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下的歐洲能否回到從前?

圖片來源: Credit: Stefano Oppo Getty Images

近日,諾丁漢特倫特大學(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國際歷史教授伊恩▪ 英克斯特(Ian Inkster) 在全球之聲發表了一篇名為《歐洲的COVID-19:致富的代價》的文章。

文章指出,疫情全球蔓延之下,西方主流媒體對疫情的報導大多圍繞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出台的相應政策的內容,其有效性、覆蓋範圍以及政策實施所需的經濟成本;二是政府及民間對於封鎖、戴口罩、社交距離以及養老院和外來移民務工人員中的死亡率等種種熱點話題的各種看法見解。作者認為,每個國家的疫情以及其政府政策差異性大,我們很難得出一些普遍結論。德國似乎是歐洲國家中表現最好的,而東亞的國家的表現又與我們知少之又少的普遍結論有所偏離。

作者通過這篇文章嘗試用數據來論述一個不起眼的現象,也許能夠解釋各個國家政策的差異。伊恩教授蒐集了歐洲最富裕的八國的數據統計,論述了在疫情籠罩的全球下歐洲富裕國家付出的成本。

表格一 八國與全球平均數對比

歐洲最富裕的八個國家總人口超過1千萬,自今年法國1月24日確診歐洲第一例病毒感染至現在已有140萬確診人口,感染人口占總人口的14%。其每百萬人口確診和死亡平均數遠遠高於全球平均數,這說明富裕國家面臨的情況和遭受的損失比世界其他國家要嚴峻得多。比如亞洲人口44億(僅中國和印度兩國總人口28億),其確診案例官方透露是300萬,感染比例0.1%。而歐洲總人口僅7.4億,感染人口卻高達260萬,感染比例0.4%,遠高於亞洲的感染比例。

作者認為,在當前病毒全球大流行國家間差異非常巨大,並且這種差異很難用常理來解釋。大家通常認為,富裕國家相比南半球的貧窮國家,有充分的社會和經濟資源來減少病毒的影響,特別是死亡率。但這些差異背後的緣由是什麼?解釋也許有很多,但是卻沒有一個解釋能夠從收入差距和人口年齡比例來說明影響。

大家都很清楚病毒有其非常獨特的年齡段特性。病毒通常對年幼者傷害最小,中老年人口容易感染,並且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致死率很高。我們不清楚確切的年齡劃分,這需要曲將來的流行病屍體解剖研究得出。但有證據表明,20歲以下的人口對病毒可能具有免疫力,但60歲以上的人口屬於高危人群,不僅容易感染,而且到目前為止這部分人群由於直接病毒感染致死或因免疫力低下而引起的並發症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歐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八個國家很早已經人口老齡化。年輕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比例不斷上升。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釋一個現象,其中主要的就是高收入高消費替代了生育。貧困時候的生育率高,家裡養家糊口的大人如果無法工作,孩子們可以去工作賺錢。而且,收入和營養的增加,以及越來越發達的藥物開發意味著人口的平均壽命的加。簡而言之,富裕國家的孩子少,老人多,而貧困國家相反,孩子多,老人少。

作者蒐集了以下收入差距和人口比例分佈的數據來加以論述。

表格二 八國與低收入國對比

1世界銀行定義為“低收入”的16個國家人均購買力平價為$8,500美元
2世界銀行定義為“低收入”的29個國家人均購買力平價為$2,500美元

低收入的16國和29國和歐洲八國的人口比例差異很多,每百萬人的確診和死亡平均數的差異程度令人詫異。低收入國家年輕人比例高,老年人比例少,受病毒的影響比歐洲八國要小得多。特別是數據統計的29國,其確診率僅僅是八國確診率的4%, 死亡率是八國死亡率的1%。

可能讀者會質疑數據的真實準確性,作者提出,即便數據有造假,也許歐洲非民主國家的政府在數據收集過程中效率不高或者要求民眾絕對服從其政策,再加上當下病毒肆虐下的不穩定性,但要在病毒籠罩的世界下繼續保持國家的富裕是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的。追求更高的收入則意味著更低的生育率和更多的老年人,和自然的人類繁衍進步是相違背的。

在富裕的歐洲或者貧困的非洲,政府政策可能會導致一些實質性的差異,德國或者東亞國家似乎遙遙領先。作者認為,兩者都有著高收入和富裕國家的人口分佈特性,而且受病毒影響得比較小。但必須承認的是,除了政府的政策以外,國界、人口密度、空氣污染程度以及國家間的交流程度的也是導致在統一收入類別內的國家間的差異的因素。

作者進一步說明,即便如此,以上說的各種原因並沒有改變富裕的歐洲國家高感染率和死亡率的現狀,雖然這些國家有龐大的社會和實體基礎設施的優勢。無論這些國家如何使用這些設施,在病毒控制方面他們遠遠落後於世界上較貧困地區。很明顯的是,病毒肆虐下的世界正在經歷一次基於收入和年齡結構的重新劃分。

伊恩教授是倫敦大學SOAS的全球歷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曾在英國,澳大利亞,台灣和日本的大學任教和研究。他著作的13本有關亞洲和全球形勢的書籍著重於工業技術的發展。伊恩教授自2000年是《技術史》雜事的編輯。他即將出版的書籍有《分散的資本主義:1971年後的世界》(Distracted Capitalism: The World Since 1971) 和《入侵式的技術與土著前沿》 (Invasive Technology and Indigenous Frontiers)。伊恩教授與大衛▪普瑞特(David Pretel) 共同參與了“歷史加速變遷”的案例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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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報導:文慈
校對整理:意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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