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風雲】2:《基本法》第23條和SARS

作者:香草山文藝組 Tiffany的早餐 校對/發稿:飛虹

摘要:《基本法》關于國家安全的23條立法風波。SARS在香港的爆發。七一遊行,香港人的覺醒。北京加強對香港的滲透。

共産黨一方面希望維持香港高度自治的國際形象,另一方面則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插足香港事務。2002年董建華連任,9月24日,香港政府公布了有關根據《基本法》第23條就叛國、顛覆、泄漏國家機密等7項罪行立法的咨詢文件。香港政府原定2003年7月9日在香港立法會二讀相關草案。董建華提出修訂香港法律,把推翻中國政府、叛國、偷取官方機密等行爲刑事化,並訂出相應罰則,以符合《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

香港主權移交才五年,CCP就開始侵蝕香港社會制度,香港人則對此深感不安。2003年7月1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以“反對23條立法”爲題發起遊行,約50萬人參加,是香港主權移交後最大規模的遊行。無論是北京新上任的胡溫政權、還是香港當權建制派,羽翼都尚未豐滿。董建華之後提出讓步,修改部分條文,但最後親商界自由黨的時任主席田北俊宣布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並聲言反對政府倉促立法,令政府在立法會無法取得足夠的票數通過修訂,最終撤回草案。面對民意壓力,香港政府次年撤回相關條例草案。

2003年香港反對23條惡法 圖片來源:MIKE CLARKE/AFP via Getty Images

七一遊行使香港人一改政治冷感形象。香港人意識到政治上的保障、民主和法治,不僅是經濟繁榮的基礎,也是比經濟繁榮更重要的需要。從此,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每年都組織七一遊行,遊行參加人數往往也成爲衡量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滿意度的標准之一。從涉及行政和立法産生辦法的政改開始,七一遊行的訴求開始集中在民主訴求方面。

2012年40萬人,時值當日梁振英就職;遊行主題爲“踢走黨官商勾結,捍衛自由爭民主”。大批示威者還在中聯辦外抗議至午夜。他們要求北京當局平反六四以及徹查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的死因。2013年43萬人,遊行主題爲“人們自主,立即普選,占領中環,蓄勢待發”,爭取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雙普選。2014年51萬人。2014年雨傘運動後的香港民運走到低谷,之後到2018年,遊行人數都不如既往,直到2019年返送中的55萬人大遊行。

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令CCP對香港政府不滿。之後,董建華以“身體健康”爲由辭職。在考慮董建華的繼任者時,主要的人選是曾蔭權和唐英年。北京方面認爲唐英年依靠田北俊的自由黨,而在24條立法時田北俊反水,加之唐英年和上海幫的關系,新上任的胡溫最終選擇了從較爲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系統中起來的曾蔭權。

譚德塞于2017年接替陳馮富珍 圖片來源:FABRICE COFFRINI/AFP via Getty

2002年11月開始,SARS疫情在廣東省爆發,2003年疫情的重心到了香港,標志性的事件是3月下旬,SARS在淘大花園爆發。時任香港衛生署署長的正是陳馮富珍。借助SARS疫情的政績和CCP的幕後運作,陳馮富珍于2007年1月4日就任WHO總幹事(director general),十年後的2017年7月1日,又把職位交給了心腹譚德賽(Tedros Adhanom)。CCP的布局謀劃之深遠,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香港大學的冠狀病毒研究團隊,也自SARS疫情後在國際學術界聲名鵲起。許多專家日後在2020的冠狀病毒大流行中成爲風口浪尖的人物。

對香港政府處理SARS問題的不滿,疊加了23條立法,推動了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2003年,北京和香港見機而動,借SARS疫情的經濟疲軟,推動了京港之間簽署《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加之大陸居民赴香港自由行的開放。雖然的確是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交流的政策,從另一個角度也大大提高了CCP向香港的滲透能力。

2003年夏,SARS奇迹般地在世界範圍內消退,6月23日,WHO將香港從疫區除名。一場來勢洶洶的疫情,就在無窮無盡的疑惑中淡出了人們的記憶,等待著17年後的卷土重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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