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病毒起源研究的博弈:民間組織、科學界和政府機構(二)

翻譯整理: lulu18、雅典辣豆、坐看雲起時、小先生等

序言:

2021年6月3日,美國著名時尚雜誌《名利場》(Vanity Fair )發表一篇詳盡的關於病毒起源的重磅報道《The lab-leak theory: inside the fight for uncover COVID-19’s origins》(實驗室泄漏理論:關於中共病毒起源研究的鬥爭)。作為重要的左派媒體,雖然閱讀量不及《紐約時報》,但是它的調查報告被左派精英廣泛閱讀。這篇歷經數月準備而發表的調查報告也反映出左派主流媒體在報道病毒來源問題上逐漸發生了改變。

通過文章中提供的資料和細節,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看到包括民間、科學界、情報界、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政府組織內部的各方在病毒起源問題上的角逐,也驗證了很多爆料革命戰友從2020年初以來提供的許多重要信息。現梳理一些關鍵信息並結合其他公開文章與大家分享:

1.  民間自發的關於病毒實驗室起源的追蹤

2. 科學界關於功能增加性(Gain of Function) 研究和病毒來源的爭議

理查德·H·艾布賴特(Richard H. Ebright)是羅格斯大學(University of Rutgers)的一名化學物理教授和病毒學家,他對 武毒所持懷疑態度的部分原因是他多年來一直在與病毒功能增加性(Gain of Function, 簡寫為 GOF)研究作鬥爭。2011 年, 鹿特丹的伊拉斯謨醫療中心( Erasmus Medical Center )的研究員羅恩·富歇爾(Ron Fouchier)宣布他對 H5N1 禽流感病毒株進行了基因改造,使其在雪貂之間傳播。因為雪貂在基因上比老鼠更接近人類,這引起了病毒學界就此類研究的風險和收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支持者聲稱它可以通過突出潛在風險和加速疫苗開發來幫助預防流行病。批評者認為,創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病原體有釋放它們的風險。

2015年11月石正麗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的拉爾夫·巴裏克(Ralph Baric)教授等人在《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發表了一篇證明某種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可以感染人類細胞的文章。他們把中國馬蹄蝠上的蛋白註入到SARS病毒的結構裏造出了一種新的病毒。文章的作者們自己都警告這項研究可能會讓審議者覺得非常危險,但它的目的是警示世界,現有的蝙蝠身上就有可能帶有這類SARS病毒。這篇文章的致謝裏就包括美國國家衛生院(NIH)和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

基於對GOF研究的擔心,2014 年 10 月,奧巴馬政府暫停了對可能使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征或 SARS 病毒更具毒性或傳染性的GOF研究項目的新的經費資助,但腳註裏也提到在“為保護公共健康或國家安全而迫切需要”的情況下可以例外。在川普政府開始的第一年,在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 (NIAID)的所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與白宮底層的會晤後這個暫停被悄悄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名為 HHS P3CO 的框架(用於潛在流行病病原體監督)的審查系統。它將確保任何此類研究安全性的責任推給了資助它的聯邦部門,也使得審查過程處於保密狀態。

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 馬克·利普西奇博士(Dr. Marc Lipsitch )一直公開反對GOF研究,他認為這個框架下,審稿人的名字不公布,而實驗的細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保密的。而在資助此類研究的 NIH 內部,P3CO 框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和輕視。一位長期的NIH官員說,如果禁止GOF研究,就禁止了所有病毒學,所以GOF暫停以來,每個人都心照不宣地繼續做GOF研究。

2020年3月7日,27名著名科學家在《柳葉刀》(Lancet)發表聲明,堅稱病毒來自自然界,任何病毒實驗室泄漏說都是陰謀論,並盛贊中國科學家公開及時的分享了病毒序列等信息。署名人包括惠康信托(Wellcome Trust ,全球最大的生物科學研究的資助機構之一)主席傑瑞米·法拉(Jeremy Farrar),前國家傳染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s)主任吉姆·休斯(Jim Hughes)和前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主席麗塔·科爾威爾(Rita Colwell)。2020年3月17日,作為病毒自然起源的支持者之一的美國斯克裏普斯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e)研究員克裏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在《自然. 醫學》上發表文章,雖然他提出的證據並不充分甚至不合理,之後仍被科學界(包括福奇等人)大量引用。

這兩篇文章造成了科學界共識的假象使得之後的很長時間裏,對於病毒泄漏起源問題的討論在主流的傳統媒體,社交媒體和科學期刊上是被禁止的。直到2020年11月, 一個推動公共健康領域透明性的非營利組織U.S. Right to Know獲得了參與《柳葉刀》文章的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巴裏克(Ralph Baric)教授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琳達·賽義夫(Linda Saif)教授的郵件,並發現《柳葉刀》聲明其實是由一位名叫彼得·達紮克 (Peter Daszak) 的動物學家私下組織聯絡簽署的,他是生態健康聯盟(Eco Health Alliance,簡稱EHA)的主席。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聯邦經費信息顯示,生態健康聯盟多年來從美國國際開發署(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和國家衛生院(NIH)各獲得6500萬、 3900萬和1300萬, 共計一億二千三百萬美金的經費。在達紮克組織下,生態健康聯盟重新包裝了美國政府的經費,並將其資金分配給進行GOF研究的實驗室,包括武毒所。武毒所的石正麗在其履歷中也列出了超過 120 萬美元的美國政府撥款支持:2014 年至 2019 年期間來自 NIH 的 $665,000 美元;同期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的 $559,500 美元。至少其中的一些資金是通過EHA提供的。 盡管有利益沖突,彼得·達紮克還是私下組織並參與簽署了《柳葉刀》的聲明。他告訴巴裏克不需要在聲明上簽字,因為這樣可以讓聲明看起來與他們有一定的距離,才不會適得其反,最大限度地發出獨立的聲音。至少有六名其他簽名者曾在生態健康聯盟工作或獲得過其資助。該聲明以客觀性的文字結束:“我們聲明沒有競爭利益”,然而有好幾個署名人與生態健康聯盟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

傑米·梅茨爾(Jamie Metzl )認為達紮克如此迅速地動員起來是有原因的,如果是起源於自然界的動物,那是對他畢生工作的驗證。但如果是實驗室泄漏的引起的,它有可能對病毒學產生巨大影響,就像三裏島和切爾諾貝利對核科學所造成的打擊那樣,會無限期地使該領域陷入暫停和資金限製。生態健康聯盟將政府的大筆撥款分配給各個實驗室和機構的做法,在病毒學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理查德·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教授表示,所涉金額使其能夠讓它支持的實驗室對生態健康聯盟產生高度忠誠。埃布賴特教授表示,在聽到武漢爆發新型蝙蝠相關冠狀病毒的最初報告時,他“一納秒或皮秒”內就想到了武毒所。世界上只有分別位於德克薩斯州加爾維斯頓(Galveston, Texas)和北卡羅來納州教堂山(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的另外兩個生物實驗正在進行類似的研究,全世界就這三個地方。埃布賴特教授表示達紮克的研究模式就是將病毒樣本從偏遠地區帶到城市地區,然後對病毒進行測序和培養,並試圖對它們進行基因改造以使其更具毒性,就像“用點燃的火柴尋找煤氣泄漏點”。此外,他還認為 達紮克的研究並未能實現其通過全球合作預測和預防流行病的既定目的。

2020年4月,在川普政府的要求下,NIH終止了對生態健康聯盟的經費支持,7月份NIH發信給生態健康聯盟,提出只要生態健康聯盟提供一些重要信息(包括病毒樣品,對武毒所的內部檢查,解釋其在2019年10月間手機流量的減少及其院門口在10月14-19日間有交通障礙物的情況,以及回應2018年國務院的外交電報裏關於武毒所生物安全的問題),就可以恢復發放經費。2020年8月達紮克在《自然》雜誌發表文章抗議NIH的這些要求。

2020年7 月初,世界衛生組織邀請美國政府推薦專家前往武漢進行拖延已久的 中共病毒 起源調查,美國政府向世衛組織提交了三個名字:一名FDA 的獸醫、一位CDC 流行病學家和 一位NIAID 病毒學家,卻都沒有被選中。相反,只有來自美國達紮克被選上。所以從一開始就很明顯,中國將控製誰可以來可以看到什麽。7 月,WHO 向成員國發送了標題為“CHN 和 WHO 同意的最終版本”管理任務的條款草案,表明中國已經預先批準了其內容,而實驗室的泄漏理論完全不在專家小組的考慮範圍內。

2021年2月初,世界衛生組織專家訪問了武漢病毒研究所,在那裏會見了石正麗。經過兩周的實地調查,中國和國際專家以舉手表決的方式結束了他們的任務,認定最有可能出現的起源情景是從蝙蝠到人類的直接傳播:而通過實驗室事件傳播是極不可能的,然而之後WHO的主席泰德羅斯·阿達諾姆·格布雷耶蘇斯(Tedraos Adhanom Ghebreyesus)卻承認病毒泄漏理論並未被排除。對於吉爾斯·德馬紐夫和他的兩個 DRASTIC 同事發現的包含大約 22,000 個病毒樣本和序列武毒所 的數據庫為什麽會在瘟疫正式開始前三個月,也就是 2019 年 9 月 12 日下線的問題,達紮克在 2021年3 月 10 日在倫敦的一次活動中回應說沒有必要問,因為石正麗曾表示,由於疫情期間的黑客攻擊,武毒所刪除了數據庫。

對此,達紮克認為絕對合理,所以他們沒有要求查看數據,而且因為很多研究工作都是與生態健康聯盟一起進行的,所以他們基本上都知道這些數據庫中有什麽。而且在這些數據庫中,”沒有證據表明病毒比 RaTG13 更接近 SARS-CoV-2,就這麽簡單。” WHO調研後發表的120頁的報告中只有兩頁提到病毒實驗室泄漏是極不可能的。傑米·梅茨爾認為這個報告漏洞百出。而美國政府對這份報告的評價是其不但不嚴謹,有很多前後矛盾,還有些結論是建立在已經被撤稿的文章上。

同時,不少科學家對於從柳葉刀文章開始的大規模的科學界的審查感到不滿。雅克·範·海爾登(Jacques van Helden,)是法國馬賽大學 (Aix-Marseille Université )的生物信息學教授,專攻分析基因組和基因組調控。範·海爾登教授提到,在2020年3月,法國因為發現艾滋病毒而獲得2008年諾貝爾獎的 呂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提出病毒是實驗室製造,其中包含艾滋病毒片段。但是由於蒙塔尼耶之前提出過很多其他有爭議的說法,科學界對他的話將信將疑。但範·海爾登與一位他的中共病毒專家同事艾蒂安·德克羅利(Etienne Decroly)討論時,德克羅利告訴他病毒並非一定來自自然,實驗室來源不能被排除,尤其是考慮到有些實驗室在做GOF實驗。他們2020年7月發表了一篇法文文章首次在科學界提出實驗室泄漏的可能性。

2021年1月他與同事將文章翻譯成英文,以呼籲科學界重啟對病毒來源。這篇文章以討論信的方式發給了柳葉刀,然而,柳葉刀把信轉給了他們內部成立的由達紮克領導,包括其他5個在柳葉刀文章上簽名的專家組成的的病毒來源專家委員會後,將其否決。同時他的其他同事關於病毒來源的文章投到其他期刊也都不被接收,其中包括Alina Chan,還有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醫學院的尼古拉·彼得羅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教授。

根據記者和專欄作家伊恩·比特雷爾(Ian Bitrell)的文章,出於對中共政府的懼怕和討好,《自然》雜誌和《柳葉刀》編輯部對於質疑中方研究人員的文章和說法的投稿都拒絕發表,然而對於石正麗在2010年1月20日遞交的關於RaTG13病毒的文章,《自然》雜誌十天內予以接收,之後還很快發表了兩篇中國科學家數據出處可疑的關於穿山甲宿主的文章。在另外一方面,媒體記者在發表實驗室泄漏理論時也受到了極大的阻力,其中包括2020年5月14日羅文·雅各布森(Rowan Jacobsen)發表於Mother Jones和2021年1月4日尼科爾森貝克(Nicholson Baker)發表於《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的文章。

巴黎小組(Paris Group)的14位成員在2021年1月向《柳葉刀》提交一份公開信,希望對病毒起源有更科學的討論,然而該雜誌以該話題不重要的理由拒絕收。對於科學期刊和媒體對病毒泄漏理論拒絕討論的態度,DRASTIC 小組的研究員 德馬紐夫和埃布賴特(Ebright)等人後來找到了一種繞過的方法。在梅茨爾的指導下,他們於2021年3月4日開始發表公開信,並於 4 月 7 日發出的第二封公開信譴責了WHO的病毒起源調查報告,並呼籲對 中共病毒 的起源進行全面調查。這些公開信開始被全國性報紙廣泛報道。

同時,2021年3月26日,前CDC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在CNN的采訪上提出他對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的質疑,之後他收到了來自科學界的死亡威脅。5月2日,紐約時報的前科學作家尼古拉斯·韋德(Nicholas Wade)在medium上發表重磅長文,將病毒起源指向實驗室泄漏。他引用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微生物學家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分子生物學的先驅,大衛·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博士的話。巴爾的摩認為弗林酶切位點(Furin cleavage site) 指向基因工程操作,是確定病毒起源的關鍵證據。終於在5 月 14 日, 18 位著名科學家(包括Baric)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一份聲明呼籲對 中共病毒 的起源進行透明客觀的調查,並指出必須認真對待關於實驗室泄漏的假設 (範·海爾登教授在三篇公開信上都署了名)。

在民間和科學界的巨大壓力下,5 月 19 日NIH 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發表聲明稱,NIH 和 NIAID 都沒有批準任何對冠狀病毒進行GOF研究的撥款。5月17日,另一位紐約時報的科學作家在medium發表了另外一篇關於病毒來源的報告。5 月 24 日,世界衛生組織的決策機構世界衛生大會在其年度會議在網上舉行,中共政府在會議期間對病毒起源的問題進行了回擊,稱不會再參與對其境內的進一步調查。5 月 28 日,在拜登總統宣布為期 90 天的情報審查兩天後,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由梅茨爾幫助製定的決議,呼籲世界衛生組織對病毒的起源展開全面調查。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 大衛·雷爾曼(David Relman) 博士也一直主張成立類似9/11 委員會這樣的獨立機構以公正調查 中共病毒 的起源。

2021年5月底,由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和Buzzfeed通過《信息自由法》而獲得了866頁NIAID主任福奇在2020年2-3月間的電郵。這些電郵證實了福奇在2月初曾擔心對病毒來源的討論會曝光NIH資助過武毒所的GOF研究的事實。於是在福奇的協調參與下,與生態健康聯盟相關的科學家發表了幾篇企圖代表科學界共識的聲明,從此關閉了對病毒可能來自實驗室的討論。克裏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on)在2月初給福奇的郵件中還提到他和其他幾個同事都覺得病毒有被改造過的跡象,顯示病毒從實驗室泄漏完全不是陰謀論。

同時考慮到中共政府對透明調查的大力阻撓,還有中國政府自己撒謊、混淆視聽和壓製異議的歷史,對於武漢病毒所的石正麗是否可以自由的發言是存在很大疑問的。石正麗本人公開承認,在大流行之前,她團隊的所有冠狀病毒研究,包括一些涉及活的 SARS 類病毒的研究都是在不太安全的 BSL-3 甚至 BSL-2 實驗室進行的。

2018年,美國外交官代表團訪問病毒所為其BSL-4實驗室揭幕,但是在一份之後傳回國的被解密的外交電報中,他們認為病毒所缺乏訓練有素的技術人員和明確的安全協議,直接威脅著實驗室的安全運營。《科學美國人》於 2020 年 3 月首次發表的一篇文章采訪石正麗,描述了她的實驗室如何在最初幾周內率先對病毒進行測序。它還講述了當石正麗得知病毒爆發擔心是自己實驗室泄漏造成,瘋狂地翻閱自己實驗室過去幾年的記錄以檢查實驗材料是否有不當的處理。當結果回來時,石正麗松了一口氣說,沒有一個序列與她的團隊從蝙蝠洞穴中采樣的病毒相匹配,“這真的讓我松了一口氣,我已經好幾天沒合眼了”。石正麗本來計劃與她的朋友Galveston國家實驗室的主任詹姆斯·勒杜克(James LeDuc)分享病毒的分離樣本,但是被中共政府阻止了。2020年1 月中旬,中國首席生化武器防禦專家陳薇少將領導的軍事科學家團隊已經接管了武毒所 。

2020 年 4 月, 包括11位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研究者在內的 23 位研究人員共同提交了一項研究。他們聲稱使用CRISPR 的基因編輯技術,設計了具有人肺鼠,從而研究它們對 SARS-CoV-2 的感染性。美國政府的病毒學家註意到了這項研究,並從文章發表之日往前推算出這些小鼠是在大流行開始前的 2019 年夏天設計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簡稱NSC)的官員開始懷疑中國軍隊是否通過人肺鼠模型發展病毒以研究哪些病毒可能對人類具有傳染性?NSC 的官員發現武毒所與軍事科學家之間的合作可以追溯到 20 年前,並合著著51 篇論文。他們還註意到了香港一名大學生發現的一本由 18 名作者和編輯團隊撰寫的書《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製人新種病毒基因武器》中, 11 位編撰人在中國空軍醫科大學工作。

據 《澳大利亞人》(The Australian)在2021年6月初報導,一名中共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所的軍事科學家周育森在中共向世界確認疫情的五周之後,也就是2020年2月就申請了中共病毒疫苗專利(既不是滅活病毒疫苗,也不是mRNA疫苗,而是融合蛋白疫苗)。《澳大利亞人》采訪了尼古拉·彼得羅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教授,他認為科學家能這麽快研發出疫苗是“前所未見”的,讓人懷疑在疫情大流行開始時,周育森就已經研發好病毒疫苗。更加令人懷疑的是,他在申請專利三個月後神秘死亡,中共對他的去世卻緘口不語。

報道還援引一份於2019年11月提交給《病毒學雜誌》的研究論文,指出周等人在疫情大爆發前,就在研究通過基因改造冠狀病毒,這個研究項目從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獲得三筆資金資助。周還與武毒所的石正麗團隊一起密切合作。在加入解放軍前,周還曾在匹茲堡大學醫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並與紐約血液中心合作。

3. 美國國務院和情報部門


編輯、發稿 文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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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enjoy the interesting article of Gnews! 6月 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