加深其意識形態技能”。加納前執政黨全國民主大會(NDC)已派出數十名工作人員到中共國接受此類培訓。國家發展委員會還在加納開辦了一所領導學校,它使用了中國共產黨設計的教材。

目前還不清楚外國黨員從中共國的培訓課程中得到了什麼,諸如此類可能不過是一種晉升的手段,或是為了討好中共國——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共國是一個寶貴的貸款和投資來源——或是對習的智慧表示禮節性的​​敬意。研討會可以是酒宴,也可以是沉悶的打盹宴,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一位埃及的資深人士說,他們幾乎不嚴謹;她把這次經歷比作一次“帶薪休假”。

國務院表示,他們與160多個國家的600多個政治組織有聯繫。在習的領導下,這種接觸有所增加。《國際研究季刊》的作者克里斯汀·哈克內甚(Christine Hackenesch)和茱莉亞·巴德(Julia Bader)發現,從2012年到2017年,政黨間高層會議的數量增加了50%以上,達到每年230次以上。一直觀察中共國在中歐活動的Sinopsis的馬丁·哈拉(Martin Hala)稱,這類似於形成一個“新共產國際”——指的是舊蘇聯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然而,兩者之間有一個關鍵的區別:中共國不是在宣揚共產主義;相反,它的目的是表明,一個國家可以在不民主的情況下變得更富裕。那些對民主的製衡感到厭煩的政客們對這一選項很感興趣。六月,肯尼亞的圖尤先生(在十月的反貧困研討會上為中共國喝彩的人)被內羅畢一家報紙的讀者質疑他的政黨對中國共產黨有偏愛。圖尤回答說,他不認為“向世界上最成功、運行最好的政黨學習”有什麼不對之處。

這篇文章出現在印刷版的中共國版,標題為“黨是如何培養外國政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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