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之死(6-7)

新聞來源:The Wire China;

作者:ORVILLE SCHELL

翻譯:草根(文人);校對:InAHurry;

Page: 拱卒

中美接觸終止

第六部

和平崛起:喬治·沃克·布什,胡錦濤和傲慢

中共國通過與外部世界的更多的互動,可以從毛派改革小蟲蛹慢慢的蛻變成在當下的自由民主世界裡的、即便不是更加的開放和民主的社會,也會是羽翼豐滿的、重生的、建設性的參與者的夢想已深植美國政治圈,以至於在1999年喬治·沃克·布什開始總統競選的時候,他非常自然的接手了克林頓留下的對華政策:吹捧更多雙邊貿易的積極影響。

2008年8月10日,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什(左)在北京中南海會見中共國總理溫家寶圖片來源:路透社/Jason Lee/Pool (中國)

喬治·沃克·布什宣講到“貿易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金錢,還有道義上的,”“經濟自由會創造自由的習慣,自由的習慣又會創造對民主的期望……跟中共國進行自由貿易,機遇在我們這邊。”

到2005年,布什推行了一個更加樂觀的願景。在一次跟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郞一起的新聞發布會上,他解釋到,“當中共國改革他的經濟,他的領導人會發現只要通向自由的大門哪怕只開了一條小縫,它就再也關不起來了。”一個新型的美中合約的形成既不是因為害怕前蘇聯的冒險主義,也不僅僅是因為更多貿易帶來的經濟利益,而是因為相信與世界的更多的互動能夠促使一個良性政治改革的許諾下建立的。就像前紐約時報北京辦事處主任專欄作家紀思道(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曾經樂觀的寫道,“當中國人可以看到艾迪·墨菲穿緊身粉色裙子,在星巴克糾結不知道要買什麼,那麼改革就完成了”因為“沒有中產階級會滿足於咖啡選擇比投票選舉時的候選人多。”

為了讓全世界相信中共國的不斷富強並不是一個威脅,一份中國的白皮書承諾“一個繁榮發展的中共國,一個在法治下民主,和諧和穩定的國家會對世界做出更多的貢獻。 ”而且在2005年,黨總書記胡錦濤開始頌揚“和平崛起”的概念,這個措辭上的靈感是前中央黨校校長鄭必堅拼湊的,他通過《外交》雜誌向全世界發出了這個口號。

紀思道寫道“當中國人在星巴克不知道要買什麼的時候”,“改革就完成了”,因為“沒有中產階級會滿足於咖啡的選擇多於候選人的選擇。” 圖片來源:《路透社》

但是這種口號掩藏的和它揭露的一樣的多。就像一個中國的宣傳頭目,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冷嘲熱諷的解釋到那樣:“所謂的’和平’是給外國人看的,這個’崛起’才是我們自己的。”

基辛格寫道,這種安慰性的言辭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它旨在超越傳統方式的大國崛起,通過漸進式的改革和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來實現。”這種萬能藥方給了美國人希望,認為中共國變成一個更資本主義,更負責的全球參與者,甚至成為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只是時間問題。這種邏輯暗示著“只要持續向前就行”。繼續貿易和繼續互動,然後接觸政策的滋補作用會慢慢的讓中共國與當下的已有的自由民主秩序相融合。

法蘭西斯·福山在他的1992年的書《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對這種樂觀態度做了最好的描述,他在書中他寫到“在窮盡了所有的可能的替代西方自由主義的其他系統時”世界就會經歷一個“西方理想的勝利。”反過來的情況–就是中共國的列寧主義,一黨專政並沒有把自己看成是這種宏大的全球變化的一部分, —對於把“西方”看作是擁有解開歷史意圖和方向的神奇鑰匙的接觸政策的支持者來說是幾乎不可能的。

被這種言辭和相對穩定的中國領導階層給麻痺,喬治·沃克·布什總統命令他的國務卿,漢克·保爾森去建立美中戰略經濟對話,來解決美中具有破壞性的緊張關係,同時刺激北京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後來說到“封閉的政治不能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永久的特徵,”“這是不可持續的。當經濟繼續增長,富有的中國人會要求在未來有更多的話語權,這樣政治改革的壓力就會產生。”

在布什的要求下,國務卿漢克·保爾森建立了戰略與經濟對話,這激勵了在2008年金融危機襲來之前的對於未來美中經濟關係的樂觀主義。圖片來源:白宮Chris Greenberg

在我早前參加的一次華盛頓的SED(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一些輿論界人士竟然相信一個更加民主的中共國的著陸已經在眼前了。前布魯金斯學會董事長約翰·桑頓在2008年樂觀的寫道,“關於中共國的議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有民主了,而是什麼時候有和以什麼方式(擁有民主)。 ”

被這種預測所鼓舞,布什政府繼續強調接觸是一種激勵北京更負責任的做事的一種方式。當中共國在經濟上變得越來越強大,在世界格局中越來越重要,尋求引導中國向積極的方面發展就非常的有意義。但是有一個問題:隨著接觸的進一步推進,中美關係顯示出了不斷增長的、互惠和平衡上的欠缺,而且在越來越擴大的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中,為了保持關係的正常有效而需要作出的必要讓步卻不成比例地落在美國的肩上。

然後就是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當美國經濟捲入危機的時候,中共國的經濟增長率仍然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一股旺盛的傲慢席捲中共國的領導圈,新的元素被注入到雙邊的關係方程式中: 北京的黨的領導開始想像“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即便不能被看作是比美國模式更優越的體制,它至少是和美國模式等同的體制。當美國看上去在走向衰退的時候,中共國領導人變得更加不願意讓競爭環境變得公平和採取更多的互惠的方法。

翻譯:johnwallis; PR: leftgun;Page:拱卒

中美接觸終止

第七部

奧巴馬以“第一任太平洋總統“的身份上任,和他的前任一樣,他的第一任期在接觸中的枷鎖下虛度過的。

他成為第一位擱置與達賴喇嘛(Dalai Lama)的訪問來安撫北京的總統。隨後,他的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前往北京,在那兒她宣稱,不允許美國對諸如人權等有爭議問題的支持來”干擾對其他諸如最近的經濟危機和全球氣候變化等更重要問題的解決方案”。儘管“有些人認為,崛起的中共國顧名思義是一個對手,”但她宣稱,”美國和中國可以從對方的成功中獲益,並為對方的成功做出貢獻”。

希拉里-克林頓在1995年北京婦女大會上倡導人權,但作為奧巴馬的國務卿,她表示不允許人權“干擾尋求解決方案”。資料來源:威廉-J-克林頓總統圖書館。

儘管他的政府努力恭敬地發出信號,表明美國希望建立一種更加友好、順應民意和互惠的關係,但當奧巴馬總統2009年4月訪問中國時,他受到了令人困惑的冷遇。當我看到他與胡錦濤的峰會時,引人注目的是,並沒有在聯合新聞發布會上的友好洽談,也沒有公開的大學演講,更沒有尼克松、卡特和克林頓峰會時的友好和熱情。北京方面缺乏關懷,也許是因為他們越來越相信,如果美國正在衰退,而中國正在崛起,那麼中國領導人就不再需要表示尊敬。正如基辛格(Kissinger)所觀察到的那樣,他們“不再感到受制於對西方技術和製度的學徒感”。”相反,他們現在覺得“有足夠的信心拒絕,甚至有時輕巧地嘲弄美國的改革導論”。

這種態度表現在南海問題上新的傲慢,中共國海軍、海岸警衛隊、甚至漁船隊都部署在南海,以執行中共國廣泛而有爭議的海洋主張,並挑釁性地挑戰鄰國以及美國第七艦隊。一位解放軍將領這樣解釋中共國改變的舉止和新的武力姿態:”我們以前很弱。現在我們強大了。”

但是,儘管中共國似乎認為沒必要,也會失去體面去做出讓步,但朝鮮核威脅、全球流行病以及氣候挑戰等問題促使奧巴馬政府堅持他們的要求以保持“接觸“。

當奧巴馬與胡錦濤會面時,他幾乎沒有受到像前幾任總統的熱情對待。資料來源:Pete Souza/白宮

“我們歡迎中國的崛起​​。”奧巴馬一直堅持,”我絕對相信,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世​​界有利,對美國也有利。”

接受一個“崛起“的中國“成為一個繁榮和成功的大國”,也是他的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希望的一部分。在他看來,”戰略保證“是讓中國領導人相信他們的崛起“不需要以犧牲他人的安全和福祉為代價“的最佳途徑。儘管中國反應冷淡,但他仍然致力於打造他所描述的新的“核心,如果心照不宣的話”。

即使奧巴馬慷慨地(有人說是愚蠢地)最終承認了中共國的“核心利益”–包括他們對整個南中國海的主張,以及對西藏、新疆、台灣、澳門和香港的其他不可談判的領土要求–北京也沒有收斂其日益咄咄逼人的民族主義。正如《2010年中國夢》的作者劉明福直言,北京的“宏偉目標“是“成為世界第一”,取代美國。

這種宏偉的計劃正在加劇雙邊關係的不平衡、不平等和焦慮。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美國網絡司令部負責人基思-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將軍很快評價美國知識產權被盜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財富轉移”。

習近平2012年掌權時,他就要求實現全球宏偉的“中國夢”。到了2014年,他還宣稱,是時候進行一些“大國外交”,發出“中國的聲音“了。

2015年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向奧巴馬承諾不會將南海新建島嶼軍事化。資料來源:Gary Cameron/《路透社》

隨著習近平更加強硬,對美國表現出比胡錦濤更少的靈活性和共事性,使前幾任領導人建立聯繫的一種關鍵的人際潤滑劑消失了。由此產生的信任缺失和摩擦並沒有被忽視。例如,2015年,習近平在白宮玫瑰園向奧巴馬承諾,不將南海新建島嶼軍事化–然後,馬上就這麼做了(軍事化)。

現在,中共國感覺到經濟和軍事上的弱點不再那麼受制於人,雙邊關係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越來越多的美國利益相關者開始抱怨競爭環境越來越不公平,這並不奇怪。據報導,有一次,甚至連奧巴馬總統都問他的兩位高級顧問勞倫斯-H-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和杰弗裡-A-貝德(Jeffrey A. Bader):”你們是不是讓步太多?”

2012年的一個下午,當我意外接到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電話時,我親身感受到了美國人日益增長的挫敗感。她氣憤又困惑地問道:”為什麼我和中國戴秉國(Dai Bingguo)國務委員的關係得不到任何進展?我一直想和他修復關係,但我一直在碰壁。他們想要什麼?”

“開放給了中國人對我們的籌碼,”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chultz)反思道。”自1978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中美關係的歷史大多是“一系列中國定義的’障礙’……美國的任務是克服這些障礙,以維護整體關係。”

隨著時間的推移,奧巴馬政府越來越感到沮喪,因為他們沒有與中共國領導層取得足夠的進展。2009年2月21日,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抵達北京與中國總理溫家寶會面。資料來源:《路透社》/Oliver Weiken/Pool (中國)

當奧巴馬政府最終開始“向東亞傾斜“,並要求將美國海軍約60%的海上力量重新部署到亞洲地區時,這一點並不奇怪。但是,為了避免中共國官員報復以及徹底打消接觸的念頭,奧巴馬繼續堅持“一個繁榮的中國對美國有利”。直到2016年,他還在重申:”我一直非常明確地表示,我們對一個被削弱、受威脅的中國的恐懼,要比一個成功、崛起的中國更甚。”

然而,要想讓這樣的論點具有說服力,就必須要有持續的中共國政治改革的承諾–即使不是民主化,也意味著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是,隨著習近平朝著越來越專制、越來越強硬的方向發展,以及他的許多黨內領導人將接觸視為一種隱蔽的戰略,以促成“和平演變”,甚至是政權更迭,美國的接觸方發現自己像越來越失去方向般在水中漂流。

在北京的辯護中,必須說,他們的反應並非純粹的偏執狂。因為在接觸的願景中,有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如果與美國相處意味著賺錢,那麼黨就會願意幹。但是,如果這也意味著民主化,並可能使把黨搞垮,那麼黨就是一個不願意的接觸者。中國分析人士坦納-格里爾(Tanner Greer)指出,接觸最初可能是“一個好的策略”,但由於習近平開始將這一政策視為旨在從政治上改變中共國的一黨統治,它“嚇壞了“黨,”他們採取了行動來擊敗它”。

儘管沮喪的奧巴馬政府官員一再努力尋找使關係更加平衡和互惠的神奇鑰匙,但北京未能以足夠有意義的方式作出回應。直到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的上任和他的反共護衛-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這是兩個不兼容的系統“ 和彼得-納瓦羅“中共國之死“的主張,才對中共國叫板。

“這是兩個不兼容的系統,”班農宣稱。”一方要贏,一方要輸。”

這種聲音很極端,但它們準確地描述了一種越來越不符合美國利益的互動。

新聞鏈接

編輯:【喜馬拉雅戰鷹團

0
0 則留言
Inline Feedbacks
View all comments

倫敦英喜莊園 Himalaya UK

欢迎战友加入【英国伦敦喜庄园Himalaya London Club UK】 👉GTV频道: https://gtv.org/web/#/UserInfo/5ee680a45bd6f123dd104807; 👉Telegram文宣电台:https://t.me/HimalayaUK; 6月 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