墻內一個普通戰友的心路歷程

撰稿: 黎明至前

(圖片來自網絡)

如果按農歷算,我是1963年底出生在中共國南方的60後。在我10歲左右開始能記事時起,就常聽大人們說:你們是最幸運的一代,生在紅旗下,長在甜水裏;你們是最幸福的一代,等你們長大了,共產主義在我國也就實現了,你們就等著享福了。那時候我雖然年齡小,但直覺告訴我,說我們生在紅旗下這確實沒錯,因為當時到處都可以看見惡心的五星紅旗和斧頭幫紅旗。但說我們長在甜水裏我那時候就不認可,因為我和我的同齡們不但連肉和糖都吃不起,有時還會挨餓,而且一年四季都穿著補丁衣褲。

我是1971年就讀於當地紡織印染廠(1921年民國時期建的廠)的子弟學校。工廠的在職工人是8000多人。很多學生的父母上「三班倒」,大人們上早班(早上5點鐘上班)就沒法給小孩做早餐吃,那時候沒有天然氣和液化氣燒,都是燒柴火,煮個飯至少要30多分鐘,主要是那時候每家的大米都不夠吃,是定量供應的,所以大多數家庭早上都不煮飯的,條件好的就蒸幾個紅薯當早餐。再因為那時候,1)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沒有人做生意賣早點。2)那個時候本來就物資匱乏,也沒有冰箱儲存食物。3)計劃經濟,什麽食物都要憑票到供銷社購買。

星期天和寒暑假期,我們(我是四年級就開始)有時候早上都要跟隨哥哥們走到十多裏路外的農村山上砍柴,柴砍好了就吃帶上的飯菜,吃完飯就挑著柴往回趕路,基本上快天黑了才到家,有時候和哥哥姐姐們及同齡人每人帶著兩個筐去工廠動力車間的排汙口撿沒有燒盡的媒渣,挑回家做燃料……所以,我們的青少年時期幾乎都在為家務和家庭省錢而忙碌,很少有時間開開心心的玩耍過。家在農村的學生還得下田插秧,挖地種菜,要幫家裏幹的活更多。

11歲那年,記得有一次我很久沒有吃肉了,心裏慒得難受,看到廚房裏母親炒的又是清菜蘿蔔,我就哭著跟奶奶(80年去世)說:奶奶我餓,我吃不下清菜和蘿蔔了,我想吃點肉。奶奶無奈的看著我說:「嗨,你要生在舊社會天天都有肉吃,誰叫你生在新社會一年到頭都吃不上幾次肉」。奶奶的話把我嚇一跳,這話裏流露出對新社會的極為不滿,如果傳出去這可是死罪呀。我馬上停止了哭泣,並義正言辭的對奶奶說:「奶奶你不要亂說呀,在我們學校講『憶苦思甜』的農民伯伯和老師們都說舊社會(民國時期)工人和農民不但經常要挨資本家和地主的打罵,甚至連飯都沒有吃,天天餓死人」。

在中共統治下的所謂新中國新社會,給我和許多同齡人,在成長過程中留下的記憶大多都是苦澀與窮困,根本就感覺不到絲毫甜的滋味。我們只感覺到這新社會就是窮社會。那時候,每個人家裏都窮都苦,只是各有各的窮苦之處,大多數學生都穿著有補丁的衣褲,個別穿得好些的學生就會被罵成地主資本家的狗仔子。但那個時候的大人們都非常憧憬共產主義,認為只要實現共產主義了,人人都可以享福了。所以那個時候的共匪黨員都非常受人尊重,因為他們是帶領中國和世界人民實現共產主義的先鋒隊員。

我父親(2010年去世)也是一名共匪黨員,1960年的時候已是當地一個比較出名的勞改農場(就是現在的監獄)的場長,應該相當於共匪的營級幹部吧。但我在高中畢業前幾乎沒有見到過他,有些同學都說我沒有爸爸,有些同學說我爸爸是反革命被抓走了,使我感覺很自卑。後來才知道父親是在文革期間(1967年)被打成右派,被批鬥了三天後發配到離家100多公裏遠的農村勞動改造(1980年後才平反回縣城看守所任普通幹警)。

1975年在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們的班主任是30歲左右已婚的女黨員,是教我們語文的也是學校教導處的主任。這個女黨員對學生非常嚴厲,所以我們都不喜歡她,甚至是怕上語文課。有一天,由於母親上早班,來不及給我們做早餐吃,家裏的紅薯也吃完了。中午下課放學了我實在餓得難受,我就跑到離學校不遠的橘子園偷摘了幾個吃起來,結果被看守橘子園的中年農民抓住,翻開我的書包記下了我上學的學校班級和姓名。第二天上自習課的時候,我們班主任直接過來抓住我的衣領把我拖出教室,令我站在教室外面,並把一個有約40cmX30cm大的紙殼做的牌子掛在我的脖子上,紙殼上用毛筆寫著六個大字:盜竊犯XXX(我的姓名),令我左手拿個破水杯,右手拿著一根筷子,邊走邊敲邊喊我是盜竊犯XXX(我的姓名)繞著正在做課間操的學生們走了一圈。但同學們並沒有取笑我和叫我”盜竊犯”,因為他們有時候也會跑到橘子園偷摘幾個拿來吃,只是他們運氣好沒有被抓住。我還是感覺自尊心遭到了嚴重的打擊,這個事件後我的性格大變,變得內向和孤僻,只要聽說哪個老師是黨員或者哪個人是黨員我就感到緊張和害怕。

1976年9月毛賊東去世後,社會環境逐步寬松起來,街道邊慢慢有了擺攤和開店的生意人了。母親早上就給我和弟弟一人一毛錢,我和弟弟到早餐店剛好可以一人買一碗光頭面(就是不配肉梢子的面)吃得連一滴湯都不留,感覺很爽。從那以後早上基本就沒有挨過餓了。

1980年我母親50歲退休了,我也高中畢業了16歲了,就頂替母親直接進了工廠,和一些同齡人成了最年輕的工人階級,苦澀乏味的學生時期終於結束了,別提當時心裏有多高興了。我們這些剛進廠的年輕工人階級每個月的工資39元左右,拿出10元買一個月的餐票(3元飯票7元菜票基本上夠吃一個月),其余大多用在穿著打扮上。我們留著長頭發穿著新潮的喇叭褲花襯衫尖頭皮鞋,條件好的就提著雙卡錄音機,推著自行車(當時的有車族),沒事就在廠家屬區逛來逛去,成了當時工廠裏最靚的仔,1983年,我慢慢也有了初戀女友(同車間的)。
正當我認為自己的人生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發展的時候,突然一天早上,我和車間的另一位同齡的同事就被車間的黨委書記當著車間很多人的面把我們叫到辦公室問話:你們老老實實的交代,從什麽時候開始盜竊廠部辦公室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交代完再上班。原來廠裏發生了一起盜竊案,他懷疑我們這些年輕人穿著打扮的錢是偷來的。我都懵了,什麽時候我又成了盜竊犯?交代了還能回去上班嗎?我們從不去廠部辦公室附近玩的,學生時代的「盜竊犯」陰影還沒有完全從我腦海中抹去,如今又成了盜竊犯。我們沒有偷竊怎麽交代?半個月後的一天晚上,真正的盜賊在第三次作案時被廠部保衛科的人員抓住,交代了所有盜竊作案過程和犯罪事實,據說被判了7年刑。於是我們才重新回到車間上班。但女友不理睬我了,並托人回話說她有男朋友了,要我不要再找她了。當時我想反正我還小,不好就算了。

後來聽說廠裏機械車間要招15個年輕學徒工,但要考初中和高中的數理化語政,錄取前15名。於是我決定通過考試離開這個令我傷心的車間了。廠裏200多年輕人考試我獲第一名被錄取了,以前幹輔助工的我終於成了一名年輕的技術工人,而且再不用上「三班倒」了。俗話說:學好「車鉗刨」(就是車工鉗工刨工),可以天下跑。我暗暗下決心,一定要學好車工鉗工和刨工,以及機械加工的其它所有工種的技術。

89年5月底通過新聞聯播知道了北京暴發了反官倒反腐敗,愛國的學潮運動,但不知為什麽6月4日學生反官倒反腐敗的愛國運動就被共產黨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據一些那時去北京出差的回來的人說6月4號淩晨3點多鐘,天安門廣場的很多學生被共軍殺害,但媒體上報導只是驅離了所有聚會的學生,沒有死一個學生。究竟是去過北京的人說的是真實的還是中共媒體說的是真實的,這個疑問便留在我心底,我想我總有一天會獲得真相。

1990年工廠為了順應時代的發展,在廠裏辦計算機專業的電視大學,招收25名,35歲以下有3年工齡的在職工人帶薪脫產三年上學,通過考試錄取前25名。這對於那些想擺脫上「三班倒」和輔工的年輕人來說是非常好的機會。而對於我的誘惑只是一般,因為我覺得機械加工的技術我還沒有學好學精,還是有些舍不得離開機械加工行業,但我還是報了名,所以我就沒有投入什麽時間復習中學的數理化語政。總共參考人員三百多人,沒想到我還考了第21名,進了錄取分數線。心裏也確實挺開心的,因為工廠電大學習期間是脫產帶薪的,畢業後基本上都會進入企業的管理層,成為廠裏的中層幹部。我似乎覺得美好的未來正在向我招手。

然而命運再次捉弄了我。車間的黨支部書記兼車間主任,不批準我上廠電視大學,理由是1987年初的一天下班後我在別人家看了一次淫穢錄像(也稱A片或毛片),被廠部罰款處分了,當時廠裏處分了100多個看毛片的年輕人不知是誰舉報的。車間黨支部書記說我思想不健康不適合上電視大學。無論我怎樣求情都無效。當時已是1990年8月底了,我已經26歲多了,沒有去上電視大學我不是很生氣,我氣憤和疑惑不解的是:號稱「爹親娘親不如黨親」的黨為什麽都會在我人生的關鍵時刻出現,並踹上我一腳。從那時起我越來越好奇,這個黨到底是個什麽東西?這個疑問便駐紮在了我心底。

92年結婚,93兒子出生。不知不覺到了97年,那時候流行練法輪功,我們廠至少有3~4百人練功,很多中老年人都加入練功的行列。我也接觸過一些練法輪功的人員。給我的感覺他們就是一個練氣功健身的團隊,信仰真善忍的言行會得到福報。他們根本就不關心政治,在一起都是交流練功心得,他們都很樂於助人。不知何故99年法輪功就被共產黨定義為邪教組織。

我們車間有一個40多歲的車工師父,他老婆也是一名法輪功的練習者。突然有一天,很多人都說他老婆練法輪功發瘋了,成了精神病患者。也是那段時間廠裏有幾個練法輪功的堅定者都被公安機關的人抓走了。法輪功的事件過去了的6個月後,我就問這個車工師傅,我平常和他關系還不錯,我說你老婆練法輪功患的精神病好一些沒有?他說我和你說實話,你知道就可以了,不要說出去。我老婆根本就沒有患精神病,我們只有配合公安機關這樣做,才不會把我老婆抓走。同事的遭遇使我再次陷入沈思:這個所謂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究竟是個什麽樣的組織,它到底要幹什麽?

2005年,我帶妻子和兒子回家過春節,其間我和父親進行了一次深談。我說你為什麽不好好工作,承擔起一個做父親的責任,而犯錯誤被發配農村一離家就是十幾年,你知道媽媽一個人含辛茹苦把我們幾兄弟拉扯大容易嗎?他說我也不想這樣啊。我父親就和我說起了他被打成右派的前後經過:1960年他從縣城派出所調到勞改農場當場長(相當於現在的監獄長),通過一段時間的調查了解,他發現農場關押的勞改犯都是一些所謂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和一些在民國時期城鎮任過職的一些知識分子。

我父親(1928年出生)在民國時期還給地主家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工,那小日子過得挺滋潤的。他並不覺得地主是壞人。所以他對農場的勞改犯並不嚴厲。有一天,農場的一個獄霸帶領幾個同夥群毆一個地主,導致地主死亡。上級想以法不責眾了結此事。而我父親已經忍他很久了,這次忍不住了,將獄霸押到一間房裏就是一頓暴揍,然後戴上手銬關進一個單人間牢房。當天晚上,我父親想起調來勞改農場當場長所發生的很多事睡不著覺失眠了,夜裏2點左右,他突然聽到門外有動靜,有人撬門,木門門栓在慢慢移動並發出吱吱聲。他立即起床將背包和衣服枕頭塞進被窩裏就像有人睡在被窩裏樣,接著馬上拿著連槍(當時中共幹警的標配短槍)和手電筒鉆進床底。這時門開了,那人影有點熟悉,但看不清楚,拿著把斧頭,走到我父親床前就是一頓亂劈。如果不是床上的被子厚和木床結實,我父親可能就葬身斧下了。那人接著走到房間的另一邊已熟睡的同事床前,舉起斧頭就要往下劈,我父親打開手電筒,同時舉槍朝人影連開三槍擊斃了準備殺人的罪犯。打開燈一看,被擊斃的人就是他白天教訓過,並已戴上手銬關進單人間牢房的獄霸。我父親頓時傻眼了,預感自己闖禍了。果不然,父親隨後就被停職調查,然後劃成右派,發配農村勞動改造。父親的遭遇使我感到共產黨有些不可理喻,更加激發了我的好奇心,想知道共產黨到底是個什麽組織,也使我打消了多年對父親的怨恨。

我2007年開始上動太網和無界瀏覽網站,了解墻外的信息,看到了64學生被屠殺的照片,我震驚了,原來共產黨的軍隊是用來殺人民的。後來用vpn翻墻上推特和youtube網了解墻外信息。直到2017年元月差不多10年的翻墻瀏覽海外網站,也看了一些海外民運的政經視頻。我始終弄不明白共產黨到底是個什麽組織,總感覺所有信息都把我朝這個方向引導:共產黨組織及政府是好的,只是一些掌權共產黨官員變壞了。2017年初的那時候,我已非常厭惡政治方面的信息了,不想再看政治方面的信息了,感覺這輩子難得看到共產黨倒臺了。2017年3月8日,我翻墻上youtube網,無意間看到明鏡的陳小平采訪中國富豪郭文貴先生的視頻時,我徹底震撼了。郭文貴先生談共產黨以假治國,以警治國,以騙治國,以黑治國有理有據,列舉的無數事實勝於雄辯,使我耳目一新,大開眼界,三觀盡毀。原來共產黨不是壞不壞的問題,而是共產黨本身就是魔鬼撒旦,它是來毀滅人類文明的! 我感覺到郭先生的橫空出世,會使無數追求公平正義的人們跟隨,不可一世的共產黨的末日來臨了。共產黨究竟是什麽東西,這個困擾我多年的心結終於解開了。從此,只要有空就關註郭先生的爆料視頻。2017年6月底因在微信上傳了3-4段郭先生爆料的視頻,被當地公安以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罪行政拘留5天。2018年4月份上班休息時間多次上郭媒體網站,又被共匪網警發現,5月初的一天下午2點左右被當地派出所民警開著警車把我從工廠拉到派出所喝茶,寫下保證書後才放我離開派出所。後來我改變了翻墻的方式,使共匪網警無法查到,一直跟隨爆料革命到現在。
(本文純屬個人觀點,與Gnews無關)
發稿:M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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