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CSIS認為加拿大是中共干預西方的“恣意攻擊目標”

CSIS(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是加拿大國家安全情報局。其總部位於渥太華,成立於1984年。其任務為反恐、反擴散、反情報、安全檢查,該局活動及財政預算由加拿大國會監督。根據最近的CSIS的國家安全評估,加拿大是中共政府實施干預的“具有吸引力且可以恣意攻擊的目標”;這種干預威脅到“我們的根本製度的基礎,包括我們的民主制度本身”。國家安全審查報告指出:“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多年來​​壹直在調查和報告外國干預的威脅”;但是與加拿大的西方情報盟友不同的是,渥太華並未採取強有力的反制對策。

《環球新聞》(Global News)的薩姆·庫珀(Sam Cooper)討論了CSIS報告的調查結果,並分析了中共政府如何利用統壹戰線破壞加拿大,他指出:中共敢於對加拿大“放肆”干預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CCP)通過使用經濟上的“胡蘿蔔加大棒”籠絡了一些有影響力的加拿大人,而公眾對北京的廣泛挑戰活動的關注“幾乎不存在”。

在接受《環球新聞》採訪時,自由黨議員、國家安全與情報委員會主席戴維·麥堅迪(David McGuinty)對此解釋說,由於報告的敏感性,他也只能通過引用該報告的發現來回答提問。他選擇朗讀這句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其日益增長的經濟財富來運作干涉行動:’在強大的財力和西方精英的幫助下,CCP利用金錢而不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影響力,建造長期依賴的寄生關係。’”

“ 甜心交易

該委員會的報告將俄羅斯和中共政府這兩個國家列為進行“對加拿大實施複雜而廣泛的外國干預活動”的國家。但是情報官員和包括加拿大前駐華大使在內的前外交官們認為,中共政府是更大的威脅,他們在“俘獲精英”方面取得了成功。

前中共政府駐華大使戴維•馬爾羅尼(David Mulroney)在接受采訪時說:“中共政府是對加拿大的頭號威脅,已經存在了壹段(很長的)時間。”他說,中共政府利用其經濟槓桿作用,通過“甜心商業交易”和“各種誘惑”,包括在中共政府有利可圖的董事會職位或榮譽,俘獲了加拿大政治和商業領袖為其發聲護駕。因此,馬爾羅尼說,他經常聽到人們在諸如華為高管孟晚舟的引渡案等問題上背誦北京的言論,或者面對中共政府大規模拘留維吾爾人和對香港民主的入侵保持沉默。他說:“有很多人比我曾經在政府的職位要高很多,而且他們與中共政府有著重要的業務往來。” “中共政府非常願意將貿易和投資武器化,以迫使人們為其代言。”

馬爾羅尼和《環球新聞》採訪的專家提出的論點,並不是說所有與中共政府進行貿易的加拿大政治人物和企業都被藍金黃了。他們寧願說北京已經瞄準了精英階層,並老練地將中共的利益與加拿大的經濟利益纏繞在壹起,試圖使重大決定偏離加拿大的民主價值觀。他們說,加拿大人應該將香港視為特別案例研究。但是最近在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發生的事件表明,拒絕中共政府的干預可能會產生後果。

  •  2019年,中共政府利用NBA在中共政府的業務作為槓桿要求解僱NBA高管,僅僅因為他在推特上發布了對香港的支持。
  • 澳大利亞政府在6月份表示,澳大利亞已經面臨中共貿易制裁的威脅,並且遭到了尖端的國家行為的網絡攻擊。澳大利亞最近敦促對北京在冠狀病毒大流行中的行為進行國際調查,澳大利亞情報專家說,中共政府很可能是網絡襲擊的幕後黑手。但中共政府否認這壹指控。
  • 據美聯社報導,週壹,北京警告加總理賈斯汀·特魯多(Justin Trudeau)“停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此前特魯多告訴記者,受孟晚舟案牽連,北京決定對加拿大人邁克爾·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邁克爾·斯帕沃爾(Michael Spavor)進行間諜指控。

馬爾羅尼說,儘管被警告有跡象表明中共政府曾進行過入侵,但加拿大學者、智囊團和媒體在審查中共政府的“隱秘”戰術方面壹直落後於國際社會的警覺。他說:“加拿大是壹個昏昏欲睡而不警醒的目標。” “我們現在沒有像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那樣的警惕性和那樣好的應變。”

統壹戰線行動

馬爾羅尼和接受《環球新聞》採訪的專家說,中共政府利用從來自北京的龐大的政治、商業和媒體人員網絡(稱為統壹戰線),挑選華裔加拿大人社區和領導人並與之合作。

6月,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分析師亞歷克斯·約斯克(Alex Joske)發布了壹份報告,旨在幫助國際記者識別統壹戰線網絡並揭露其神秘的任務。約斯克將統壹戰線定義為:“中共竭力影響外國政客、干涉華人社區並從國外轉移技術的核心系統……這是中共政治系統的輸出(破壞社會凝聚力、加劇種族矛盾、影響政治、損害媒體誠信、協助間諜活動)。”

他認為,統壹戰線在加拿大的活動可能與在澳大利亞壹樣活躍。據稱,統壹戰線的領導人、億萬富翁和豪賭客們在澳大利亞成為了澳大利亞政黨的主要出資者。據稱,壹名澳大利亞參議員還接受了來自中共政府特工的資金,並在億萬富翁威脅要撤回40萬元政治捐款後,不惜違背澳大利亞的立場而鼓吹中共政府的南中國海政策。

約斯克說,為了了解統壹戰線,人們應該看看中共政府為控製香港而進行的變態活動。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壹直在利用在香港的統戰前沿組織挑選政治領導人、大亨和機構合作。他說:“跟踪香港的道路,您可以了解統壹戰線的運作方式。”

約斯克的報告還強調了中共統壹戰線於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間在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英國、日本、阿根廷和捷克共和國的所作所為:從世界各地收集越來越稀缺的醫療物資並將其運送到中共國。約斯克說,基於中共政府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成功使用統壹戰線的成功經驗,可以預見,隨著中共政府與世界之間的緊張局勢在後中共病毒期的升溫,北京將在全球範圍內加大統壹戰線的干預力度。“中共干涉僑民社區、影響政治體係以及秘密獲取有價值的和敏感技術的嘗試只會增加。”約斯克還提到,正如中共革命者周恩來之類的統壹戰線先鋒所說:CCP統壹戰線利用“合法掩護非法行為”,且“將情報系統揉合在統壹戰線之中”。

CCP總書記習近平提高了統壹戰線在北京全球計劃中的地位。習近平在2015年的壹次演講中說:“統壹戰線是加強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法寶……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法寶”。但是中共政府不承認統壹戰線協助間諜活動。

“許多民選官員”

專家描述了北京的“胡蘿蔔加大棒”政策。不幸的是華僑華人社區往往面臨的是大棒手段。加拿大安全情報局指出:中共政府為達到邪惡目的而使用“壹系列恐嚇手段:包括威脅、騷擾、拘留外國人在中國的家人以及拒絕簽發旅行證國家簽證。

華裔加拿大人社區民主倡導組織港加聯(Canada-HongKong Link)領導人馮玉蘭(Gloria Fung)說,她已經看到中共政府在加拿大的使用“胡蘿蔔和大棒”兩種手段都越來越強硬。馮說,在九十年代,統壹戰線網絡只是向加拿大所有政黨作出被動的政治捐贈。而現在他們幫助北京積極遊說宣傳,偷偷摸摸提供北京的政治資金,並試圖支持潛伏的中共黨員參加競選。馮說,她相信中共政府已經成功地影響了“許多民選官員”。馮說:“他們可能在行賄,在決策過程中向俘獲目標提供金錢或物質利益……向許多當選官員提供了免費的中共國之旅。當他們返回時,許多人似乎已經改變了對中共政府的立場。”2019年8月,加拿大許多城市舉行反民主抗議活動,很多在加拿大的香港人成為被攻擊的目標,​​使得局勢更加緊張。馮指出2019年8月17日在多倫多的舊市政廳舉行的反送中香港民主運動的集會上,她的團體被壹群學生和中年指揮者包圍,而這些人與多倫多中共統壹戰線團體有聯繫。

8月18日,溫哥華髮生了類似的衝突,當時親中共政府的人群包圍了香港加拿大人正在祈禱的教堂。通過將活動的照片和視頻與涉及中共政府領事館官員的會議照片進行比較,《環球新聞》消息人士確定了人群中的幾位資深成員是親CCP協會的理事。據叛逃的中共前外交官陳永林(Chen Yonglin)說,他們是中共在加拿大統壹戰線的控制級別的成員。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2018年的壹份報告顯示,支持中共的協會是海外華人事務辦公室的壹部分,該組織是北京用來影響中共政府僑民的統壹戰線組織。該委員會主席羅賓·克利夫蘭(Robin Cleveland)告訴《環球新聞》:“統壹戰線的工作是北京的戰略,主要是通過經濟或金融手段來影響海外華人社區、外國政府和其他行動者。” “中共認為,不論其國籍如何,世界各地的華人最終都是華人,無論他們喜不喜歡,他們都將其視為協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資源。”

壹位正在研究北京影響力網絡的華裔加拿大學者,同意馮對中共政府控制社區團體所作努力的評估。由於擔心中共政府領事館的官員可能會干擾正在進行的研究,這位學者要求保持匿名。“加拿大華裔僑民中的許多人都不想與中共政府政府有任何關係。但不幸的是,來自中共政府大陸和香港的移民並沒有完全擺脫政府的控制和監視。”,他說。

澳大利亞如何與統壹戰線作戰

接受《環球新聞》採訪的大多數專家說,澳大利亞的立法改革應該成為其他國家打擊中共政府的干涉運動的榜樣。情報委員會主席麥堅迪在接受采訪時說,該報告強調了澳大利亞自2018年以來如何採取具體措施,包括在其《刑法》中增加新的罪行。報告稱,新的犯罪行為“對犯罪和威脅活動具有高度的特異性,包括該活動是否處於計劃階段、是蓄意還是恣意、或由外國情報部門提供資金。”處罰是10至20年的有期徒刑,並且“該法規創建了壹個新的透明度計劃,該計劃規定了作為外國委託代理人的註冊,並要求定期進行公開披露。”

馬爾羅尼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需要投資於國家安全,並需堅持更大的透明度。”他說,目前,加拿大人不知道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和商人是為中共政府還是加拿大行事。根據現行法律,要追究可能違反加拿大利益行事的加拿大公民非常困難。“澳大利亞所做的就是增加透明度並和法律依據,”馬爾羅尼說。“他們利用情報手段對不透明的人提起訴訟。我認為我們需要考慮這些事情,以便加拿大人更加了解誰(公眾人物)在為誰說話。”

馮國榮表示同意,她說:“需要密切監控有關腐敗和可疑交易的法治工具,並將其置於議會的監視之下。” “澳大利亞擁有各種法治手段來處理政治勾兌。”

《環球新聞》要求麥堅迪解釋加拿大情報部門對中共政府乾預的強烈警告與聯邦政府的回應之間明顯的差距。麥堅迪重申,委員會的建議是直截了當的且不偏向任壹政黨,委員會故意選擇澳大利亞作為總理賈斯汀·特魯多政府考慮的範例。他說:“我們認為,在涉及外國干預時,政府需要不斷提升應對措施……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空間。”

“比較稀有”

但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中共政府專家保羅·埃文斯(Paul Evans)教授壹直主張與中共政府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他發表的研究表明加拿大人對“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作用”失去了信心,《全球新聞》關於“俘獲”的說法“很危險”。

 埃文斯區分了“影響力”和“干擾活動”的概念,並說“很難估計加拿大每年發生多少此類事件……我的感覺是它們比較罕見”,依靠澳大利亞的數據和外國干擾的例子,並假設加拿大發生相同類型和規模的干擾活動,是“危險的”。

埃文斯在電子郵件回復中寫道。“談論破壞’制度’而未具體指明討論的是什麼制度,是徒勞的……我們在對華政策辯論中已經到達壹個危險的階段,過去和現在,那些贊成加中合作的參與者不僅受到對其觀點和行動內容的攻擊,而且受到對其操守甚至忠誠的攻擊……這是壹個令人壓抑的窪地,讓人想起了麥卡錫時代最糟糕的時期和1950年代美國的反共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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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報導:柯亭
校對整理:胡天歸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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