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克頓:與中國人一起反對共產主義政權

原文來源:Breitbart

原文作者:JAMES P. PINKERTON, 25 May 2020

翻譯、簡評:海闊天空

校對:Julia Win

簡評:

爆料革命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將中國人和中國共產黨分開,這也充分體現了爆料革命的睿智與遠見。中共長期以來綁架十四億中國人民,躲在中國人民的保護傘下對中國人民為非作歹,肆意妄為。國內有人批評中共,就會被中共扣上一頂不愛國甚至叛國的大帽子,進行各種迫害與打擊,甚至讓批評者鋃鐺入獄,更甚者,如劉曉波直接被中共折磨致死。國外有人批評中共,中共立馬就跳起來指責國外的批評人士種族主義。這是中共的絕妙策略。為了綁架十四億人民,中共不惜拍攝各種假視頻,醜化中國人群體,從而把中國同胞都推向中共一邊。而爆料革命旗幟鮮明地把中共和中國人分開,終於讓國外的精英、讓國際社會看清了中國人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受害者,中國人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奴隸、人質。中國人勤勞勇敢智慧,只要給他們好的制度和社會環境,他們完全可以展現出全世界最高的素質,比如香港;他們完全可以建設好民主國家,比如台灣;他們也絕對會為了自由反抗暴政,比如爆料革命。這種把中共與中國人民分開的做法,會讓更多的中國人看清中共的真實面目,看清中共奴隸主的本質,看清中共黑幫團伙的本質,看清中共邪惡詐騙集團的本質。

同樣,對西方社會來說,把中共與中國人分開,能夠讓西方社會更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敵人,就是掌握全中國90%財富的一小撮極端魯莽的中共盜國賊集團。這能夠讓西方對中共進行制裁時更加有的放矢。比如西方制裁中共的高官,凍結貪官的海外資產,取消貪官以及子女的海外簽證,這種制裁方式更能精准打擊中共、進而達到滅共的目的。同時,對西方社會來說,把中共與中國人分開,也能夠吸引更多的中國人加入到滅共陣營。中國人認識到西方打擊的是少數盜國賊。盜國賊的滅亡,並非中國人的末日。相反,是中國人的新生和希望。這樣支持西方的力量就會增強,與中共為伍的力量就會削弱。這非常有助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取得目前中共發起的超限戰的勝利。所以,把中共與中國,把中共與中國人民分開,並不是西方對中國人的慈悲,而是西方的正確;把中共與中國人民分開,並不 僅僅是一種觀念上的轉變,更對西方贏得超限戰具有重要意義。此外,把中共與中國人分開,正確地評價中國人,對待中國人,也能讓美國充分利用中國人、華人的聰明才智,建設更好的美國和更好的世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只有在人道、自由、公平、博愛方面表現出比極權統治更高的優越性,才會贏得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的衷心擁戴。

平克頓: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反對他們的共產主義政權

美國團結世界遏制共產主義中國的唯一方法就是團結自己。今天,沒有人對美國兩極分化的鴻溝抱有任何幻想,然而,如果我們要抵御來自中國共產黨的威脅,這條鴻溝必須得到修復,或者至少要消除。很簡單:如果人口是我們四倍的中共國被共產黨的鐵腕統治團結在一起,如果美國仍在分裂,那麼共產黨就會贏。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將永遠存在黨派之爭和分歧。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這種分歧是一種特徵,而不是缺陷。但與此同時,在面臨威脅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能夠團結一致。例如,這就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的教訓。

在20世紀30年代末,我們有很多分歧,新政與反新政,國際主義與孤立主義,但在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之後,這個國家團結起來戰鬥並取得了勝利。整個戰爭期間,我們都舉行了選舉,包括1944年的總統選舉,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希望在海外取得全面勝利。值得慶幸的是,這是我們應得的。

是的,這是一場痛苦的勝利,付出的代價是40多萬人死亡,但另一種結果——一個被希特勒的侵略和種族滅絕統治的世界——要糟糕得多。

從1946年到1991年,溫斯頓·丘吉爾與哈里·杜魯門總統在觀眾席上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講,整個冷戰一直持續到蘇聯最終解體。

因此,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美國陷入了偉大的冷戰勇士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所說的「漫長的黎明之戰」。然而,儘管美國的冷戰共識有時受到嚴重的壓力,比如在越南戰爭期間,但在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喬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擔任總統期間,它一直維繫到這場鬥爭的成功結束。

事實上,當我們在審判中思考我們的國家機構時——包括今天的冠狀病毒危機——我們可能會想起美國農業組織Grange的理想主義座右銘:「我們將在必要的事情上相互團結;在非必要的事情上自由;凡事以仁愛為善。「為了我們今天的目的,我們將把重點放在必要的統一上——也就是今天團結一致以挫敗共產主義中國謀求世界霸權的本質。

現在,每個美國人都應該對中國共產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控制所帶來的威脅有所瞭解。中國共產黨所謂的經濟和軍事「硬實力」——過去三十年通過操縱和入侵美國獲得的大部分——已經激增。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硬實力已經與「軟實力」結合在了一起。「軟實力」是無形的,但仍然很重要,因為它影響著人的思想和心靈。正如哲學家布萊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經寫到的那樣,公眾輿論是「世界女王」。通常,軟實力被認為是關於自由或民主的理想主義,但它也可以是任何一種觀點,包括對受害者和種族主義的擔憂。任何認為這些擔憂不是當今世界強大力量的人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事實上,各種各樣的偏見和仇恨都是真實存在的。是的,事件被煽動者誇大、誇張,有時甚至是捏造的,再加上經常有偏見和渴望點擊的媒體,然而虐待行為是真實存在的——它們是骯臟的,不可原諒的,有時是犯罪的。

正是在這種充滿媒體的環境中,北京的宣傳人員證明瞭自己的技巧。也就是說,在為中共國申請受害者地位方面很有技巧。還擅長打種族主義牌。

具體來說,當美國人或任何西方人士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時,北京的公關專家往往會以種族主義為由予以駁斥。也就是說,北京跳過了對CCP合法的批評——因為它使用奴隸勞工,它的宗教迫害,它的器官活摘,它的政治鎮壓,它對冠狀病毒的疏忽——而是回擊了種族的不滿。

這一狡猾策略的目的,是將可憎的共產主義政權披在全體中國人民的外衣下——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十億以上的人,以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數千萬人,包括在美國的人。中共國政府希望,這樣,共產黨政府的罪行將被隱藏在漢人的尊嚴和威嚴之下。漢人擁有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令人自豪的文明。

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手中遭受的苦難最大。從1989年天安門屠殺事件——6月4日是天安門事件的週年紀念日——到今天的香港街頭,中國共產黨在眾目睽睽之下殘酷地對待中國人民。

1989年6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附近的集會上,一名年輕女子被夾在平民和中國士兵之間。支持民主的抗議者已經佔領天安門廣場數周,呼籲民主改革和個人自由。(美聯社照片/傑夫. 懷德納)

1989年6月4日,中國共產黨政權暴力鎮壓了一場名為天安門運動的親民主抗議活動後,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被毀壞的自行車中間躺著多具中國平民的屍體。(美聯社照片/文件)

1989年6月5日,一名中國男子獨自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蒼安大道上,阻擋向東駛來的坦克隊。這位不知名的抗議者被旁觀者拖走,坦克繼續上路。前一天,中國共產黨政權暴力鎮壓了一場由學生領導的民主改革示威活動,導致數千名抗議者死亡。(美聯社照片/傑夫. 懷德納)

2019年10月1日,在香港慶祝國慶70週年之際,一名支持民主的抗議者被警方拘留。警方在香港各地展開行動,以阻止反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民主抗議活動。(安東尼·華萊士/法新社,蓋蒂圖片社)

2019年11月18日,一名支持民主的抗議者在香港理工大學附近被警方逮捕。(安東尼·華萊士/法新社,蓋蒂圖片社)

一名支持民主的抗議者於2019年8月24日在香港舉行的反對中國共產黨引渡法案的集會上被警方逮捕。(關學津/蓋蒂圖片社)

事實上,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憤世嫉俗的策略,將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批評等同於對中國人民的非法種族主義。然而,如果西方不小心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混為一談,這一策略可能會被證明是有效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中共的策略是混淆社會主義中共國-包括當前的國家資本主義「毛派市場」方法與中共國本身,那麼我們的戰略必須是相反的;我們必須尋求擴大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之間的區別,不僅在中共國,而且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

我們可以通過強調中國共產黨的許多罪行來做到這一點,但與此同時,我們美國人必須加強我們自己的遊戲。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來清除我們自己的缺點。我們有時也會犯錯。

我們知道,反亞洲事件和仇恨犯罪已經在美國發生。既然這種卑鄙的行為不是官方的政策,而是少數人的骯臟行為,那就應該很容易地進行補救,伸張正義,提供保護,並確保社會和平。事實上,如果我們想要團結這個國家,我們需要防止它被種族主義和骯臟所分裂。我們虧欠我們的同胞,也虧欠我們自己,因為我們都必須在這個國家問心無愧地生活。

此外,由於我們已經看到的原因,這種行動不僅僅是國內的禮貌和體面問題,或者是法律和秩序問題;事實上,這樣的行動是我們國家軟實力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可以在此稍作停頓,注意到世界人口中大約有11%是白人。當然,這意味著「有色人種」佔地球人口的89%。因此,如果美國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鬥爭是從白人和非白人的角度來看待的,那麼美國,這個幾乎不全是白人的國家,就有大問題了。

是的,當今世界形勢令人生畏。但在過去,我們也曾面臨過嚴峻的形勢,我們取得了勝利。關鍵是要從過去成功的經驗中吸取教訓——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再次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弗蘭克·西納特拉

第二次世界大戰最令人難忘的可能是子彈與炮彈之戰,但這也是一場思想、自由與法西斯主義之戰。再一次,我們可以看到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兩分法:世界應該享有自由和民主,還是應該遭受恐怖和暴政?理想主義的答案——我們應該為前者而奮鬥,為後者而戰——是我們在這場戰爭中取得成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不僅激勵了美國人民,而且激勵了世界各地的許多人。

例如,1942年1月1日,美國和其他25個盟國簽署了《戰時團結宣言》,目的是打敗法西斯主義,促進全世界的自由和自由。正如文件所述,聯合國(26個國家現在自稱為聯合國)認為,「徹底戰勝敵人對於保衛生命、自由、獨立和宗教自由,以及在自己的土地和其他土地上維護人權和正義至關重要。」近80年之後回顧「宣言」,它似乎有點天真,因為儘管非自由蘇聯是簽約國,然而,全世界的厚望是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一項重要資產。而且這種厚望也形成了許多其他國家在戰後的態度。此外,真正的聯合國- – 1945年成立的正式組織- -的失望在未來仍然存在。

但是山姆大叔要想成為自由世界的領袖,他必須向世界表明,他是靠自己理想生活的。因此,即使在戰爭期間,改善國內的和諧也是一個主要的當務之急。

為此,我們的戰時總司令,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宣佈1943年2月的第三個星期為全國兄弟周;到處都可以看到愛國海報,強調這樣的信息,「我們都在一起」。正如羅斯福在一份公告中所說:

我們正在為人類作為一個家庭的成員,而不是作為主人和奴隸生活的權利鬥爭。我們為之奮鬥的是,我們在這個國家珍視的兄弟情誼的精神,可以在這裡和世界各地的自由人身上得到實踐。

在那些日子里,好萊塢也想幫忙。1945年,弗蘭克·西納特拉(Frank Sinatra)在青少年中最受歡迎,他發佈了一部短片《我住的房子》(the House I Live In),旨在強化兄弟情誼:

在電影中,西納特拉在錄音棚錄音時扮演自己;他走到巷子里去休息,看見十個男孩在欺負一個男孩。西納特拉挺身而出去拉架,很快發現這是一個反猶事件。「我們不喜歡他的宗教,」其中一人指著那個孤獨的猶太男孩說。

西納特拉平靜下來,解釋說:

聽著,夥計們:宗教無關緊要。也許除了對納粹或者像他一樣愚蠢的人。為什麼,世界各地的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崇拜上帝。上帝創造每一個人。他沒有創造出一個比另一個更好的人。你知道這個奇妙的國家是由什麼組成的嗎?它是由一百種不同的人組成的。

緩和了局勢,辛納特拉然後回到工作室和唱歌,「我住的房子,一塊地,一個街頭/雜貨商和屠夫,和我見面的人/孩子們在操場上,我看到的面孔,/所有種族和宗教,這就是美國給我的。」

因此,西納特拉堅持一個寬容和公正的美國的願景,這個美國不僅可以在自己的國家生活,還可以向世界展示自己作為一個不虛偽的自由和民主的捍衛者。

我們需要軟實力,當然,還需要硬實力,來打敗希特勒的納粹德國。戰爭結束後,我們需要再次將納粹主義與德國分離開來。也就是說,我們將懲罰最惡劣的納粹分子,原諒其餘的人,並把德國人民作為一個整體放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幫助他們重建。

因此,我們再次看到了關鍵的戰略:我們的敵人是一個國家邪惡的政權,而不是這個國家本身。

冷战的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信息傳遞變得更加容易,因為希特勒的納粹是如此的令人厭惡和好戰。要讓全世界的人相信納粹是全人類的敵人並不難。

然而,在1945年之後,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共產黨人,儘管他們自己也浸透了鮮血,渴望統治戰後世界的一大塊土地,卻煞費苦心地向世界展示他們的文明與和平。在為帕斯卡的世俗輿論女王的核心而鬥爭中,美國不得不加快步伐,整頓自己的行為。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期望世界各地數十億新被殖民的人民——與資本主義的第一世界和共產主義的第二世界形成鮮明對比的第三世界——更喜歡自由而不是獨裁。

特別是,美國必須處理其揮之不去的種族歧視的污點;這是一個明顯的弱點,世界各地的批評家們——經常受到蘇聯宣傳人員的慫恿——很快就抓住了這個弱點。因此,美國決心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改革美國人居住的房子。

這種自我提高確實是我們國家冷戰戰略的一個關鍵部分;我們將在國外使用軍隊的硬實力和原子彈,同時在國內部署種族正義的軟實力。

1988年,瑪麗·杜齊亞克(Mary L. Dudziak)在《斯坦福法律評論》(Stanford Law Review)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冷戰背景下的民權運動的文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年里,美國的種族歧視越來越受到其他國家的關注。世界各地的報紙都刊登了,歧視非白人來訪的外國顯貴和美國黑人的報道。

面對這種尷尬,杜齊亞克繼續說道:「美國政府官員意識到,他們向第三世界兜售民主的能力受到了國內持續存在的種族不公正的嚴重阻礙。因此,有必要「在美國國內促進公民權利」,作為「美國對抗世界共產主義的更核心使命」的一部分。

因此,當一名海地外交官在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的一家酒店被拒絕服務時,這簡直成了一場國際事件。事實上,世界各地的媒體都在喋喋不休地談論負面新聞;斐濟一家報紙的頭條是「美國對黑人的迫害仍很嚴重」。在印度,「對待黑人是美國的污點」

當然,蘇聯人對每一個嘲笑山姆大叔的機會都很警惕。共產主義報紙《Trud》寫道,「針對黑人的恐怖主義行為越來越頻繁」。事實上,在1949年,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打電報回華盛頓,種族問題是「蘇聯關於美國的主要宣傳主題之一」。

鑒於這些充滿挑戰的世界動態,美國領導人認為,公民權利的進步不僅是一項道德事業,而且是地緣政治的需要。這就是為什麼,例如,美國司法部在1954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學校廢除種族隔離案的法庭之友摘要中寫道,「必須在當今世界自由與暴政鬥爭的背景下看待種族歧視問題。」

簡報還說,「美國正試圖向世界上各種國籍、種族和膚色的人民證明,自由民主是人類迄今設計的最文明、最安全的政府形式。」這些話的作者都是兩黨中意志堅強的冷戰自由主義者,他們首先得到了民主黨的杜魯門政府的支持,然後又得到了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支持。

我們都知道,最高法院以9:0的一致同意判決了布朗案——這是兩黨合作的又一個例子。美國和全世界的報紙都稱贊布朗是「對共產主義的一次打擊」。的確如此。

我們都知道,最高法院以9:0的一致同意判決了布朗案——這是兩黨合作的又一個例子。美國和全世界的報紙都稱贊布朗是「對共產主義的一次打擊」。的確如此。

從長遠來看,40多年來,美國不僅進行了改革,而且成功實現了冷戰時期的目標:將蘇聯共產黨從俄羅斯人民中分離出去。也就是說,今天,共產黨已經消失了,但是俄羅斯仍然存在。

誠然,俄羅斯並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朋友,但它也不像共產黨那樣是意識形態上的死敵。事實上,正如布萊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一直在爭論的那樣,我們或許還能與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俄羅斯合作,對抗在中國的共產主義。

第二次冷战的胜利?

就在5月13日,Axios的記者Bethany Allen-Ebrahimian指出了一個令人振奮的顯著進展。在題為「大學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譴責種族主義和共產黨」的標題下,艾倫-易卜拉欣伊恩注意到一封由年輕的共和黨人和年輕的民主黨人簽署的公開信,題為「關於獨裁影響的威脅和對公共機構的保護」。

艾倫-易卜拉欣解釋說:「為什麼重要:年輕人向國會表明,在美國同時譴責中共國的威權主義和反中共國的種族主義是可能的。」

這是至關重要的道德因素,也是獲勝的政治策略: 既反對共產主義,又反對種族主義。如果我們想讓美國的政策在這個種族意識強烈、媒體密集的世界中發揮作用,我們就必須考慮到兩種「對立」的必要性。

換句話說,這封信是政治上的一著妙棋,其功勞要歸於召集了簽署國的雅典奈研究所(Athenai Institute)。這封信的部分內容如下:

為了回應中共國公民社會的呼喚,也由於香港人、蒙古人、台灣人、藏族、維吾爾族人的持續努力,我們被迫發出我們對學術自由的現狀,揭露權威人士對自由、民主學術機構的持續剝削。我們準備進行這一呼籲,以便你們瞭解這一威脅的範圍、反擊的必要性以及我們的情況所要求的確切行動。

上面的語言對中共國鷹派來說很熟悉。但人們不熟悉的是,這封信是兩黨合作的。在美國,兩黨合作就是力量,因為多比少更強大;正如他們所說,有效的政治是關於加法,而不是減法。

因此,那些希望建立一個更大反共聯盟的人,必須想辦法讓更多的人加入。為了達到這個建設性的目的,信中繼續寫道,「我們進一步尋求以最明確的措辭譴責所有反亞洲情緒、暴力和仇恨行為。」

事實上,這封信強調了我們過去用來區分納粹分子、德國人、共產主義者和俄羅斯人的「分裂策略」:

我們必須把這個極權主義政權與中國人民區分開來,我們必須堅定地保護中國人民免受仇外、種族主義和仇恨的可惡行徑。我們必須行動起來,為長期受壓迫的人發聲,不管他們是中國人、香港人、蒙古人、台灣人、西藏人還是維吾爾人。

我們還不能說誰會在第二次冷戰中獲勝。但我們現在知道的是:如果美國從種族主義的污點中走出來,那麼我們將向世界傳遞一個更好的信息——與中國共產黨的對比,包括它的種族主義,將會更加鮮明。例如,我們可以看看4月15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的標題:「中國的種族主義正在破壞它在非洲的成功。」正如這篇文章所詳細描述的,中共國對非洲人的傲慢和敵意態度,無論是在中共國還是在非洲本身,都讓非洲輿論對中共國持反對態度。

我們也可以看看5月14日《華盛頓郵報》的一篇評論文章的標題:「世界正在意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品格。」用作家喬希•羅金的話說,國際企業與中共國達成了一項「浮士德式的交易」,而中共國現在「讓它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且讓世界付出了更大的代價。

这也是5月21日《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中共國繞過香港立法機構,在香港實施了全面的國家安全法。」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現在正在香港扼殺自由——這是每個熱愛自由的人都必須谴责的行為。正如保守派專欄作家亨利·奧爾森所言,「美國應該捍衛自己的民主價值觀,與香港市民站在一起」——與此同時,美國應該取消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因為香港已經被紅龍吞併了。

這些媒體項目表明軟實力正在發揮作用。也就是說,世界正逐漸看清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真面目——這有助於美國向其他國家表明其支持自由的立場。換句話說,社會輿論界的帕斯卡莉安女王對我們的自由微笑,因為我們的自由尋求改善自身和維護自由;對中共的極權主義皺眉,因為它尋求掩蓋錯誤和擴大鎮壓。(儘管即使是中國共產黨也不能隱瞞一切;5月16日,它被迫承認,在1月初,它從「未經授權的實驗室」銷毀了病毒樣本,從而證實了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的指控;那麼現在,還有什麼需要承認的呢?)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我們獲得了軟實力,我們也不能放鬆我們的硬實力,也就是軍事力量,因為中國共產黨肯定不會放鬆他們的硬實力。

然而,如果我們也思考一下我們在世界上的道德地位——保持我們的榮譽清白,就像海軍陸戰隊會說的那樣——我們可以在共產主義的殘酷思想和自由的善良思想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難道絕大多數中共國人都想生活在一個壓制自由的政權下,即使這個政權製造了可怕的生化武器?當然不是。因此,我們面臨的挑戰是通過語言和行動證明,自由與和平是更好的選擇。

正如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冷戰中學到的那樣,書寫這種道德對比的筆——或者寫一首善良的弗蘭克·西納特拉的歌——和劍一樣重要。

新聞來源

【中英對照翻譯】

編輯 【喜馬拉雅戰鷹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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