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解評】新技術帶來新的奴役

香草山寫作組 毛大拿供稿 編輯 光明

早在2013年,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趙汀陽發表題為《技術革新將帶來新的專制》一文引起本人的關註。文中寫到,“由於無法預知未來,因此關於未來的預測往往錯比對多,而且即使說對了也無法斷定是好是壞,因為未來屬於未來人,我不能替未來的人去想象他們的標準,因此,未來的生活方式是否令人滿意只能由未來的人去判斷。” 從中共對國家資本掌控的新技術的運用及其統治中國人民的手段來看,中共對此早就深耕細作且得心應手。短短七年過去,這一問題在一個作為西方文明的標桿,自由民主的美國總統大選過程顯現得尤為突出,使得人們不得不面臨當下無法迴避的現實:一旦技術與資本聯手,並同時植入共產主義病毒,那麼一場悄無聲息的極權主義革命勢必大行其道。

這里的問題其實是關於新技術的,並不限於網際網路,網際網路只是最有影響力的其中一項。同樣重要的技術還有生物學和人工智慧。網際網路和生物學等新技術或許會導致整個世界的游戲狀態的一個根本改變,並終結早已成熟穩定的現代游戲。新技術所帶來的游戲狀態非常接近一個新的初始狀態,當然這不是指文明開始的狀態,而是指新舊游戲的轉換時刻。初始狀態可以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講的自然狀態,或者是羅爾斯(John Rawls)的初始狀態,總之是某種意義上的開端時刻和條件。一種具有開端性質的初始狀態,意味著新舊交替,原來游戲的穩定性失去了,各種規則和制度都被挑戰,而新的規則和制度也正在形成。總之是一個生成的過程。

  我相信一個假定:權力從來都不會放過它能夠生長的任何機會。權力不會消停,不會接受一個穩定結構,不會安於本分地接受監管,限制自身,放棄最大可能的利益。權力一定會去尋找能夠讓它生長的新機會、新條件或新空間,甚至變形而獲得力量,就像病毒一樣,這是永遠值得人們警惕的問題。能夠讓權力迅速生長的地方一定是相對無序或者未受充分控制的新空間,因為權力不會放過新空間,這不僅指它對新空間的殖民,而且它還要通過新空間影響甚至支配社會。新技術給權力帶來的就是這樣的新機會。新權力可能會與新技術聯手而試圖占領未來。當然,同時可以想象,也會出現反對權力的新方式。權力與反權力是一個不斷消長的運動過程,類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辯證過程。

  即使只是技術的量變,增加一點、擴大一點,速度快一點,都有可能導致社會的質變,這是新技術的現象。就是說,那些貌似量變的事情在全球化的速度上往往導致的是質變,而未必需要古典觀念所想象的實體本質變化。比如我們可以想象在非洲大草原上所有的蹄類動物時速都由60公裡提高到100公裡,結果獅子全都餓死了。量變足以導致致命的變化,何況按照科學家們的預料,新技術還將帶來某些實體本質變化,據說人和機器將可能合為一體。

  今天網際網路普及率的增加,速度更快,信息量更大,這已經導致社會生活的一些變化和很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很多人已經對新的生活方式有了高度依賴。依賴性中便蘊含著權力的秘密。現代社會開始時,知識就是力量,後來信息就是力量,而在以新技術為依托的未來里,我看 “服務就是力量”。服務,或者說足夠好的服務,就會導致消費一方的高度依賴性,從而也就構成了權力的新基礎。新技術,比如說網際網路、智能系統、基因技術最有可能得到金融資本的支持,這種資本與新技術的系統因為有能力提供最廣泛、最平等、最全面的服務,所以就能夠生成最大的權力。普遍依賴就是普遍被支配。

  進一步講,新權力和新技術體系可能改變許多概念的意義。比如說,自由可能變成是技術服務所提供的選項,人們確實還是在自願選擇,但自由已經被定義為給定的選項,盡管那些選項幾乎“應有盡有”。當系統和技術能夠提供足夠豐富的選項,即所謂優良的服務時,人們感覺既舒服又方便,從而情願接受系統和技術的支配。

 情願被支配,這是新權力的問題。民主和市場都是通過每個人的選擇而最終形成公共選擇。民主和市場與新技術條件的全面服務系統之間有著契合關系,這也意味著,市場和民主將支持新技術全面服務系統的專制,不過,這是民主和市場所選擇的專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府專制。傳統意義上的政府專制遲早都會被現代民主推翻,這已經不是什麼問題,而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歷史趨勢。現代的解放通向自由和民主,顛覆了傳統概念的專制,可是現代解放是否能夠解決未來技術專制的問題?因為技術專制正是市場和民主所支持的。當然,這未必是個壞消息,技術系統的新權力試圖把所有人變成客戶,因此傾向於提供人們所需要的良好服務。

   同樣,民主也會發展演進,也就是說人民意志的直接加總,或許會變成由新技術和系統權力所推薦的公共觀點選項所代替。既然公共觀點是自由選擇的選項,因此這個選擇仍然是民主的。這類似於好萊塢大片,盡管是系統生產出來的產品,卻是大概符合多數人“喜聞樂見”的選項,當然,這種接納方式也是被系統所塑造和培養的。公共觀點不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的公意,而是現實公觀。但公觀是否就是更好的公共選擇,則是需要思考的。或許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會認為,只要公觀是基於理性討論的結果,就有可能是更好的;或許羅爾斯會認為,不通過討論的“無知之幕”下的公觀才是更好的。問題是,這些方案都是基於現代條件的,而未來將提供什麼樣的新條件和新平臺而使問題發生變化,還有待細心觀察。網際網路天生是個民主言論廣場,類似雅典城邦的市集(Agora),在這裡人們可以自由發言。但也有個問題,在網際網路廣場上,公共觀點有可能淹沒少數人的觀點,因此會失去一種本應在場的討論對方。這與社交媒體的刪貼不同,刪帖是殘留的傳統專制,是傳統暴力,隨著現代民主的進程,這種暴力註定會被減弱。而技術系統的新專制是非暴力的支配,並非強制。不過,正如前面說到的,權力與反權力的運動是“辯證”發展的,未來會發展出什麼樣的反權力的技術手段,同樣也非目前所能想象。

 網際網路所提供的新世界是另一個維度的空間,它會形成另外的社會和另一種存在方式。既然網際網路這個世界目前還具有初始狀態性質,游戲規則和制度還在形成的過程中,這種初始狀態就可以類比為江湖。古代的江湖是在官府體制之外的社會;它並非沒有規則,它的游戲規則不是國家法律,不是由一個最高權力所設定和承認的制度,而是一個各種勢力高度互動下的尚未穩定的社會。在這個意義上,網際網路有某些方面類似於江湖,人們在網際網路空間里有更多的自由博弈和未被限定的機會,有著未封閉的可能空間,因此有更多的自由行動。網際網路的江湖性質一方面使它具有高度的活力和演變的前景,但它是否也有可能跨界導致公民社會的江湖化?這是個問題。網際網路並不是一個自足的單獨世界,它與現實世界之間有著通道,甚至可以直接映射為現實世界。既然網際網路的江湖世界比現實世界更活躍,也就更具有引導能力。事實上更有活力的世界總是能夠影響相對穩定、相對怠惰的世界。在網際網路江湖裡,社會關系、身份認同、新族群、新的意識的共同體,都在不斷生成和變化中,它將形成什麼樣的均衡和制度,還是它將總是處在流變中?這些都有待觀察。

  綜上,我的觀點是新技術所定義的未來可能有一種新的奴役方式。不過這樣說恐怕過於嚴重,聽起來像是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或波普爾(Karl Popper)的詞匯,因此我更願意使用中性一些的說法:一種支配方式。技術將使每個人之間越來越平等,因為它本來就是推廣平等的力量。但同時,每個人相對於技術系統來說卻越來越弱小;技術系統越強,每個人就越弱小,因此對系統的依賴度就越來越大,而高度依賴會使人們感覺不到被這個系統所支配。假如每個人的自由其實是被一個系統選項所定義的被動的自由,那麼,現代所樹立的自覺自由,也就是康德(Immanuel Kant)說的自己為自己立法的自治自由(autonomy)就會慢慢消失,而只剩下自立的獨立自由(independence)。其實,自立只是自由的錶面,自治才是自由的本質。

 最後我還有一個疑慮。由金融資本和新技術所定義的新權力,會把 “運作”的問題變成主要的政治問題。一切事情取決於運作,而不是意義和理想。所以說,服務就是力量。掌握了運作就控制了一切。這一點和傳統的政治有些不同。傳統的政治問題關鍵在於占有,比如說國家權力就來源於對土地和人民的占有。在未來,占有的問題仍然存在,但更突出的問題或許是 “運作”,誰掌握了運作,就實際上掌握了一切,因為運作很可能會成為控制一切事情的關鍵環節,成為綱舉目張的那個綱。不過,假如未來技術的發展並非僅僅強化了系統的支配能力,而同時也強化了個人終端的自由能力,或許就能夠看到權力與反權力的辯證平衡。

審核上傳:浪跡天涯

更多資訊,歡迎訂閲美东香草山农场官方推特账号

更多文稿,歡迎瀏覽美东香草山GNEWS官方链接

0
0 則留言
Inline Feedbacks
View all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