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逃港者的噩夢:歷史正在重演

1971年5月31日,4名從大陸來的游泳者被香港警方帶走問話。 (圖片來源:SCMP)

據英國《衛報》(The Guardian)記者於維納(Verna Yu)2020年9月28日發自香港的報導,

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從中共國游泳來香港尋找生活自由的逃難者認為,現在的香港已經讓他們心生絕望,面臨再次逃亡的境況。

追尋自由生活的游泳者

記者在報導裡寫到,他們一個接著一個,拖著留著血的身體,爬過牡蠣海灘來到香港。他們用繩子相互綁著,或用自製木筏的方式,得以游過數英里不可預測的波瀾起伏的海面。

在1950年到1980年之間,中共正在內陸進行著令人壓抑的“階級鬥爭”。成千上萬的年輕男女冒著生命危險來到香港,他們被稱為追尋自由生活的游泳者。這些能講述他們故事的人都是幸運兒,而更多的是那些默默無名的死者。他們要么直接就被邊防警察擊斃,要么就是被抓穫後送去勞改營。還有的要么是溺死,要不就是被鯊魚攻擊。還有的甚至被以賣國罪處死。

報導稱,這些人現在基本上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已在香港享受了幾十年的,大陸不曾給與他們的民主和言論自由。直到3個月前,中共國以實行國安法來回應數月之久的親民主人士對自由的呼聲。成百上千的民主運動和異見人士被抓。警察突襲反對聲音的報社,抓走報社高層。新聞媒體,報刊雜誌都統統被政治審查。高校大學都在積極推進國安法的教育,促進思想自由的教材都被下架。街上不許拉橫幅,學者,民眾們都突然開始害怕警察。一些親民主人士不得不逃到海外。國安法的實行無疑是對這些冒著生命危險游泳來香港的人們的一記重拳。他們無助地看到他們當年放棄一切,甚至是生命,才換得的自由已經消失。

自由世界能使我獲得重生

《衛報》記者採訪了韓文寶(音譯,Hon Man Po),他是一當年冒險游泳來港尋求自由的人。 1966年的一個夜晚,韓文寶花了6小時從大陸游泳到澳門,在那兒打工賺錢,一旦攢夠能買通走私船的費用,就以非法身份來到香港。在難熬的小船上他只有一個想法:“自由世界能使我獲得重生。”

韓文寶1968年來到香港兩年前 1966 ),他在黑暗中游了6個小時逃離大陸圖片來源 Yuling Chow/ The Guardian

《衛報》記者指出,韓文寶現在非常害怕香港從人權的天堂變成地獄。一系列所謂法律,包括反分裂國家法和勾結境外敵對勢力顛覆國家安全法,使得香港的人權民主自由走向一個未知的方向。

韓文寶告訴《衛報》記者說“自由就像太陽和空氣,當言論自由受到打壓時,那麼許多其他方面都會褪色。” 他繼續說到,“之前在香港,你可以聽到可種各樣的聲音,然而現在,人們變得都不敢說話了,活在痛苦和蒙羞之中。”

報導說,韓文寶上大學時(1958-1962),中共國正處在毛澤東治下的大躍進之中,弄得全國鬧飢荒。他在那時有一頓沒一頓的,經常挨餓。他的學業,也因為被調去修鐵路,在院子裡煉鋼鐵和在田間務農而被耽誤了。

畢業後,韓文寶覺得難以忍受的政治批鬥氣氛讓他快要窒息。作為有海外關係的地主階級,韓文寶被下放到南部沿海地區的一個小山村里教書,在那裡他還經常被當做走資派被批判。

1966年前,他試著逃過兩次,第一次他在山里多了10多個小時,由於颱風的原因沒有成功。第二次逃跑時,他被看門狗咬傷,由此被發現,而被關了好幾個月。現在,他正在目睹著香港年輕人重複著他當年的恐懼。

《衛報》披露,今年8月,12個香港民主運動人士,其中包括一個年輕人,試圖逃到台灣的時候被抓,理由是他們違反了國安法。還有一些人逃到了英國和美國,希望通過移民來幫他們的孩子免受共產主義的洗腦教育。

韓文寶已有82歲,《衛報》記者引用他的話說,“如果我當年不能離開大陸,我就會沒命。我沒有選擇,唯有逃跑。”他非常珍惜得來不易的在香港的自由。他先在香港的一家紡織廠工作,後來成為獨立作家,還成立了自己的雜誌社,出版了數十本書。韓文寶還說,“在香港寫作時,我能放下在大陸時的那種心如沉石般的焦慮。香港於我說來就是自由,希望,和重生。這里海納百川,我能做我喜歡做的事,說我想說的話,寫我想寫的書,這些在大陸是完全不可能的。”

香港親民主人士說,國安法的實施,標誌著自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以來,中共對香港自由人權最嚴重的一次踐踏。

據《衛報》報導,美國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又譯為諾特丹大學)的維多利亞·許(Victoria Hui)教授說,“國安法的實行意味著香港原有的公平,有效和健全的法律體系遭到了嚴重摧毀。”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SOAS China Institute,University of London)院長曾銳生(Steve Tsang)說:“國安法的實行,標誌著北京政府失信於當年香港移交主權時所作的承諾,違反了基本法。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再過20年,那麼香港未來的年輕人將不會知道當今一代香港人的思想,而變得和大陸一樣,這正是北京所希望的。”

《衛報》指出,香港政府的說詞是,“國安法的實施是以保證基本法和司法體係為基礎的,以保證香港的主權,安全和發展需要。”“對那些遵紀守法熱愛和平的民眾,投資家和旅行者來說,他們不會受到影響。”

《衛報》記者還採訪了73歲的周明輝(Chow Ming Fai),他當年因為文革,花了6個多小時游泳逃到香港,此後,他享受了近50年的民主自由,眼看著當下司法系統的倒塌,他的心都快碎了。周明輝說,“我們很快就會失去自由,我們這些當年的游泳者們眼看著香港就要變得跟大陸一樣。正因為此,接受你的採訪,我感到很擔心。”

《衛報》稱,周明輝是1968年文革中一千六百萬知青上山下鄉中的一員。他看不到人生的希望, 1973年,他和他的女朋友沒日沒夜地躲躲藏藏走了幾天的山路,來到了深圳的海邊。兩個人手綁漂浮圈,相互繫著繩子游到香港,被一個好心的村民救了。周明輝說,“我們來到香港,不僅是為了填飽肚子,更是為了享受自由。”

廣東省是周明輝成長的地方,那裡幾乎沒有人信當時中共大外宣說的那樣,香港是“罪惡之都”。年輕人偷聽香港的廣播,像流行音樂,新聞,戲劇等,成了他們的一種精神食糧。周說,“無論中共怎麼醜化香港,我們當時都覺得香港是個好地方,因為在我們鬧飢荒的時候,香港親戚們會給我們郵寄食物。中共只會開空頭支票,共產黨是不可信的。年輕人只是在為獲得他們被承諾過的權利抗爭。”

《衛報》採訪的另一位逃港者叫黃雄(Wong Hung),他於1970年坐木船逃到了香港。他說,“國安法的實施標誌著香港一國兩制的結束。香港是回歸了中國,但香港人的內心卻沒有回去。”

黃雄表示,他對香港年輕的民運人士不得不出海逃亡有著切身感受。因為當他數十年前在破濤洶湧的大海上游泳逃往香港時,後面還有警察的船在追著,他當時哭了,心想也許永遠也見不到家人了。他說,“就像當年的我們一樣,這些年輕人再也不能回頭了。現在的香港已變得像當年的大陸一樣。香港正在遭受著之前大陸遭受過的文化大革命。這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衛報》注:為保護採訪者安全,以上姓名已經被改動。)

原文

翻譯:Katniss

校對:文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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