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由是如何結束的-北京正在香港用解雇、逮捕和新的壓製性法律來限製學生和教授的權利

  • 作者:Jenny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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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2021年6月9日电/西喜社——

上個月,一群香港大學的學者聚集在校園賽馬會大樓的三樓,備受期待地相聚在市政廳。 自北京對香港實施新國安法,逮捕數十人、重新設計香港的投票製度,並沒收一家與抗議活動人士有關聯的上市公司的資產以來,已經過去了近一年。這座城市最古老的著名大學的工作人員正在尋找,這個新的現實將如何改變學校、改變研究和改變他們的工作。

其中一位與會者“關鍵事實”告訴我,“幫助還沒到來”。

到會議召開時,該大學已與學生會斷絕關系,還對學生會發布了一個聽起來像北京黨內講話的嚴厲聲明; 拆除主幹道上五顏六色的抗議藝術墻; 並在校園內建立了嚴密的安保措施。

據參加閉門會議的多位人士透露,五月市政廳沒有為觀眾提供值得信賴的東西。向該組織發表講話的兩名行政人員承認,他們對全市鎮壓的速度和廣度感到措手不及。全體教職員工就如果他們因涉嫌在工作時違反法律而被捕,港大是否提供法律援助向他們施壓,如果學生通過政府舉報熱線舉報教授該怎麽辦?以及教育者可能被迫要教授的內容。 (新規定要求大學要“推廣”國安法。)

在香港的大學中,其中八所是公共資助的,人們越來越擔心當局會在他們的激烈運動中竭力鏟除反對聲音,並灌輸中共國大陸式的控製。據四所大學的 10 位現任和前任教職員工和行政人員表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就像我采訪過的香港大學學者一樣,要求匿名以避免在工作中受到影響——他們的擔憂包括學術自由、自我審查、員工保留和招聘,以及學生福利。

這些教育工作者表示,其中許多在國際上排名很高,並與國外大學建立了關系的這些大學的領導層,即使他們自己的組織和工作人員成為立法者和國家媒體攻擊的目標,他們在支持學生或教職員工方面幾乎沒有做任何事情。對未來的困惑和痛苦現在是教職工休息室談話的主要內容。 香港浸會大學的一位教授告訴我:“我們都坐在一起談論它,但我們沒有答案。” (在被官方媒體點名後,該大學的管理層在 2 月份突然取消了一個包含 2019 年抗議活動圖片的攝影展。該大學將安全和病毒大流行列為取消的原因。)

去年,五位大學校長簽署了一封信,支持國安法,甚至在該法案公開之前就表示支持。 此舉突顯了威脅校園和學術界更廣的更令人不安的方面:壓製自由的遊行命令不是由盡職盡責的警察或當局執行的,而是由同事,甚至是學生執行的。 據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港大一名研究生向舉報熱線報告了至少兩名教職員工。

“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特且有趣的事情,因為侵蝕學術自由的機構並不是在大學之外,並不是外部力量,”曾在香港文理學院嶺南大學工作 21 年的社會理論研究教授彼得·貝爾(Peter Baehr)告訴我。 他說,通常情況下,“最壓抑的演員本身就是教科書。”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名譽教授約翰·P·伯恩斯 (John P. Burns) 在一篇論文中寫道,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在香港建立大學是“作為擴大英帝國在中共國和遠東地區影響力的宏偉計劃的一部分” 去年發表了對該市高等教育的研究,伯恩斯寫道,1997年香港回歸後,伯恩斯寫道,北京似乎認為大學的功能主要是“對國家發展的貢獻、在香港和大陸的穩定作用,以及作為將愛國教育轉移給香港精英的機構”。但大學的遺產導致與北京的願景產生緊張關系。(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擔任八所公立大學的校長。政府還任命每所大學的理事會成員,該機構類似於董事會。)

雖然大陸官員及其在香港的支持者長期以來一直將香港的教育部門作為改革領域,旨在培養更愛(黨)國的民眾,不太可能反抗北京日益增長的影響和幹預,但他們之前的努力遭到了來自香港學生和家長的強烈抵製。2012 年爆發的抗議活動就是因為要求將更多民族主義教學帶入課堂,這個想法最終被擱置了。但在此之前產生了許多學生領袖,其中一些花費了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來證明自己是強大的持不同政見者,其中一些人在最近幾個月被監禁或流放。其中值得註意的是黃之鋒,他在發起教育改革抗議活動兩年後成為全球公認的雨傘運動領導人之一。

但在香港新的政治氣候下,抵抗北京要困難得多。黃現在在監獄裏,根據國安法面臨的指控。 他幫助阻止正在對中小學教育進行的改革,改革目標是針對年僅 6 歲的學生。 戴耀廷(Benny Tai) 是一名法律學者和前香港大學教授,多年來一直是北京的目標,去年在 2014 年雨傘運動示威中被判有罪而被解雇。和黃一樣,他現在也在監獄裏,被控違反國安法。

甚至就在最近的 2019 年,大學校園還是抵抗的中心,舉辦了關於政治抗議的大型集會、講座和課程。有時也有與警察發生暴力沖突的場景;在香港理工大學,沖突持續了 10 多天。許多親北京的聲音將香港大學生描述為激進、忘恩負義、麻煩重重,這與他們更為順從、勤奮的大陸同行的刻板印象形成對比。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共政府駐香港辦事處前顧問姜世功,去年在一份國家支持的雜誌上寫道,來自香港的學生生活“被困在他們國際大都市的‘想象世界’中 ,”脫離了“現實世界”。 同時,他寫道,“這座城市的大學還接待了內地年輕一代的人,他們努力工作,努力在世界上最負盛名的大學學習,表現出渴望吸收全世界知識的活潑精神。”

在香港中文大學,民主運動尤為強烈突出。(盡管名稱是香港中文大學,該大學是由中共國內戰期間逃離大陸的學者創立的公立研究機構。)隨著最近的一系列抗議活動開始,中大學生被當局貼上暴徒的標簽,這所大學被嘲諷為“暴徒大學 ”。

10 月,校長段洛奇因與學生舉行情感會面,並發表聲明敦促警方調查濫用武力的指控而受到稱贊。他的言論引起了警察工會和親北京媒體的強烈反駁。幾個月後,從匹茲堡大學醫學院加入中大的段先生,試圖在警察和示威者在校園附近對峙時,在警察和抗議者之間進行調解。段自己被催淚瓦斯吞沒了。 2019 年 12 月,在香港進行了數月的抗議之後,英國雜誌《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將他評為年度人物之一,以表彰他“接觸學生,呼籲結束暴力”的努力。

去年 6 月,當段與其他四位大學校長一起支持國安法時,他的行為和言論卻令人震驚,他簽署了一份聲明,稱他們“理解國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中大的一位助理教授告訴我,段的決定和聲明的發布令教職員工感到驚訝,他向人們發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表明這裏沒有爭論;我們真的不在乎。” (中大拒絕就此事發表評論,香港大學發言人拉希達·蘇菲亞德 (Rashida Suffiad) 也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林說,對某些敏感政治話題的緊張跡象,例如臺灣問題,在課堂上已經很明顯了。2 月份,在一個團隊反對有關抗議策略的問題,擔心這會違反國安法後,該大學兩所學院之間的學生辯論不得不重新選題。(它被一個關於加泰羅尼亞獨立鬥爭的內容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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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觸犯法律的恐懼,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並不僅僅限於學生:中大社會科學系主任今年向教職員工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內容是關於該立法的系列講座,但該電子郵件帶有特殊的含義。免責聲明指出,該部門“不寬恕非法行為”。據與我交談過的助理教授說,傳達的信息是“嘿,你可以談論國家安全,但不能以批評的方式。”我采訪的教職員工也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他們各自的大學將如何處理他們促進法律的要求。 許多人認為,兩耳不聞窗外事,只讀書已經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總而言之,這些對新限製揮之不去的問題和擔憂,將導致“學術交流、學術話語、學術研究受到抑製,從而侵蝕香港大學的質量和聲譽,”羅伯特·奎因(Robert Quinn), 紐約大學的倡導組織風險網絡學者的執行董事告訴我。但是,他補充說,“北京似乎並不在乎。”

評論:如果人們已經忘記中共是如何在大陸用一次次的運動,三反五反,反右傾,文化大革命,將中華大地上稍微有點骨氣的知識分子變成了現在的犬儒主義者,那麽,中共現在在香港進行的一系列舉動,就是中共在中華大地上罪行的現實版復製!

素材:Jenny Ball; 審核:文樂; 校對:信心滿滿; 發稿:Nuevo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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