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店裡的公牛: 北京是如何培養華爾街巨頭的

作者: By Clive Hamilton and Mareike Ohlberg 克萊夫·漢密爾頓和瑪麗·奧爾伯格

消息來源:Sydney Morning Herald 《悉尼先驅晨報》

插圖: Richard Giliberto

翻譯/簡評: freedust

校對:孫行者

簡評:

本文展示了跨國金融機構在沒有國家足夠有力的法律監督情況下,與中共這個無論在財富和權力方面都失去法律約束的黑幫組織赤裸裸的勾兌圖景。

從華爾街到金融城,無論這些資本大鱷在尋求權力尋租還是資源壟斷,他們的所有決定都是在一個清醒和理智的情況下做出的。中共,用它在中華這片大地上沒有邊際的權力和其沒有任何信仰道德的無止境的貪婪,為這個權力與金錢的勾兌製造了最大的溫床,滋養了無數的無能、腐敗和墮落。這個巨大的騙局中,所有人都是清醒的被騙者,他們只是不在意自己曾經騙過多少人,也不在意多少人騙過自己,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這個謊言能為自己換來多少利益,誰會為這個謊言買單。然後,我們現在得到了一個結論是,是的,我們每個人,都要為這個謊言來買單。

現實地說,我們沒法在這個人類社會上求得百分百的誠實和真實,或者,至少短期內不會。然而,無論基於法律的約束、責任的要求還是內心良知的啟示,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對自己真實,對自己周圍的人真實,對自己做的事誠實,從目前來看,已經不是影響一個人的人生軌蹟的課題,而是影響我們族群未來的一個繞不開的命題。我不想上綱上檔的把這些聯繫到一些耳熟能詳的口號上,而讓讀到的每個人只在腦海裡閃過一剎那,我想說,求真和求實,從點滴開始,從內心開始,應該是我們重新拾取和認真踐行的事情了。

瓷器店裡的公牛: 北京是如何培養華爾街巨頭的

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和馬里克·奧爾伯格(Mareike Ohlberg)在他們的新書摘錄中,繪製了中國共產黨對華爾街和歐洲金融巨人的追捧。

2018年11月,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當時曾密切參與特朗普總統與北京貿易戰的人,對他稱之為華爾街的“全球億萬富翁”進行了嚴厲抨擊。

他指責“自詡為華爾街銀行家和對沖基金經理的團體”與中方進行“穿梭外交”,試圖通過向白宮施加巨大壓力,迫使其向北京讓步,破壞美國的貿易談判。納瓦羅還指責這些金融精英是“未註冊的外國代理人”,是北京在華盛頓施加影響的一部分。

2017年,黑石集團(BlackRock)首席拉里-芬克(右)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沃爾瑪(Wal-Mart)首席道格-麥克米倫(Doug McMillon)在白宮會面.Credit:Getty Images

這東西很結實,但它有什麼基礎嗎?

北京已經在華爾街深耕了很長時間。朱鎔基總理於1999年訪問美國時,便在紐約的阿斯托里亞酒店(Astoria Hotel)與企業領導者進行了數天的背靠背會議。《紐約時報》報導說:“朱似乎從來不厭煩美國公司。”

中國的政策。每當克林頓、布什或奧巴馬總統威脅要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匯率操縱或技術盜竊採取更強硬的立場時,華爾街的首腦們就會利用他們的影響力說服他們讓步。儘管中國多次違反貿易規則,但來自華爾街的壓力最終促使克林頓時期的白宮決定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20年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寫道:“在華盛頓、在華爾街和各大公司的董事會中,北京數十年來一直利用國家的規模和承諾壓制反對意見,獎勵那些幫助中國崛起的人。”金融機構一直是北京在華盛頓最有力的支持者。

金融部門-大型銀行,對沖基金和投資機構-處於美國權力格局的中心,佔據首位的是高盛(Goldman Sachs)。中共比任何組織都更加有意願去滲透美國精英階層,這對它們來說也尤為重要。對於中共來說,金融巨人是容易完成滲透的目標,因為他們利益是一致的。華爾街的高管們期待著中國政府向外國人開放其龐大的金融市場,他們一直在建議中國公司收購哪些美國公司,並藉錢給他們,從出售中抽取分成。用白宮一位高級官員的話來說,“喜歡做交易的人真的喜歡中國共產黨。”

中共正在推開大門。但是,這個利益共同體可能不會長久,因為北京的目的是最終使上海成為世界金融之都,取代紐約和倫敦市。正如列寧所說:“資本家將把用來絞死他們的繩子賣給我們。”

到2003年,高盛“已成為中國大型國有企業的主承銷商”。2006年,亨利•鮑爾森(Henry Paulson)從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執行官升任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財政部長,他隨身帶著一本關於中國精英的最好的通訊錄。保爾森訪問過中國大約70次。他問總統他是否能負責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布什同意了。

但是,作家兼記者保羅·布盧斯坦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保爾森搞砸了。布盧斯坦認為,如果保爾森對中國政府的匯率操縱、對國有企業的嚴格控制、對在華美國企業的不當對待以及技術盜竊等行為做出更有力的回應,那麼導致貿易戰的條件可能就不會出現。保爾森沒有建議採取報復性行動保護美國企業,而是在國會設法阻止它們,提議舉行始於2006年12月的“戰略經濟對話”。不言自明,這已經給了北京當局先機。

保爾森是北京時任市長王岐山的好朋友,已經傾向於善意地看待中共開放經濟所作的努力。他不能自已,中共正在將他進一步吸收到自己的核心圈子裡,激發了他對自己影響力的認識。他獲得了與胡錦濤主席的私人一對一私下會晤的機會。

保爾森在2009年卸任後,在監管全球金融危機。在此期間他打電話給王,懇求他下令一家國有中資銀行救助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前高盛高管設立了保爾森研究所,致力於“促進維護全球秩序的美中關係”。

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是另一位有影響力的前高盛高層。他帶領高盛進入中國,並於2003年退休,擔任高盛董事長時,成為北京清華大學全球領導力計劃主任。桑頓是清華大學獎學金計劃的堅定支持者,該計劃由億萬富翁投資者和特朗普朋友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資助,他還是許多中美公司的董事會成員。2006年,他將錢投入布魯金斯學會新的中國中心,擔任董事會主席。2008年,中國共產黨授予他外國人最高獎項,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獎。

如果不提及美國投資基金黑石(BlackRock),這部分華爾街故事就不完整。黑石是全球最大的投資基金,管理著價值6.5萬億美元的資產。在2019年,它的首席執行官拉里•芬克告訴公司的股東,他計劃將黑石發展為在中國領頭資產管理公司之一。他說一旦北京向外國人開放其資本市場,他將抓住這個機會,他還打算成為第一個在中國募集人民幣基金的外國資產管理公司。

儘管華爾街在製定中國政策方面的力量已經足夠強大,但在2017年,一些事情發生了變化。美國製造商認為,他們已經受夠了自己的知識產權被竊取,他們不再願意等待北京兌現其開放中國經濟、為美國企業提供公平競爭環境的承諾。

美國商會發表的一份報告稱,這在金融和製造業之間產生了分歧,這種差距使特朗普政府得到了民主黨的支持,向北京強硬起來。這促使金融部門加大遊說力度,並與其在北京的盟友進行更緊密的協調。

華爾街的太子黨

2011年,方方在北京21世紀亞洲金融年度峰會上發言

中共並不滿足於僅僅依靠北京與西方金融大鱷之間的利益協調。另一個重要的影響途徑是太子黨-過去和現在的最高黨魁的兒子和女兒。多年來,大型國有投資公司中信集團一直以太子黨為主導,而圍繞武器製造業而建的企業集團中國保利集團也是如此。中國蓬勃發展的私募股權部門受“紅色貴族”及其子女的控制。

對西方對沖基金、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和銀行來說,要想在新興的、利潤豐厚的中國資本市場開展業務,一個先決條件是要與控制著最大企業和統治黨的家族建立關係網,給這些家庭的兒子、女兒、侄子和侄女工作,會帶來直接的關係或互惠互利的個人關係。這些家族的後代不需要合格的條件,甚至不需要特別聰明。至關重要的是他們的關係。太子黨的理想職業道路是,在著名的大學,最好是常春藤盟校或牛津大學攻讀本科學位,然後直接進入紐約或倫敦的一家大型銀行或對沖基金的交易大廳,然後在那兒呆上幾年。讀個MBA,然後進入華爾街公司。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2016年的一次調查對這種方式的工作原理做了出了不一般的理解,,導致摩根大通因違反《反海外腐敗法》而支付了2.64億美元。摩根大通(JP Morgan)通過招募中國太子黨贏得生意,該委員會稱其為“系統性賄賂”。該公司實施了所謂的“子女計劃”,該計劃在香港,上海和紐約為中共黨內精英子女提供了數十個工作。

其中一位是中國商務部長高虎城的兒子高珏。高珏新近畢業於普渡大學,父親和摩根大通高管威廉·戴利(William Daley)會晤後找到了工作。(戴利曾在克林頓任職期間擔任美國商務部長,並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他後來擔任奧巴馬總統的辦公廳主任。)

高珏在面試中表現不佳,但最終得到了該行一個夢寐以求的分析師職位。他上班時容易打瞌睡,很快就被認為是一個“不成熟、不負責任和不可靠”的員工。其時,作為一般的裁員的一部分,銀行想解僱他,他的父親約請該銀行香港負責人方方共用晚餐,懇求對他的兒子網開一面,承諾進一步促成摩根大通在中國的交易。方被說服了,紐約的一位高管同意讓高珏繼續工作,儘管這位高管自己的兒子被解雇了。生意就是生意。當高珏最終被解僱時,他在高盛(Goldman Sachs)做了其他金融工作。

2007年,時任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右)與時任總統喬治-布什在白宮的簡報會上.Credit:AP

當然,有許多在美國金融領域工作的中國內地人,他們的能力很強,擁有的職位通常是非常高級的。方是一個例子。他於1980年代畢業於著名的清華大學,然後在納什維爾的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讀MBA。1993年,他在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工作,在紐約和香港工作。2001年,他在摩根大通(JP Morgan)開始了13年的職業生涯,升任為中國投資銀行在香港的首席執行官。在那段時間裡,他促成了許多“領導子女”在銀行內任職。他還對一些中國執政精英的個人理財知識非常了解。《紐約時報》稱方“在中國政府和企業界擁有深厚的人脈網絡”。

方不是中共皇室成員,但與紅色貴族關係非常密切。《財富》雜誌將他描述為“與共產黨有密切聯繫的親善媒體型高管”。2011年,他在香港成立了華菁會,這是一個為在國外學習並返回香港的內地精英子女開設的社交俱樂部。這個團體被稱為“太子黨”和中共太子黨香港分會。

對於中共精英來說,通過安置幾十個太子黨與華爾街的大師們牽連在一起,比為孩子就業更重要。這是一種收集情報並施加影響的方法,它將其線人和特工置於美國權力的核心。

美國公司的全部運作情況,連同有關北美最富有人士的個人和財務事務的機密信息,都可能被寄回中國的父親或叔叔。

中國共產黨在倫敦金融城

歐洲金融機構也沒有在招募太子黨方面落後於人。在2000年的第一個十年,德國最大的德意志銀行利用賄賂和腐敗進入中國市場,包括向領導人,特別是時任總理溫家寶以及當時的北京市長王岐山的家人送去昂貴的禮物,今天,他是政治局內閣成,常務委員會委員。

2009年,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擊敗了JP Morgan(JP摩根),因為它僱用了客戶“主席“的女兒。該銀行還制定了一項積極的計劃,聘請有權勢官員的子女。他們當中包括當時的宣傳部長劉云山的兒子,以及栗戰書的一個女兒。栗戰書現在是常務委員會的七個委員之一。儘管兩人都被認為不適合擔任這份工作。

在蘇黎世,瑞士信貸聘用了溫家寶的女兒。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保留了一個電子表格,該電子表格可追踪太子黨僱員的收入狀況。該電子表格記錄僱用了100多個政府高級官員的兒子,女兒和朋友。瑞士信貸銀行家幫助“一位公主”打磨她的履歷後,她被雇用了。有了薪水後,她常常不上班。當她這樣做的時候,她被判為“粗魯和不專業”,有時還會帶上她的母親到公司。不過,由於她的家人將一筆交易授予了銀行,她每年的報酬為100萬美元,並獲得了許多晉升。(2018年,瑞士信貸同意向美國當局支付7700萬美元,以避免因賄賂罪被起訴。)

在華爾街安置太子黨和進入中國龐大金融市場的承諾一直是中共施加影響力的最主要途徑,而在倫敦金融城,情況卻有所不同。

倫敦金融區——被稱為倫敦金融城,或簡稱金融城——也是歐洲的金融中心,這使大型金融機構對英國政治產生了過度的影響。

隱藏的手。克萊夫-漢密爾頓和Mareike Ohlberg.

英國脫歐令許多人感到疑惑,倫敦市能否保持其主導地位,還是會被法蘭克福甚至巴黎這些競爭對手所取代。倫敦市的顯貴們一直在努力確保其顯赫地位,這為北京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如果說北京控制了這座城市,它就可以控制英國是誇張的說法的話,它誇張的並不多。一個不祥的北京已經施加了影響的徵兆,在2019年五月就顯現了,儘管它還是件小事:倫敦金融城所在地的市政府禁止台灣駐倫敦辦公室為一年一度的市長游行捐贈花車。

如今,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已無法擺脫中國市場。2019年3月,就在他禁止台灣人參加遊行的兩個月前,市長彼得·埃斯特林(Peter Estlin)率團前往中國,促進“金融科技與綠色金融”的聯繫,以及該市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作用。在那裡,埃斯特林談到了倫敦市在中國的成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在鳳凰衛視電視台上接受采訪時透露,倫敦市將於次年9月舉行宴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這位市長讚揚了“一帶一路”倡議的“雙贏文化”,並說他看到倫敦市在幫助資助“一項出色的倡議”和“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願景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代表團由中英商業委員會董事會成員約翰·麥克萊恩(John McLean)率領,他宣布“倫敦對中國金融和科技公司開放營業”。2019年初,倫敦市政策委員會主席凱瑟琳·麥吉尼斯(Catherine McGuinness)歡迎中共《中國日報》全球版的發布,並指出該報“總部位於倫敦金融城,是倫敦政府的好朋友”。

原文鏈接

編輯:【喜馬拉雅戰鷹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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