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等於中國人”系列文章(二):中共建政

圖片來源:雅典娜設計組(向善)

作者:麥克阿Sir
編輯:翼族

編者按:本系列“中共不等於中國人”的文章,是作者梳理中國共產黨從建黨初期到今天的完整歷史,從各個層面和角度揭示為什麼“中共不等於中國人”,並加以論證。 】

“中共不等於中國人”系列文章(一):中共建黨

二、中共建政

1931年11月7日,適逢俄國十月革命念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同時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憲法大綱,改瑞金為瑞京。中華民國政府一直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分裂國家的武裝叛亂割據政權,並以此宣布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部隊為叛逆於人民的匪軍,並予以清剿。 1934年5月,中共在國民政府第五次圍剿戰役中的廣昌戰役失敗後,中共中央開會研究局勢。鑑於國民政府軍開始逼近中央蘇區腹地,紅軍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決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三人團”,籌劃紅軍戰略轉移之事宜,並將相關計劃案和處理情況報請共產國際批准。 6月25日,共產國際復電中共中央,同意所報事項。

1934年10月18日,紅軍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逃跑(中共將其美化為“長征”)。

1935年10月,中共轉移至陝甘蘇區。 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更名,對外名義稱“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直到西安事變後,國民政府才取消了對中共軍事力量的清剿命令。 1937年9月6日,根據國共兩黨協議,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最後一個政府機關“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在延安改制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為隸屬於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行政區域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政府。

此時,中華民國已經度過了25歲的生日,她的《中華民國憲法》第11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她也真的做到了人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人民批評政府不會被逮捕,學生上街遊行也不會被殺害。

以下兩則軼事,反映了當時國民政府治下政府對人民的態度。

1928年11月,安徽大學(現安徽師範大學)學生與隔壁的安徽第一女子中學師生髮生衝突,進而引發學潮。恰在此時,時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到安慶巡視,遂召見兩校負責人。作為安徽大學的實際負責人,劉文典對蔣介石給教育部下達的文件裡使用了“責令、責成”、“縱容學生鬧事”等詞十分不滿,自以為“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見蔣介石,他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蔣介石沖口問:“你是劉文典麼?”劉文典不僅沒叫他蔣主席,反而傲然說:“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蔣要劉嚴懲罷課學生。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 蔣介石氣不打一處來,拍案大罵:“劉文典,你看看自己像個什麼東西? 簡直一個封建遺老! 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文典反唇相譏:“蔣介石,你看看你是個什麼東西?純粹一個封建軍閥!”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結果,學閥擰不過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按“治學不嚴”、打架鬥毆的罪名,以《治安條例》把劉文典關押了七天。此事在全國學術界引起了極大震動。安慶的學生舉行示威遊行,要求“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後來,經國民黨元老蔡元培等說情、力保,陳立夫又從中斡旋,蔣才以“即日離皖”為條件,釋放了劉文典。 1939年4月,胡適在《人權與約法》一文中專門提及此事:“又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絕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魯迅在他的《知難行難》一文中曾寫到“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抗戰期間,馬寅初擔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兼中央大學經濟系主任,多次在公開演講中指責孔祥熙大發國難財。一天,蔣介石召見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狠狠訓斥他:“你真糊塗,怎麼可以請馬寅初當院長?你知道他在外邊罵行政院長孔祥熙嗎?他罵的話全是無稽之談!他罵孔祥熙就是罵我。”末了,蔣介石說:“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這兒來,我要當面跟他談談。他是長輩,又是同鄉,總要以大局為重!” 校長怕碰釘子,讓侄子去向馬寅初轉達蔣介石的意思。馬寅初一聽,火冒三丈地說:“叫我去見他,我不去!讓憲兵來陪我去吧!” 又說:“文職不去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面就要吵嘴,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當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話說,就叫他來看我!” 蔣介石知道後很生氣,又無計可施,只好對校長說:“我是想同他談談經濟問題。你回去告訴他,以後有時間,隨時都可以來找我。”但馬寅初始終置之不理。孔祥熙為了拉攏馬寅初,想請他出任財政部長,也遭到他了的嚴詞拒絕。

而在中共方面,毛澤東曾多次明確對中外媒體聲稱反對專制,許諾要給中國人民以“民主、自由和法治”。

毛澤東在1943年7月4日的《新華日報》刊文指出,“美國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護神,人民的朋友,專制者的敵人。所有的封建專制統治者都把美國當眼中釘。美國是人類社會的成功模式的榜樣”。

毛澤東還在1944年與到訪延安的美國代表團的講話中表示:“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我黨的奮鬥目標,就是推翻獨裁的國民黨反動派,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國人民能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我相信,當中國人民為民主而奮鬥時,美國人民會支持我們。”

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明確說:“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復是: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不可能、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並鄭重承諾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自由。

然而1949年中共奪取中國的政權後,毛澤東正式開始掌握一個國家的權力,中共又是如何對待他們曾經的同志和戰友的?

田漢(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湖南長沙人,話劇作家,戲曲作家,電影劇本作家,1920年代是親共作家組織“創造社”的成員。最著名作品是1934年作詞的軍歌《反滿抗日義勇軍進行曲》,成為1935年電影《風雲兒女》主題曲,後易名《義勇軍進行曲》,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1932年經瞿秋白主持,田漢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國歌的詞作者,可以說是為中共做出巨大貢獻的黨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田漢被抓捕。在監獄中,因田漢有糖尿病而有時小便掉地,看管其的造反派逼田漢趴在地上喝掉自己的小便,然後再給他注射葡萄糖。 1968年,田漢因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去世,死時無一親屬在旁。死後,名單上寫的是假名字“李伍”。

劉少奇,曾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委員會委員長和第二任(第二至三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抓捕,1968年初,劉少奇被單獨監禁在中南海福祿居,陸續患肺炎、糖尿病、高血壓、植物神經紊亂。在其死亡後,遺體被謊稱為烈性傳染病患者的屍體,屍體火化單上寫的名字為“劉衛黃”,職業:無業。

大量的史實都證明,中共在建政初期就開始對黨內進行血腥清洗。既如此,共產黨對自己人的血腥和殘酷統治手段會不會同樣用在人民身上?他們到底有沒有兌現曾經給人民承諾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他們有沒有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他們有沒有讓中國人民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他們有沒有把美國當作人類社會成功的楷模?他們有沒有把美國人民當做好朋友?他們有沒有學習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專制?接下來,我們將用大量的事實來為世人呈現,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所作所為。

發布: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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