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重於經濟利益,澳大利亞勇敢直面應對中共

喜馬拉雅聯盟加拿大農場 坐看雲起時

校對 文錦

圖片來源:路透社

路透社9月4日發表長篇報導,剖析了澳大利亞對中共國外交政策的轉變,並指出澳政府已經確定了對中共國的新政策,即中共國不僅是首要貿易夥伴,也是對國家主權的威脅。這一戲劇性的轉變預示著世界各國正在努力應對中共不斷增長的挑戰。

多年來,澳大利亞政商界有個最重要的目標:維持和擴大這個自然資源大國對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共國的出口:鐵礦石、煤炭、天然氣、葡萄酒等等。在中共病毒疫情之前,由於向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出口,澳大利亞在29年間未出現一次經濟衰退,堪培拉的外交並重於平衡與中共國的貿易關係及同美國的國防聯盟。

但是澳政府內部人士告訴路透社記者,當前政府看待中共國的模式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不再側重於貿易,而是側重於國家內部的廣泛共識–中共對澳大利亞的民主和國家主權構成了威脅,莫里森內閣關於中共國的討論均圍繞著維護主權和抵禦中共左右澳大利亞政治等話題。

總理最近採取的措施似乎驗證了這種說法。他警告澳大利亞公眾網絡攻擊將大幅增加,對外國投資引入國家安全測試,並宣布大幅增加國防開支,重點放在印太地區。總理在宣布這些舉動時沒有點名,但政府官員表示,這些舉動是為了回應中共國的行動。

最近幾週,澳大利亞還對它所認為的中共國試圖破壞民主制度的虛假宣傳活動表示關切;因中共國在香港實施嚴厲的安全法而中止了與香港的引渡條約;並向聯合國提交了一份聲明,拒絕中共國在南中國海的海洋主張。

不過,在最近幾個月採取的所有行動中,最令中共國憤怒的是澳大利亞政府4月份遊說世界各國領導人,要求對中共病毒的起源進行調查。世界各國支持此提議,137個國家在世界衛生大會上共同提出了一項決議,要求對首次出現在武漢的疫情進行調查。中共最終支持了這項決議。一個由新西蘭前總理海倫-克拉克和利比里亞前總統埃倫-約翰遜-瑟利夫領導的獨立小組將在11月提交一份臨時報告。

中共在疫情調查行動後對澳大利亞實施貿易制裁。它以技術問題為由暫停了部分牛肉的進口,並對澳大利亞進口的大麥徵收80.5%的關稅,阻止了4.39億美元的貿易。同時還對澳大利亞進口葡萄酒展開反傾銷調查。 8月,一名中共國外交官借羅馬歷史抨擊堪培拉,將澳大利亞要求進行調查比作刺客布魯圖斯對凱撒大帝的背叛。

中共國外交部表示,北京從未乾涉澳大利亞,也沒有對其進行脅迫。在答路透社提問時,該部還呼籲澳大利亞”放棄冷戰思維”,多做”增進互信”的工作,不要”在涉及中共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挑起事端”。它說,穩定的關係符合兩國的利益。

路透社採訪了19位現任和前任澳大利亞政府官員以及兩位前總理,研究與中共國的關係是如何變化的。採訪顯示,澳大利亞對中共國立場的轉變始於2017年,在北京和華盛頓關係急劇惡化之前。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澳大利亞的一些官員主導的,其中有的官員具有安全和情報背景,他們對中共國領導層及其全球野心持有深深的懷疑態度。

這個劃時代的標誌是,澳大利亞議會兩黨形成了一個反共鷹派團體,他們自稱”金剛狼”。

當被問及這一轉變時,莫里森以外交上的謹慎來表述自己的舉動。他在書面回答路透社的提問時說,他的政府對中共國的態度是一貫的。 “與任何雙邊關係一樣,澳大利亞的做法是基於我們的價值觀和原則,以及對澳大利亞國家利益的清醒評估,”他寫道。 “我們非常重視與中共國的關係,我們沒有試圖讓這種關係面臨風險。”莫里森說,澳大利亞一直是中共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受益者,但”國家的發展有責任維護本地區穩定和良好的戰略平衡。”

與中共國的貿易關係對澳大利亞來說仍然至關重要。澳大利亞與中國有1720億美元的貿易往來,其中貿易順差達510億美元。

這是一種不易平衡的政策。在回應澳大利亞推動大流行病調查時,北京指責堪培拉”跟著華盛頓的調子跳舞”。 6月,在北京提出新的貿易威脅後,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亞不會屈服於”脅迫”。

2017年莫里森擔任財長時對北京的一次訪問,使他確信他的國家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貿易具有雙向效益。他當時在北京對一小群記者說,他從中共國官員那裡得知,澳大利亞的鐵礦石出口量大、質量高,使其處於”獨特的地位”。 “這是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莫里森在對路透社的評論中說。 “中共國的經濟更強大,因為他們可以從澳大利亞獲得高質量的能源、資源、農產品和越來越多的服務。而我們的經濟之所以更強大,是因為我們可以獲得來自中共國的高質量製成品。”

到目前為止,中共國還沒有提到鐵礦石是潛在的報復目標。這是有充分理由的。澳大利亞佔中共國鐵礦石進口量的60%。澳大利亞是中共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中共國政府正努力讓因疫情而關閉的經濟恢復到滿負荷運轉的狀態。

前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認為,儘管中共國”虛張聲勢”,但它需要澳大利亞,。 “中共國公司購買澳大利亞的商品、貨物或服務,並不是因為他們想幫這個苦苦掙扎的小島國的忙–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價值高,質量好。”

中共國外交部在回答有關其從澳大利亞進口鐵礦石的問題時表示,兩國貿易由來已久,並以市場供需原則為基礎。中共國希望澳大利亞能”做更多有利於友好交流與合作的事情。”

不過,澳大利亞的強硬立場是否能為其他依賴對華出口的中等規模大國提供更廣泛的模式還有待觀察。澳大利亞的鐵礦石是中共國難以替代的;其他國家可能缺乏這樣的影響力。

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曾任北京大使館外交官的前工黨總理陸克文則表示中共國很難對付,並對莫里森政府與北京的”滾動危機”提出批評。他認為莫里森的自由黨議員爭相表達對中共強硬態度以獲取政治資本。並認為不是必需品的澳大利亞出口產品可能會成為北京的目標,造成昂貴的貿易損失。他同時提到,”澳大利亞的氣氛並不適合對中共國關係進行理性的討論,因為你會被自動定義為要么是鷹派,要么是親共者”

惡化的關係

外交官和政府官員告訴路透社記者,當疫情來襲時,澳大利亞已經明確了要面對的是一個在習近平領導下更加專制和強硬的中共國政府,從長遠來看,澳大利亞需要減少對北京的貿易依賴。

然而,這場大疫將緊張關係前所未有的公開化。在之前的摩擦中,北京也對澳大利亞採取了懲罰性的經濟措施。但這些懲罰措施,如在其港口扣留煤炭運輸或葡萄酒,都被掩蓋為海關技術問題。

中共國駐堪培拉大使成競業在4月27日接受報紙採訪時明確威脅說,為響應澳大利亞的調查號召,中共國民眾可以抵制澳大利亞的葡萄酒、牛肉和旅遊業。

隨後,北京告誡學生不要選擇澳大利亞大學,這威脅到275億美元的外國學生教育市場。莫里森用他擔任總理以來對中共國最強硬的語言進行了回擊。 “我們是一個開放的貿易國家,但永遠不會改變我們的價值觀,以應對來自任何地方的脅迫,”他在6月告訴悉尼電台2GB。

外交政策研究組織Lowy Institute的年度民調發現,澳大利亞人對中共國的信任度已驟降至23%,而2018年這一比例為52%。 6月發布的調查發現,94%的受訪者支持減少對中共國的經濟依賴。

政府與該地區其他國家合作以應對中共國的做法得到了兩黨的支持。美國一直是澳大利亞的主要安全盟友。但隨著川普的當選,那些對中共國推行更強硬路線的官員也呼籲澳大利亞開始尋求與所謂的中等大國–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建立更廣泛的聯盟。

雙贏的時代

澳大利亞於1972年與中共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這比美國完全承認中共國早了7年。

澳大利亞向中共國運送鐵礦石、煤炭和液化天然氣,與北京的貿易聯繫也隨之增長。 2015年底,雙方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降低了中共國對農業、乳製品和葡萄酒的關稅,並承諾為澳大利亞銀行業和其他專業服務打開通往中共國受限市場的大門,雙方的經濟關係達到頂峰。

協定簽署後幾個月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當北京拒絕承認2016年國際法院關於中共國對南海爭議島嶼的裁決時,特恩布爾政府與華盛頓一起斥責中共國。堪培拉也開始擔心中共國在澳大利亞施加影響的企圖越來越大,特別是中共國商人向當地政客的政治捐款被曝光。 2017年12月,特恩布爾向議會提交了外國干涉法。該法律旨在遏制的活動包括:中共在大學校園內對中共國學生的暗中影響,北京對當地華文媒體的干預,以及中共國試圖影響澳大利亞從地方議會到聯邦議員等政客的決策。

特恩布爾當時說,澳大利亞國家安全機構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編寫的一份關於這些和其他中共國活動的報告,”激發了我們採取行動”。三位前外交官說,2017年ASIO報告後,國防和安全機構及時任總理特恩布爾辦公室的關鍵顧問接管了對中共的政策管理,而傾向於低調處理的外交部被排擠在外。

北京對外國干涉立法作出了憤怒的反應,並以凍結外交訪問作為回應。這包括中止年度領導人的訪問。

同時網絡入侵正在成為一個主要的關注點。特恩布爾的網絡安全特別顧問、澳大利亞網絡安全中心前負責人阿拉斯泰爾-麥克吉本告訴路透社記者,中共國正在通過各種方式收集有關資源或投資領域的情報,以使其國有企業受益。 “中共國擁有非常強的能力,並且正在對競爭對手、朋友和敵人所做的事情進行戰略略性竊取。” MacGibbon說,他現在是私人網絡安全公司CyberCX的首席戰略官。

中共國外交部表示,網絡攻擊很難追踪,澳大利亞需要出示北京參與的證據。 “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單方面炒作針對其他國家的網絡攻擊問題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對中共鷹派的崛起

2018年8月,澳大利亞成為第一個以國家安全為由有效禁止華為進入其下一代5G電信網絡的國家。提出使用華為5G設備便是給一個有敵對可能的外國勢力提供造成傷害本國的能力。澳大利亞安全官員向華盛頓提出了他們對華為的擔憂,華盛頓效仿堪培拉的做法,於去年5月對這家中共國公司實施了禁令。官員們還前往英國解釋澳大利亞的立場。麥克吉本說,英國人關注的是俄羅斯的干擾,但澳大利亞官員認為,他們也需要了解來自中共國的風險。

在最初決定允許華為在其5G網絡中發揮有限的作用後,英國政府在7月改變了方向,宣布將禁止該公司在該國的5G網絡中發揮作用,命令電信公司在2027年前拆除其設備。

華為澳大利亞公司表示,它沒有參與任何干預該國電信網絡的努力。中共國外交部表示,澳大利亞政府”以國家安全為藉口”禁止華為,沒有任何事實依據。

與倫敦就華為問題進行接觸的官員之一是安德魯-希勒(Andrew Shearer),他去年從國家情報辦公室調任莫里森的內閣秘書。政府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記者,他已經成為總理內閣中關於中共國政策的強大聲音,並敦促與日本和印度進行更密切的接觸。 6月,澳大利亞與印度達成戰略夥伴關係,允許兩國進入對方的軍事基地,並允許澳大利亞向印度提供對國防和太空計劃至關重要的稀土、金屬。

2016年至2018年期間,希勒在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工作,該中心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國防和安全智庫。 CSIS負責亞洲事務的高級副總裁格林(Michael Green)表示,當時美國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對北京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2017年在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露面時,希勒告訴委員們,中共國有意破壞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和支撐這一秩序的機構。

希勒致力於解決包括中共國在東海和南海的”灰色地帶”侵略性行為,如人工島。 “我們在尋找利用聯盟和夥伴關係來阻止北京進一步升級的方法,”曾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格林說。

莫里森最近宣布,澳大利亞將在未來10年將國防開支提高40%。莫里森表示,他的國防戰略將增強澳大利亞應對”‘灰色地帶’–低於傳統武裝衝突門檻的行動”的能力。

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理查德-莫德(Richard Maude)領導了政府的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書,對中美更有可能發生衝突的世界進行了重大反思。

“在我們自己的地區和全球範圍內,與其他中等大國合作,在當前的環境下,對澳大利亞來說很有意義。它有助於向中共國表明,我們並不是唯一有此擔憂的國家。 “去年離開外交部的前情報局局長莫德說。 “這也有助於反駁中共國的說法,即澳大利亞只是遵循美國的要求。”

對中共最尖銳的公開批評來自一個兩黨議員團體,他們自稱”金剛狼”,其靈感來自上世紀80年代電影《紅色黎明》中一群抵抗蘇聯入侵的少年。這群人沒有一個是內閣成員,他們在2019年凝聚在一起。

表現最耀眼的”金剛狼“是前特種部隊士兵、自由黨議員安德魯-哈斯蒂,他是議會情報監督委員會主席。去年8月,哈斯蒂曾將西方對專制中共國的綏靖比作當年法國阻止納粹德國前進的失敗。

中共國外交部表示,澳大利亞一些政客和智庫”散佈謠言,詆毀中國,嚴重毒害雙邊關係”。

澳大利亞對反對公開批評北京的中共國外交官進行了反擊。中共國外交官被澳大利亞同行告知,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國內的政治辯論和媒體是政府無法控制的。

商界的覺醒

4月,當中國威脅要對澳大利亞呼籲進行冠狀病毒調查進行經濟報復時,貿易部長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辦公室的電話開始響起,行業負責人紛紛打電話表示擔憂。但在公開場合,澳大利亞商界領袖基本保持沉默。

鐵礦石礦商則繼續將澳大利亞最寶貴的資源–從西澳大利亞皮爾巴拉地區的紅色乾土中提取的鐵礦石運往中共國鋼廠。 6月,由於唯一的競爭對手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遭遇中共病毒疫情而停產,澳大利亞鐵礦石發貨量達到創紀錄的99億澳元(72億美元) ,使年出口額首次突破1000億澳元(732億美元) 。 “中共國需要我們的大宗商品–世界上最好的鐵礦石。這確實意味著澳大利亞在此方面處於一個強勢的地位,”西澳大利亞州礦產和能源商會首席執行官Paul Everingham告訴路透社。同時,他補充道,鐵礦石行業對新近出現的”對抗性氣氛”感到不適應。 ”

在2018年外交低潮之後,國家安全局和外交部為面向中共國的行業高管舉行了簡報會。一位農業行業人士表示,這些高管被告知,抱怨將為北京提供彈藥,用於宣傳反對澳大利亞政府。他們被建議與政府官員合作應對中共國的限制並揭露北京的貿易報復行為。

政府還告訴工業界,它正在為澳大利亞商品尋求替代市場,已經就進入印度尼西亞進行了談判,並正在與英國、歐洲和印度進行談判。

商業界的沉默與2018年形成鮮明對比,當時首席執行官們大聲抱怨特恩布爾政府與中共國的爭端有可能損害貿易,並懇請他飛往北京解決問題。對此特恩布爾認為商界已經開始覺醒。

參考鏈接: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australia-china-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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