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七國集團的激進協議——對抗中共,全球變天 (二)

(接上篇)

  • 作者:gokuabu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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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2021年6月8日電/西喜社——

參考文章來自機密報,文章很長,但值得一看,譯文如下:EL Confidencial

如果看一下世界地圖,強國的回歸是一個現實。全球秩序中許多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如中共國、俄羅斯、土耳其、印度或伊朗,雖然有著不同的意識形態,但都展示了民族主義的力量。此外,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國家的特點是遠離民主,在領導人和人民之間建立一種獨裁的關系。但是,這種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回歸並不是獨裁國家所獨有的,盡管如美國、英國是民主國家,但它們將再次訴諸於國家的力量,這是一種邏輯上的需要:鑒於國際關系已經成為對權力、資源和影響力的激烈競爭,國家力量的回歸是必要的。

近年來的地緣政治轉向,在疫情期間加速了,特別表現在美國和中共國之間的對抗關系,這涉及到整個世界,並對以前的全球化帶來了實質性變化。中共國已經成功地使美國的膝蓋發抖,中共國有對未來的野心,有嚴格的吏治結構,有對內部進程的顯著控製,有堅定的霸權意誌。

全球化破壞了國家的內部影響力,主要是新的市場規則允許,許多公司采用超越國家關系的運作模式。在這個地緣政治回歸的時代,西方國家發現,與中共國不同的是,他們的男爵,即公司,淩駕於國王,即國家之上。

7國集團的協議,正式開啟了全球地緣政治的重啟:

  1. 內部調整

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七國集團的決定應該被解釋為重新獲得失去的控製權的一個開始。拜登已經宣布,7國集團將在公司稅收方面建立一個全球最低標準。拜登需要在國家利益方面重新掌控華爾街和科技巨頭的力量,讓他們服從。在爭奪霸權的戰爭中領導一個國家,需要統一行動,協調行動和堅定的拳頭。

西方的第二個弱點是:缺乏內部的凝聚力。中共國也有這樣的問題,但它有幾個優勢:個人主義文化少得多,對權威的接受程度更高,以及成功帶來的合法性。它的人民看到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們的國家重新獲得了國際權力和影響力,他們相信未來會更好,這種立場讓統治者更容易稀釋問題。西方人的情緒是相反的:我們的生活水平已經惡化,有一種潛在的悲觀情緒和孤獨感,人人為我。

在美國國內,拜登必須重建其國家的情緒、生活水平和對未來的信心。他確實承諾,他的行動不會是暫時的,而是永久性的。據拜登說,我們正處於一個轉折點,是那種 “許多代人中才會發生一次 “的轉折點,而且他沒有說謊。這句話中包含了我們在當代政治中開始察覺到的許多變化。

2.國際社會的現狀

當今社會,國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國家本身。為了保證通過提高生活水平而獲得的社會凝聚力,東歐一些國家開始轉向。比如匈牙利,總統歐爾班曾是自由主義的擁護者,直到他意識到,如果他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想要強加的政策,意圖在他的國家獲得更多的分量,中產階級就會消失;他的專製轉向也是為了保護匈牙利人口的生活水平。波蘭右翼選擇了基於宗教借口的某種再分配,如捍衛出生率和家庭,但這些並沒有掩蓋其國民最終獲得旨在提高其生活水平的援助的事實。

這種基於身份和文化的政治賭博給西方民主社會帶來了危險,它向一些國家提供了更大的民族自豪感、恢復主權、與宗教相聯系的價值觀以及對道德上不同習俗的蔑視,但瓦解了西方民主社會。

3. 對拜登的挑戰

7國集團的目標是退出全球化,回到國家狀態。然而,在這種回歸中,內部問題有了新的表現。較富裕的階級與他們自己的國家都有隔閡。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擴張,是利潤。

例如,俄羅斯的寡頭們不需要一個強大的法治來保護他們的財產和利益,因為他們籌集的資本被投資到已經擁有法治的國家。他們去了倫敦;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許多拉美國家,因為他們的投資是全球性的。 中共國的崛起改變了這一切,因為敵人的存在激起了這

種雙重需要,讓精英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協調行動,並盡力在混亂的社會趨於穩定。七國集團的措施是朝著讓這些精英回來的方向發展的。

這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即使對拜登來說也是如此,因為這種撤退迫使人們重新確定基本趨勢,並約束那些不習慣於服從政治權力的行為者。比如,華爾街的崛起和中共國的發展總是齊頭並進的,但在這個時代,情況將大大改變。

4. 拜登的演講

美國政府的行動將決定性地推動創造就業;舊的經濟模式已經結束;如果公司缺少工人,那是因為他們的工資太低,他們必須做的是提高工資以吸引勞動力;中產階級建立了美國,工會建立了中產階級。華爾街沒有建立美國,現在是它支付其公平份額的時候了;好的工作,特別是在能源等部門,必須停止離岸,留在美國;將有保護美國市場的行動;美國必須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而不是把這個位置讓給中共國。他用一個堅實的古老價值觀為這一系列的行動加冕:”我父親曾經告訴我:喬伊,工作不僅僅是一份薪水。這關系到你的尊嚴。這是關於尊重。這關系到你在社區的地位。這是關於能夠看著你兒子的眼睛說,’親愛的,會好起來的‘“。

拜登的這次演講,是對羅斯福的新政或我們在歐洲所知道的社會民主的全面回歸:國家的決定性存在,在許多領域恢復保護主義,提高工資,控製市場,提高稅收,通過改善而獲得自豪和尊嚴。所有這些都是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在美國的中心地帶宣布的。讓我們回顧一下:民族主義、尊嚴、勞工、國家、政治、保護主義、國際競爭。拜登是個鄉巴佬,拜登是自由主義近年來一直在反對的一切:如果這篇演講是由另一種信仰的政治力量發表的,它就會被主流自由主義打上激進和民粹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如果我們聽從我們的進步衛士的話)的標簽。

5. 政治與經濟的關系

然而,拜登在克利夫蘭又說了一些話,”經濟政策比外交政策更難。“ 你知道外交政策的基礎是什麽嗎?什麽決定了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只有一件事:我們的經濟表現。我們的經濟發展。拜登的聲明是真實的,它是對這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的基本平反。這標誌著重大的變化,我們將看到他是否能夠實施這些變化,因為他面臨著兩種完全不願意采用這些變化的力量,它們堅決反對這種意義上的任何變化:進步的左派和自由的右派。或者,換句話說,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兩股政治力量,即那些在歐洲,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在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對當時的社會民主製度的反應。

一方面,社會民主意味著對國家的明確控製,資本服從於規則,基於明確的邊界和國家內部運作的規範的組織,累進稅,保護勞工,基於雇主和工人之間的機構談判的工資平衡。但這也意味著國家在社會經濟管理中的大量存在,以及從能源到工業的大型公共服務企業的存在。所有這些都隨著全球化而消逝,全球化是由右翼勢力煽動的,它尋求一個更加流動的世界,私人對公共的優先權,以及規則的不斷松動。

但是,新政和社會民主國家也受到了來自政治光譜另一方的競爭。即種族平等和思想自由。新的政治思想將推動文化改革的方向,設定了一個更自由的思想框架,更少地受製於舊的身份。這也是拜登在克利夫蘭多次為美國以前的種族主義道歉的原因,最終一切是為了團結國內的各個種族,增強國家的凝聚力。

6. 新的民主社會體系

在歐洲,我們仍然被固定在那個定義了我們選舉場景的全球/國家軸線上:幾年來,我們一直沈浸在一個在經濟和文化領域是自由主義的系統軸線和另一個為結束它而鬥爭的軸線之間的鬥爭中,這個軸線的結構仍然是新自由主義的,但它從國家方面提供了補償性的元素,而且它的價值觀從根本上是保守的。中共國的到來打破了這一態勢,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它使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開始尋找其他類型的解決方案。沖進國會大廈,其所有的象征性指控都暴露了美國的內部弱點。拜登重建社會的目標是基於一個新的社會民主觀點,這個觀點還有待最終具體定義,但其氣息已經存在。

鑒於他的目標是在國際上為美國實現更大的權力,並凝聚國內秩序,他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和一種更具包容性的經濟。而為了這個目標,拜登正在轉向他的國家的過去,轉向在類似時期對他有效的公式,即新政。對中共國的戰爭需要它,這就是為什麽政治經濟變得比經濟政策更重要。

7. 我們已經在路上

回顧美國20世紀的歷史:羅斯福的新政改變了美國,同時也防止了專製主義占據國家。羅斯福在系統的凝聚力方面做出了反應,這就阻止了法西斯主義在美國生根。當代,專製的轉向已經發生,就是那些大公司。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種危險,並試圖將其擴張的基礎扼殺在萌芽狀態:不平等、資源的喪失、尊嚴的喪失。

最近另一本值得推薦的書,亞歷克-麥克吉利斯(Alec MacGillis)寫的《滿足:在一鍵式美國的贏與輸》,從骨子裏赤裸裸地解釋了所謂的中產階級正在建立的社會背景:處於中下階層生活的工人們正在被邊緣化:稀少的工作機會,微薄的工資,基本商品價格的上漲,讓他們失去了生活的穩定性,只能依附在另一個階層之下。這就是為什麽拜登再次使用了 “充分就業 “一詞,並堅持認為需要增加工資:如果沒有這種內部穩定,國家就會變得特別脆弱。從新政的不同表述中實現這種凝聚力並不容易,正如富蘭克林-D-羅斯福所指出的,馴服金融力量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任務。在任何情況下,這將是美國的未來的關鍵所在。

審核:螞蟻兄弟; 校對:信心滿滿; 發稿:Nuevo唐人

深度解讀七國集團的激進協議——對抗中共,全球變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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