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雲長天時評60期】中共是“完美犯罪”學理論踐行者——案例二十一:(2)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徹底撼動中共國

作者: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捆綁CCP一千年

前言:中共自毛建政以來,運動式殺人洗腦的“治國”理念早已形成一整套完美犯罪體系,這種犯罪體系往往以運動的方式展開,旨在為了清除異己,以及思想強化奴役教育模式徹底撼動中國國家治理體系,這種國家治理體系就是完美欺騙的治理遊戲,是“毀人不倦”的70年。它以堵住人民的嘴巴、捂住人民的眼睛、塞住人民的耳朵大行欺騙之能事,使得老百姓弄不清楚是官僚的腐敗,還是中共事實本就如此?最終,老百姓以埋怨腐敗,發幾句牢騷,或將怨氣向自己家人、朋友發泄。或心裏嘀咕著,明年就會好起來。人們總是在受到傷害後自我安慰了事。這種激化人民內部矛盾,使人與人之間彼此妒賢嫉能、互傷互害、無憐憫、不饒恕、見利忘義、崇尚權勢、幫助權貴掠奪、恨惡窮人,追逐財富;人與人之間玩弄“陰謀論”,動輒對競爭對手進行敵我矛盾的攻擊。國與國之間也是動輒陰謀論,將大國外交變成活脫脫的“假、騙、偷”的陰謀論外交。這些不但進入到中國人的血液裏,毀掉了中國人的世界觀、也徹底毀掉了中共自己。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就是中共邪惡治理體系建立的裏程碑式的運動標誌,(文化大革命 以下簡稱”文革”)它永遠都應成為人類的恥辱,可悲的是,習近平政府對此保持積極態度。如今,爆料革命要做的就是從中共的根上拔出、拆毀、毀壞這種強加給中國人心裏的中共余毒。

一、文革發動穩步推進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奪權運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即“五一六通知”的發布吹響了文革的號角。該通知發布前經由毛澤東(以下簡稱 毛)反復易稿後確定的正式文本,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認為,“黨內走資派篡權”的陰謀論在黨內最高層已經到達一個頂點,已經達到嚴重妄想的程度。”這完全是毛一種歇斯底裏的咆哮,句句話直指劉少奇、彭德懷等人。該通知控訴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以及各級文化領域的領導人士是“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見《文革》)這種無端指責就是一種陰謀論。而眾所周知的是,劉少奇是吹捧毛澤東最為積極的一個代表人物,若說他有反毛之心,倒不如說他被大饑荒的死難者驚醒了一絲絲靈魂深處的良知,僅此提出一些所謂的不同聲音就被視為反黨分子。而潛規則——反黨就是反毛。

筆者多次強調,劉少奇、彭德懷他們捍衛的只是他們認為純正的馬克思主義,並未有出格行為,如果要說他們有錯誤,是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毛是要真的搞“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藍本就是蘇共——馬列原著,當他們參考馬列原著時,發現毛搞的這一套理論不是“馬恩列主義”,實在是泯滅人性的做法時,他們鬥膽提出批評恐怕也是冒死諫言了。而問題的本質是,馬恩列主義就是泯滅人性的反人類理論。筆者甚至和一位老共產黨員幹部討論過,黨內有誰能讀懂馬克思哲學時,他坦言,幾乎沒有人能讀懂。但就是針對這樣一套說不通的理論據此能提出批評的,都被“走資派”、“反黨分子”了。於是,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劉、鄧“走資派”打成反黨走資派,撤銷一切黨內職務。毛重掌中共大權,這其實就是毛發動文革真正的目的。

文革號角吹響,“造反有理”被公開化,四人幫組織,以王洪文為代表的工人階層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這一行動得到了北京張春橋與姚文元的響應,並於次年,1967年1月3日,從北京趕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運動的首腦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也成為全國’奪權’行動的開始。”僅隔五天,“毛澤東對此表示贊譽”,並令《人民日報》以中共中央名義給上海“造反總司令部”發去賀電。毛似乎這並不夠隆重,於11日,令“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去賀電。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見《文革》)“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這樣反人性標語在筆者小的時候,還四處可見。可想而知,當全國無產者,即一窮二白三文盲的基層民眾起來奪政府的權利的時候,一股巨大的黑旋風席卷全國。

中共高層除了毛以外還有完膚嗎?就連劉少奇、彭德懷這樣中共黨內功勛卓著的頭號人物一下子成為人人喊打的被羞辱的囚徒。且不說這些人是否應該被定罪,一個國家領袖,官無論大小,應該經過司法審判,這時候,最高法就是工人、農民組成的文革造反組成為最高權力機構。但全國各地紅衛兵被發動起來,很大程度上帶有公報私仇的色彩,他們剛剛經過大躍進帶來的饑荒,對領導幹部恐怕早已恨之入骨,一股強大的怨毒聚成一股洪流,一切黨的權利機構皆被奪取。毛為了其合法性和權威性,更為了軍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上,便發布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命令”。(見《文革》)該《決定》決定了各單位對文革盡一切可能去支持這場運動。毛甚至公開地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我們的黨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裏來。”(見《文革》)這就是中共政府的一次歷史性轉折點,也是筆者所說,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徹底撼動中共國,因毛澤東啟動了文盲治國體系、啟動了外行領導內行治理體系、啟動了劣幣驅逐良幣的人才末位淘汰機製。這就是為什麽中共國後來一直被人詬病的緣由——劣幣驅逐良幣範式,不僅決定了中共國家命運開始走向衰敗,它更體現在權力高層懼怕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出現在領導層。於是,民國政府時期形成的舉賢薦能的社會機製徹底消失。筆者認為,中共發展到胡溫時代的第二大世界經濟體,也就是中共政黨死亡前的回光返照了,確切地說,直到2017年滅共精神領袖郭文貴在華盛頓的爆料開始,因為幾乎沒有哪個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十幾年持續兩位數增長,而且人民並未真正富裕起來,仍有6億貧困人口的不正常現象。因此,文革的爆發徹底改變了中國人命運。而這些改變的背後是一種溫水中逐漸加溫狀態下使人們的思想在不知不覺地被侵蝕效應,這種思想侵蝕在一種無形中,可以說,這達到了中共完美犯罪心理需求。因為它使人們弱智化、個人專顧自己的極端利己化、道德觀念的弱化以及價值觀、世界觀的模糊化等。這些非人化國家治理嚴重剝奪了國家創新力和民族文明性。看看當下中國人的所作所為即可得到印證。它一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是一些進步人士所言,僵屍化民眾,直接對應的就是網絡語態下的粉紅族。

而一貫高歌頌贊毛的核心人物林彪被毛視為領導文革——這場人民內部戰鬥的心腹。因林彪不但善戰,而且懂得吹捧術。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毛視為心腹並確立為接班人後萬萬沒有料到,他在文革後期竟被打成反革命叛國者。可見,毛的完美犯罪之心昭然若見,就連你吹捧過分了也是死罪,這會令毛懷疑你的政治野心。毛在做任何重大殺戮決定前,他都要為自己的行為找一個看似高大上的“借口”,為了讓它看起來合乎道理,為了爭取更多人的支持,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徹底消除黨內對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提出批評的負面影響。居然指責那些要求回到馬列原教旨主義立場上去的一些純正共產主義擁護者為“修正主義”,可謂荒唐,因他們修正的是毛的錯誤路線。但毛認為他已經取代了馬克思,而那些還看不懂毛心思的人一定是他執政道路上的隱患,盡管整個共產主義都是錯誤的,但中共政黨全黨上下都被這種錯誤的道路所迷惑。就是後來的改革開放所宣稱的“特色的社會主義”也絕非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筆者多次表明,那只不過是一種更高層面的完美犯罪的心理欺騙而已。

正如筆者上述所言,中共九大的召開,是一次文化大革命大會,即1968年10月,毛正式將林彪選作為繼承人,國家主席劉少奇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央決定,攻擊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見《文革》)這時候的文革已經進入第二階段,“毛對劉少奇的攻擊是全面的,罕見的,沒有哪個人可以忍受這樣的攻擊,毛發動全體共產黨員和紅衛兵學習毛對劉少奇處理意見的最新指示,即“憤怒地批判了中國赫魯曉夫在建黨路線上推行的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等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見《黑六論》)毋庸置疑,劉少奇提出的這些所謂六個理論在毛看來確實是“謬論”,比如什麽叫“階級鬥爭熄滅論”?就是毛隨時都會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即平民階層攻擊知識分子階層等,這叫階級鬥爭,而這些運動往往都是要死人的。因此,筆者稱其中共為運動式殺人,而毛認為劉少奇不允許他這樣幹,劉認為“階級鬥爭已經基本上結束了,或者說基本上解決了“階級鬥爭”。令人諷刺的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就是在文革階級鬥爭中消滅了劉少奇。毛憤怒地認為,我要怎麽殺人,還輪不到你來教訓我。看看,全國人民都在視我為神靈,你行嗎?筆者這種潛臺詞設計也許能更好幫助人們理解毛的殘忍。但不要誤會,筆者並非要同情劉少奇,看看劉少奇說了些什麽?如果說, 劉少奇的“黑六論” 被毛批為反動言論有點冤枉外,“人民公社”運動就是劉少奇和鄧力群閑聊,吹噓共產主義(烏托邦)如何好的前提下聊出的產物,而大躍進就是人民公社邪惡產物,劉少奇在毛面前吹捧說,“鋼鐵產量可以兩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得到毛的肯定並發展開來。(見《劉-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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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被神化、林彪失寵

毛澤東、林彪領導的一場聲勢浩大、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黑幕已全面開啟,1968年春,中共國興起了一股對毛的盲目崇拜浪潮,這種浪潮竟然是以階級立場不同而導致父子、父女彼此為仇、夫妻反目、親朋好友彼此為敵的集體殺戮開始了, “當時的口號就是“三忠於四無限”,即郭文貴先生引用中共自己的話所言,“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可見,“毛澤東已經被神化”始於文化大革命。(見《文革》)

毛被神話的主要衡量標準就是“三忠於四無限”。因其“強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對其思想的忠誠。“三忠於四無限”中的三忠於要求做到“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江青的開展“樣板戲”,即這個時期創作的。而跳忠字舞和‘早請示、晚匯報。”(見《三忠》)完全是宗教層面的產物,例如,基督教裏的贊美歌舞以及早晨禱告和晚禱告;佛教徒去寺廟上香許願跪拜等。而四無限則要求對毛的“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這“四個無限”成為敬拜“毛神”的一個專用術語。並且,林彪仍覺得不夠分量,也為了實現自己林副主席的領導力,幹脆揮毫題詞贊美毛神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至今,這個說法似乎言猶在耳。

早在2013年,德國之聲北京觀察援引中國獨立記者高瑜的話報導說習近平將成為“新舵手”和國家元首。對於國家元首的印象,記得再早一點,除了毛在文革期間偉大以後於1976年很快就死了以外,那個希特勒也是一偉大到元首就死了一樣,而習近平元首、舵手也將很快就會被“剁首”,那將是毫無疑問的,這必須是對元首的最高獎賞。自從1967年林彪題詞,到毛被神化,9年。而習近平被習神後,自2013年到2021年已滿8年,如果運氣好,恐怕在偉大地剁首這個時間表上也要和毛神一樣屆滿9年了。拭目以待!

不過,中共的歷史總是愛捉弄人,林副主席(林彪)“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此間林彪因企圖篡位而失勢。”(見《文革》)這種戲劇化、超刺激的政治過山車式的人生變故,沒有幾人可以經受得了。而這就是中共自毛執政以來的政治生態。這種生態在文革期間被固化在中共政治圈內。這從側面反映郭文貴先生所言屬實,中共高層除了那個一尊以外,幾乎沒有人是安全的。

三、毛完美地整死了劉少奇

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毛親自組建的文革工作組,聽取江青的工作匯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日至23日, “文革情況匯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毫無根據的對劉少奇領導的中央政府的誣陷,眾所周知,當時的所謂學生還有正確的聲音和是非觀。但隨即,毛於第二天,24日,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人員開會, “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即正式撤銷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即史稱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行動。這也意味著劉少奇、鄧小平噩運的開始。

7月29日毛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這些完全喪失是非觀的少年被這一歷史特定時期充當了毛打擊政治對手的炮灰,雖然紅衛兵在後來並未得到清算,但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一生是帶著懺悔和懷恨毛的畸形心理逐漸離開人世的。“在29日的召見中學生大會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 ‘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意意。”但毛萬萬沒想到,中共造反篡政70年後的結果是今天的新中國聯邦出現,“滅共乃人類正義的需要。”(見《獨立宣言》)並很快得以實現。

然而,就在8月1日,毛再次指責中央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並譴責以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為首的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是“牛鬼蛇神”。因此,這次毛主動出擊,是高舉所謂“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 (見《文革》)的口號實現的權力更叠。根據毛在黨內高層的威望,炮打司令部完美收官,再次實現了奪回權力的革命目的。筆者強調過,毛在大躍進後所謂主動讓位給劉少奇只是權宜之計,絕非毛作出民主的姿態,是出於面對全國性大規模非正常死人的壓力所致。

中共惡政的反人性之處在於它一定是要迫使它綁架的人民長期處於一種革命運動之中,即以各種名義的運動革掉他所反對的人的命。而“文化大革命”這個稱謂絕不是歷史的總結,乃是赫然出現在中共的文件裏,即“1966年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個《決定》在中共官文中首提“文化大革命”一語還是相當震驚,可見,中共將一切政府行為的犯罪公開化、合法化又是一個常態,這種常態化非法執政怎能長期被容忍?

中共自毛在文革中就創立了一種完美犯罪體系後,所有整人運動皆以所謂合法手段推進,毛指示文革小組說,“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意思很明確,激活人性裏的嫉妒,彼此像瘋狗一樣互相咬,為此,毛在接到打人事件後指示說,“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意思是說,好人被打或打死都是光榮的。而壞人和好人沒有標準,可以肯定的是,毛認為打人的人是他眼中的好人。並且特意強調,“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就如毛所言,“今後再不許打人。”特別是“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這兩條,人類社會最惡毒的東西,比如人與人中間互相撕咬,國際社會人道主義介入都沒有辦法,因為,那看起來像是社會自然現象。用文鬥,不用武鬥,就是這個意思,只要你看不到戰車和硝煙,聽不到槍聲就不算戰爭,人權組織也無可奈何,這就是為什麽中共到了習政權,他們自信到敢於把《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製人新種病毒基因武器》一書公開發行一樣。因為他們的超限生物戰一切看起來像是自然的,比如中共侵占香港模式。可以說,一個執政黨的邪惡公開化以後,它的命運不是自滅就是被滅,縱觀歷史,王朝興衰更叠的這種規律已無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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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干掉“刘、林”后下一个是谁?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伪社论,宣布“废除高考制度” 。这意味着中共此刻文革时期中学生失学、大学生没有前途。最具破坏力的是,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割断了文化的命脉。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后来无知无畏者走上领导岗位,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既得不到提携,更无法得到自我进修的空间,整个社会进入漫长无边际的黑暗世界。根据笔者亲身感受是,中共国人不要以为从八零年代到胡锦涛年代,中共国人经历了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 ,人们拥有光明的未来和锦衣住行,但其实就如同你生活在梦中一样,当你兴奋地醒来后发现自己仍在黑暗中躺着。

就让我们继续躺在黑暗里被消亡吗?还是我们向中共说不?当文化革命经历到第三阶段,你会发现即是文革的尾声,又似乎是下一波文革的酝酿,这个长时期的酝酿到了2013年,习近平的执政实际上就已经身处新的文斗式的文革了。当然,这和华国锋在毛文革末期被推上中共神坛的宝座不一样。因为习的文革更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依旧是清理中共高层所谓政见不同者,并启动《学习强国》对所有党员进行全面监控。但有人会说,只要不斗老百姓,管他什么狗咬狗的,这其实是中共国人民生在文革中不知文革而已,其实,自2017年郭文贵先生爆料以来,在中共国内就弥漫着“文革再来”的声音,似乎老百姓仍没有看到它的到来。因此,笔者要说,生活在“墙国”百姓,我们早已置身其中,而不是事外。

中国人中有能力改变历史的权贵不会在文革的教训中醒来。就是现在,中共处于分崩离析的末日,人们仍然被握着脑袋睡,或者装睡。中共高层仍旧不会有勇气的人站出来反对他们的共产主义。没有赫鲁晓夫、也没有戈尔巴乔夫。因此,郭文贵先生注定是改变历史的真男儿,他的伟大在于对中共本质的认识后产生的知行合一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也因着闫丽梦博士的加入形成大写的“一”,正因为如此,才有亿万万个追随爆料革命的“1”的几何,而闫丽梦博士对揭露中共COVID-19病毒真相标志着“中共”已经写进了死亡册。

当笔者笔锋再次调转到文革第三阶段,你会发现毛在文革期间罢免刘少奇后,完全再度掌握权利核心,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涉及修改宪法问题,由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免职导致这一职务空缺,毛直接主张废除国家主席一职。其他常委心里反对,但迫于毛的威信不敢明说,但按照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毛以“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典故声称, “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以此为由,羞羞答答再登国家主席宝座。而这个骨子里没有国家概念的毛泽东居然就此把共产党集团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这也是文革时期留下的产物,一直延续至今,直接的反应就是习近平在2019年建国70周年上,党旗在前,国旗在后的反常现象。当时引起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各派媒体解读都超前一致——共产党集团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是公然的一次对14亿中国人的侮辱和针对国家的入侵行为。可以说,习深谙毛的意愿,继承了文革的衣钵。

文革末期,即1969年,中共九大会议,林彪做政府工作报告,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题的政府报告招致毛的极大反感,认为“国家”出现在报告中,林副主席是要篡夺权力。虽然会议选举“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江青、林彪党羽进入中共政治局。这一结果被毛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但直到1970年4月11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当副主席。(见《文革》)这恐怕有林自己的意思。而党内有人怀疑“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见《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林彪的背叛虽有多种说法,而“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这就直接表明毛仅仅是怀疑林彪谋反。尚无证据,不然,已经重新掌握实权的毛没必要像一个下级地方干部检举林彪的谋反问题,并像一个恶妇一样,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添油加醋逇办法抹黑林彪(见 文革),这不像一个主席所能做的,毛应该拿到证据后直接大会通过并抓捕、审判林彪,何必有失主席身份,礼贤下士,下告林副主席呢?此等做法显然排除林彪有谋反之心的嫌疑,根据林彪一身眉骨看,有谋反之心,却没有谋反之勇气。至于“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的说法说有情报,包括飞机出逃叛逃。却未公布情报细节,显然这也是毛扳倒林彪一系列完美犯罪计划。因此,文革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毛利用了林彪打掉自己嫉恨的人后第一个收拾的就是林彪这号人物,因他太会阿谀奉承之能事。

由于毛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最恶毒的皇帝作风,他领导的所有反帝反封建革命都是为了篡夺国家权力的做法。在中共高层,包括周恩来在内,敢怒不敢言是成就毛在党内极权的主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毛认为,眼前最有可能掀翻他权利的人就是林彪。因为林彪太会逢场作戏了。

五、毛“批林批孔”暴露魔王本性

“1973年,中共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 ‘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见《文革》)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共的邪恶是本质上的,并非哪一届领导人的所谓错误路线,笔者必须要强调一点,习近平的一切做法十分接近毛的思想,从共产党所谓党性来说,习是遵行中共原教旨主义者,但这就是习近平的问题所在。

邓小平执政后虽然否定了毛的血腥统治,但十大党章仍然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必须的”。只是在后来的执政过程中,他们的“文革”隐藏在各种“运动”中,使其变得似乎合法化,却是一种文革实质上的延续,这种中共举国体制的完美犯罪伎俩玩弄的全都是 “人斗人”的权术。为什么习近平政府所作所为让人想起了文革?是因为习近平太不懂得邓江胡时代的完美犯罪心术,而是一味地效法毛泽东,但和平年代的习近平,即无战功,又无能力,无法服众,仅凭手中的枪杆子服人而已。

枪杆子出政权,这正是毛的著名反动言论之一,毛不但靠着枪杆子夺取政权,又靠笔杆子启动文革统治,其杀伤力俨然不亚于一场全面内战。根据维基百科记载,文革中伤亡人数惊人,直接死亡人数是2000-3000万人,700多万人伤残,1亿人受到迫害。(见《运动-文革》)发动文革的原因也有其苏联的影响。时任苏联领导人以“人性论” 来反对批判中共的“阶级论”,以“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以“和平主义”来反对“革命战争”。(见《文革》)而这三点反对确实反应了中共严重践踏人权和崇尚人民内部战争的邪恶本质。笔者认为,中共国在解放初期一直宣扬台湾“人民长期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绝对没有能力这样对待台湾人。

中共如此的虚假宣传很久后来为何不提呢?因为开放了两岸旅游和通商后,中共又在另一个更高层面上实施台湾统一战略——利诱!之所以这样认为,皆因毛泽东这个人骨子里就是反对一切仁义道德和民主的魔性心里,在1974年1月18日批判林彪的罪名上,一步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受到毛的首肯,毛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于是,“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所谓“帮助”,即对于如何整垮文化人,哪怕骨子里还有一点点儿所谓民主与道德,都可以适用这一理论依据。而“批孔”即是为了批林彪作掩护,也是为了对苏联的批评一个正面回击。文件中,毛对林彪的定性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见《材料》)

笔者数了一下,林彪有七宗罪。但“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这个罪名最有意味,如果说,中国几千年文明的道德标签就是儒家,这直接表明尊重道德是罪,那么,不用说,反对法家也是罪,因为毛极权主义崇尚的都是“严刑峻法”,而攻击秦始皇作何解?不用问,秦始皇就是毛自己啊。因此,在毛泽东脑子里,没有丝毫仁义和宪法的概念,满脑子都是帝王中的暴君思想。

为什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批判林彪发展成“批林批孔”运动?这主要是毛认为现在摆在他面前的两大威胁就是林彪和周恩来,因此,要藉着这次运动将其干掉,毛认为这是一件是非合理的设想,不过,这个时期的所谓党媒已经完全丧失了基本的社会属性, 1974年,《人民日报》一次社论中指出,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而“《文史哲》杂志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把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抓好,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更加蓬勃发展。’”这种荒唐程度简直非人类社会所有,几岁小孩都不会认为,一个国家经济靠批判一个人或一种思潮就能把经济搞好,如果这样,顺着逻辑,人类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使用诡计抢夺人家的家财,这样生产力不用生产都上去了,最后的结果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死亡游戏。

不过,据维基百科史料记载,1975年2月,毛泽东竟然不顾自己任命的“四人帮”的反对,坚持把“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推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经济和国家政权正常运转”(见《文革》)这是毛死前做的唯一一次正确的重大决定。邓小平觉得毛的时日不多,纠正文革错误要迅速展开,我们也可以因此看到,中共用人问题上形同儿游戏,将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子民玩弄于鼓掌,即便是像邓小平这样的人物,也没有尊严可言。坊间议论华国锋为什么不是中共党内第二任领导人?原因为邓的提拔是毛钦定的。那为什么又说华国锋是毛钦定的接班人呢?。据文献记载,1975年2月,情况再度发生逆转。 四人帮开始打击邓小平, 是“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见《文革》)这就是邓小平多舛的命运,在毛死最后一口气前,又一次被翻云覆雨地戏谑了一次。这种中共第一任政权由毛主导的宫廷内斗戏再次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种铁定的潜规则,即一旦某人全部掌握权力后,围坐身边的大臣们可谓伴君如伴虎,可不是在大清朝,而是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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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文革徹底改變了中國國運

華國鋒的接班,中共高層對此頗有異議,直到1976年3月底,全國人民對周恩來的死遭遇不公平待遇感到不滿,這時,“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南京三·二九事件’ 並迅速擴展到全國。北京群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的逝世,”,歷史對周恩來的評價究竟持正面還是負面?相信這已經不言而喻,周在毛的而身邊周旋,恐怕他的影響力和智慧都用在了如何保全自己,而不是出於國家利益揭竿而起。

盡管如此,周恩來的死,還是引起了社會強大反響。“已經有大約200萬人來過廣場。由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在紀念碑四周的花圈,並下令廣場上的人群離開,這一事件後來被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見 文革)周恩來的死引發全國性自發悼念,更加反襯出毛的邪惡。

對於周恩來文革中的立場問題,為此,筆者電話采訪賀彪的秘書。大躍進導致全國性人民大面積非正常死亡,周恩來位高權重,為何不反毛?賀彪的秘書沈默幾秒鐘後說:“人性嘛,這個事情不好說。周是有能力反掉毛的,問題是他不敢。”事實上是這樣嗎?但周恩來做為中共政壇常青樹一般的存在,僅僅是一個人性軟弱的呈現而已嗎?也許其夫人《鄧穎超日記》中記述周的最後談話的只言片語中找到答案,周恩來問鄧穎超說,“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鬥爭沒完沒了地搞下去,馬克思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鬥誰,和誰鬥 ? ”“ 怎麽會造成今天的局面?”而這一句“馬克思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正好是說出了中共黨內高層所有的答案,1975年10月3日,周在《鄧穎超日記》中這樣說道,“我常在總結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奮鬥理想的目標。”“政治鬥爭把國家帶到災難境地”,“我的一生還留著書生氣、失望走向歸宿。”按周的學問,都讀不懂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有誰懂?其實毛是最懂的。筆者的意思是說,周似乎在傳達這樣一個意思,如果他能知道馬克思哲學的邪惡本質,周也許是有勇氣起來改變這個國家的命運的第一人,至少會走向東歐社會主義路線上去。不會邪惡到現在。

這是針對周恩來的死遭遇不公平待遇而引發的中共第一起天安門群體性抗議事件思考的結果, 而八九64天安門抗議事件後至今,中共國從此失去“民聲”已經45年了。究其原因,一部連周恩來等人都看不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忽悠中國一百年,這一百年來,與其說是馬克思讓中國人失語、不如說是毛利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一部完美犯罪心理史書般的存在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因為,在中共國一黨專政下,核心的哲學體系就是圍繞馬克思主義哲學來做研究的,大學生政治課都要學習馬克思主義,他是中國人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塑造的核心工具。如果說,後中共時代中國,除去華夏文明中的糟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從中國思想領域中徹底清除馬克思主義才是中國人“重生”的開始。必須要立法規定:任何人、任何政治團體和機構,尤其是各級教師都不允許向人提起馬克思、共產主義這詞匯。就是學術研究,也要在相關部門審查下才可以。

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華國鋒成為最高領導人。據史料記載,“毛澤東逝世前的五個月給華國鋒寫了三句話:‘慢慢來,不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 ”。(見《文革》)也有人說,“你辦事,我放心”不是毛寫給華國鋒的,而是寫給江青的。10月10日,鄧小平親自寫信給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復工作。”這是鄧小平向華國鋒發出的挑戰信。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除了通過粉碎四人幫集團外,“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見《文革》)鄧小平官復原職,可謂三落三起的最後一次復出,鄧的黨內權威絕對令華國鋒夜不能寐,但鄧的復出,乃出於眾望所歸,筆者認為,鄧小平的確是改變中共國歷史的一個偉大人物,他的偉大之處在於站在更高層面上理解了馬克思主義完美犯罪本質,也就是他後來提出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這一步的邁出,為中共續命百年作出了巨大貢獻。可想而知,鄧小平的復出也就是華國鋒註定成為過度式的小人物。

此時,無能又無戰功的華國鋒害怕失去權力,企圖以“兩個凡是”來壓倒一切,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見《文革》)這實際上犯了眾怒,因為毛沒死,誰也不敢對文革有任何負面評價,如今那個人死了,中共高層如釋重負。此時的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著實是在為自己的政治生涯掘墓。不經如此,華國鋒仍然肯定了文革。雖然批判了四人幫,卻將老幹部打成‘民主派’,所謂‘民主派’就是走資派”這樣一個反動公式。並繼續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見《文革》)因此,在華國鋒眼裏的文革僅僅是中共執政政治生態的一個開始,當歷史走到了習近平時期,人們才恍然大悟,那個人吃人的文化大革命陰魂原來一直深深植根於中共國的土壤裏。有人說,溫家寶卸任前提出文革是一個錯誤,但那和鄧小平的“永不翻案”有區別嗎?你總不能說,你家屬殺了人,你僅僅承認他做錯了就可以贖罪嗎?因此,中共國人太容易滿足自己,哪怕自己的父母在文革中被殺害、被整死,他們的子孫繼續為這個政黨續命而奉獻自己。可謂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從文革後就不再提了,反而,應該提倡,雖然殺父之仇不共戴天,請把我也放在絞肉機裏吧!。(爆料革命人士巧妙地形容中共體製就是“絞肉機”)

中國人似乎很快就要迎來春天的陽光,就在全國人民繼續沈浸在失去偉大的領袖毛、周的痛苦中時,1978年5月, 鄧小平把握機會,由他最親密的戰友胡耀邦負責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撰寫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後, “該文在全國引起廣泛討論。” (見《文革》) 可謂猶如一聲炸雷,響徹在中華大地上空。緊接著,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轉變國運的重要的轉折點。“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文革》)筆者認為,毛的代理人華國鋒的垮臺才是文革的結束——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但筆者認可華國鋒講的那句話,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遠沒有過去,而習近平就實現了華國鋒的預言。

可以說,鄧小平迅速進行錯誤路線的糾正後,中共國人開始基本上脫離饑餓狀態,國家開始和國際社會結交。鄧可謂努力使中共國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目標而努力,但其骨子裏反智反文明的本質沒有變,正如筆者曾說,鄧江胡時代所作所為無非是一種更高一層面的完美犯罪遊戲而已。為了更好延續中共統治,同時,卻是要發展自己,確實要使韭菜(老百姓)長得茂盛一點才好收割。但人們對此感激是因為防火墻掩蓋下的一種錯誤的價值觀、世界觀所致,相信,中國人為中共政府所做的貢獻絕不僅僅是眼下獲得的一些溫飽生活而已,按照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標準,中國人生活質量應該高於日本國、韓國、臺灣新加坡等,但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人民生活水準遠低於它周邊的“亞洲四小龍”國家。這難道還不足以令國人醒悟嗎?一個更加痛苦的現實——習近平的惡政很快讓老百姓看清這一切,相信,國人都醒來時,一定是中共覆滅日。筆者將拭目以待。

文化大革命評論分(1)、(2)兩篇已完結!
2021年6月1日寫於東亞

參考引用:
文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
人民公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B0%91%E5%85%AC%E7%A4%BE
劉-大躍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5%B0%91%E5%A5%87
內資階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9A%E5%86%85%E8%B5%84%E4%BA%A7%E9%98%B6%E7%BA%A7
黑六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5%85%AD%E8%AE%BA
三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BF%A0%E4%BA%8E%E5%9B%9B%E6%97%A0%E9%99%90
運動-文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E6%94%BF%E6%B2%BB%E8%BF%90%E5%8A%A8%E5%88%97%E8%A1%A8
獨立宣言 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20-06-05/hao-haifeng/12326776?nw=0
材料 https://ccradb.appspot.com/post/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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