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革星評:中共治下企業家群體的悲慘遭遇

多倫多楓葉農場 文星(一號)
校對 上傳 小鷗

圖片來自 The Economist

企業家一詞最早由法語“entrepreneur”而來,意思是指冒險事業的經營者或組織者,是指一個能創新、有擔當的精英群體。他們在民主法治社會裡,可以說是社會的發動機,能夠根據社會需求,高效率支配社會要素,創造社會財富,貢獻高額稅收,受人尊重。

但在中共治下的企業家,因為共產體制“官本位”的原因,絕大多數淪為官員的跟屁蟲,攀官附貴、追求金錢成了主業,既喪失了企業家應有的創新精神和擔當責任,也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尊嚴,連個“小三”都不如。有的人,到頭來樹倒猢猻散,錢去樓空;有的人,背靠官員飛揚跋扈,反而丟了卿卿性命。

有句名言這麼說:中共企業家要么正在監獄,要么正在去監獄的路上。一點也不假,幾年前肖建華、吳小暉等赫赫有名的“紅頂”企業家還在監獄,這不河北知名企業家孫大午、南京前首富楊宗義11月份又被抓了,也許剛到監獄。更有許許多多的企業家正在去監獄的路上… … 這條路是不是會塞車、擁擠?

這個精英群體的結局之所以這麼淒慘,主要是因為中共這個絞肉機似的體制所為。中共是無產階級專政,自竊取政權70年來,對有產階級極盡奴役、打壓之能事,把本來一個驕傲的企業家精英群體,摧殘成了一個極度依附官員的畸形謀利者。具體來講,中共對付企業家群體的手段大體有以下幾種:

一是收歸國有,控人管物。這主要是針對中共上台之初留在大陸的民國企業,典型代表是榮毅仁家族企業。榮氏家族的申新企業以紡織業為主,當時業務佔據半個中國,為了控制住當時的民營企業,中共先是拉攏榮毅仁為標兵、上海副市長,後來採取“三反五反”和“公私合營”運動時,榮毅仁感覺挺美,學雷鋒領頭將家族企業公私合營了,實際上中共達到了控制榮氏家族企業的目的。

既然最大城市上海的最大企業被公私合營了,全國民營企業羊群效應隨風倒,都到了中共的麾下聽命。結果是,榮毅仁文革被打瞎了左眼,成了獨眼龍,後來儘管當了國家副主席,實際是個傀儡,不僅和當代王公公的權力沒法比,自己的家族企業也徹底充了公,榮氏家族至其兒女榮智健是第四代,基本上壽終正寢。其它企業家的命運也都很慘。

二是扣個“黑社會組織”的帽子,一鍋端。代表性的是薄熙來的重慶“唱紅打黑”運動。薄先生政治鬥爭失敗被貶到古蜀國之地重慶,不甘心當阿斗,於是標新立異,一邊唱紅歌吸引中南坑和全國的眼球,一邊給重慶的民營企業家排號扣黑社會的大帽子,轟轟隆隆,把民營企業家的錢袋子都充公到了重慶財政局。

許多好好的民營企業成了黑社會組織。期間,一大批民營企業家哭爹喊娘也無濟於事,基本都是企業關門,人進牢獄。要知道,這可是在民風彪悍的辣重慶,其它地方企業的慘狀更可以想像。薄還把遼寧的王立軍調到了重慶當公安局長,實際就是他的打手,結果不但薄給自己帶了個綠帽子,還被王立軍夜闖美領館的行動送進了秦城。總之,苦了那些民營企業家,賺錢賺成了黑社會。

三是配合官員舍車保帥,充當官員的打手或者替罪羊。中共每一個官員的後面,都有幾個白手套,需要用權力換銀子,否則無法給上級送禮行賄,不行賄就不能被提拔。但官場險惡,官員遇到仇家或政敵或對手,有時候需要企業家朋友出面擺平,後者也樂得為之,因為後面有更大的利益回報。

這種例子太多就不列舉了。但中共茅屎坑環境下,企業家有了錢就囂張,來借官員消滅對手的事例也是不少,不妨一說。譬如周永康倒台後暴露出來的劉漢案件即是如此,劉漢在四川企業圈說一不二,威望的淵源之一就是藉助周永康之子週濱,動用最高法院的刑律,把當時實力相當的東北袁寶璟三兄弟判為死刑,也是轟動一時。動刀者比死於刀下,劉漢即是一例。

總之,中共治下的企業家表面風光,其實苦不堪言,除非他是一頭豬感覺不到,確實有的企業家很享受茅屎坑的污泥,譬如馬雲。王健都死了,你這“馬上的雲朵”還不醒醒? !再不覺醒,就是王健第二。

中共企業家的遭遇除了以上還有很多,本文所說只是九牛一毛。企業家們都應該醒醒了,依附官員不是正路。據說中共官員到頭來也有兩條路,都會是“兩院院士”,要么一條路進了法院,要么一條路進了醫院。實際上,這幫人比誰的壓力都大,民營企業家依附這些人,大都是先進“兩院”,再進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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