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不得不發放制裁新疆的“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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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asia.nikkei.com》作者:ERIC MEIJER,2021年5月25日報道:

中共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裏森,如果堪培拉跟隨盟國采取馬格尼茨基式的制裁措施,可能會在兩國的緊張關系中造成另一個爆發點。 © 日經蒙太奇/來源圖片:Getty Images

悉尼 ,37歲的俄羅斯律師謝爾蓋·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揭發了價值2.3億美元的稅務欺詐行為,在莫斯科骯臟的監獄裏呆了358天後於2009年11月去世。他的死亡在最壞的狀況被歸咎於酷刑,在最好的狀況被歸咎於對其不斷惡化的健康忽視。
時至今日,還沒有人被認定(對此事)負有法律責任。但馬格尼茨基的名字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努力追究獨裁政權官員侵犯人權和腐敗行為的同義詞。

自從美國在2012年12月實施第一個”馬格尼茨基法案”以來,授權華盛頓禁止被指控的虐待者在銀行工作或踏上美國國土,以及包括加拿大、英國和歐盟在內的各國政府紛紛效仿。
值得註意的是,澳大利亞沒有出現在名單上。
但這並不是因為澳大利亞的一些政治家沒有努力。隨著全球關註澳大利亞對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永久的外交夥伴中共國侵權行為的嚴峻指控;現在,智囊團專家們表示,總理斯科特-莫裏森的政府正面臨著加入的壓力。日本也在進行類似的推動,它是七國集團中唯一沒有明確人權制裁法律框架的國家。

然而,如果澳大利亞采用馬格尼茨基式的立法和制裁,它們可能會成為與中共國之間已經充滿爭議的關系中的一個新熱點。

2013年,已故反腐律師謝爾蓋-馬格尼茨基的母親娜塔莉亞-馬格尼茨卡婭出席了為其兒子舉行的紀念活動。他的名字已經成為追究官員侵犯人權行為責任的代名詞。 © 路透社

通過澳大利亞馬格尼茨基法將完成兩年半前隨著”2018年國際人權和腐敗(馬格尼茨基制裁)法案”的提出而開始的一個過程。這項立法是由現已退休的工黨立法者邁克爾-丹比推動的,於2019年4月失效。

去年12月,外交和國防聯合常設委員會主席說,”馬格尼茨基式的定向制裁將使澳大利亞與尋求限制侵犯人權者、腐敗官員及其受益人的機會的全球運動保持一致”。
委員會主席、執政的自由黨議員凱文-安德魯斯說,”這些建議將看到澳大利亞加強我們對保護全世界人民的人權的承諾。”
丹比告訴日經亞洲,”實施上的滯後基本上是外交部的問題,那裏有政治意願,但由於COVID和一些經濟問題,它被放在了後面。”他說:”可恥的是,這麽多其他西方國家已經采用了它,而本應在這些事情上走在前列的澳大利亞卻遠遠落後。”

在澳大利亞之外,制裁已經被用來試圖使北京因涉嫌虐待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穆斯林而陷入尷尬和孤立。3月,美國和”五眼”情報盟國英國和加拿大,對某些被認為應該對虐待行為負責的中共國官員進行了”精心策劃”的處罰,歐盟也是如此。
英國和加拿大外交部長和美國國務卿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說:證據,包括來自中共國政府自己的文件、衛星圖像和目擊者的證詞,是壓倒性的”。中共國廣泛的鎮壓計劃包括嚴格限制宗教自由,使用強迫勞動,在拘留營中大規模拘留,強迫絕育,以及協同破壞維吾爾族遺產。

五眼國家中的另外兩個國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沒有宣布他們自己的措施。但是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瑪麗斯-佩恩歡迎”加拿大、歐盟、英國和美國一夜之間宣布的措施。我們讚同這些國家的深切關註,這些關註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社區都有。

事實上,澳大利亞公眾對制裁中共國官員有廣泛的支持。洛伊研究所2020年的一項調查發現,82%的澳大利亞人支持對與侵權行為有關的官員實施旅行和財務限制。

但是,對莫裏森來說,就新疆問題進行制裁並非毫無風險。雖然中共國近年來與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公開爭吵,但中共國與澳大利亞的關系比大多數國家都要棘手,盡管雙方在貿易上相互依賴。

對中共國間諜活動和政治幹預的懷疑,促使莫裏森的前任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出台了外國幹預法。出於安全考慮,澳大利亞繼續禁止中共國的華為技術公司進入其5G移動網絡。但在去年莫裏森呼籲對COVID-19的來源進行公正調查後,兩國關系出現了真正的急劇下滑。此後,中共國對澳大利亞的一系列出口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和限制,從煤炭和龍蝦到大麥和葡萄酒。

到目前為止,中共國是澳大利亞2019-2020年最大的出口目的地,運送價值超過1500億澳元(1169億美元)的貨物。即使在他們的爭吵中,中共國對鐵礦石的貪婪胃口也支持了澳大利亞今年的初步數據。

然而,隨著堪培拉否決一個國家的”一帶一路”協議,以及中共國在本月早些時候無限期地暫停經濟對話協議,他們的外交僵局持續加深。4月底,澳大利亞新任國防部長彼得-達頓說,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共國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不應打折扣”。

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處理新疆問題時都很謹慎,沒有加入他們的五眼夥伴,指責中共國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

即使丹比也強調,如果澳大利亞最終通過馬格尼茨基立法,也要謹慎行事。我認為我們應該以理性的方式來做,丹比說。你不能在沒有目的的情況下就把這些子彈打出去。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會有很多場合,中共國對澳大利亞做了一些令人震驚的事情,或者有統一的國際行動,這時候就應該這樣做。 你在適當的場合以一種明智的方式來做。

制裁的前景顯然在習近平政府的雷達預警上。
在一次精心策劃的媒體活動中,當被問及如果堪培拉因新疆問題制裁官員,北京將如何反應時,中共國駐澳大利亞大使程景業回答說。任何人民,任何國家,都不應該有任何幻想,認為中共國會吞下幹涉或幹預中共國內政的苦果,試圖對中共國施加所謂的壓力。我們不會挑釁,但如果我們被挑釁,我們會以牙還牙。

北京對幹涉其”內部事務”的嚴厲警告並不新鮮。但中共國可能對澳大利亞制裁的支持範圍感到驚訝,甚至在澳大利亞華人社區中也是如此。洛伊的研究發現,67%的澳大利亞華人支持旅行和經濟處罰,與全國總數相差無幾。

2018年9月,在中共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達阪城,工人們從官方稱為職業技能中心的周邊圍欄走過。 © 路透社

洛伊公司的民意和外交政策項目主任Natasha Kassam說:”澳大利亞華人對中共國的看法普遍比廣大民眾更積極,對與中共國的合作也比廣大民眾更感興趣。但在制裁侵犯人權者這一點上,澳大利亞華人與廣大(澳大利亞)民眾的意見一致。”

為制裁法辯護的是傑弗裏·羅伯遜,他是駐倫敦的著名人權運動者,特別是馬格尼茨基立法。他向澳大利亞議會關於立法的聽證會提交了材料,並一直在澳大利亞宣傳他著作《壞人和如何擺脫他們》,書中有力地論證了這種法律。
日經亞洲問洛伊公司的卡薩姆,如果有機會,她會向羅伯遜提出什麽問題。卡薩姆強調,她認為”我們應該有一個馬格尼茨基法案”,”但一個關鍵問題沒有被提出。鑒於歷史上制裁對改變政權行為的效果有限,這種立法難道不是為了減少我們在種族滅絕中的共犯,而不是為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做什麽?
而她期待的答案是什麽呢?

卡薩姆說,”我猜,他會說’我們必須嘗試'”,”但這是事實,它是在減少我們的共犯,它實際上並沒有改變計算方式。很難說這是相關於我們的,而不是相關於他們的,我還沒有聽到很多關於對那裏(中共國)的實際人可以做什麽的好主意。”

澳大利亞北部戰略政策中心(隸屬於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分析家韋斯滕多夫(Teagan Westendorf)博士表達了類似的疑慮,這種立法更適合於破壞有組織犯罪網絡,而不是扭轉國家人口政策。”我認為,由於在新疆發生的事情是一個巨大的、全國性的鎮壓少數民族政策的一部分,我不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工具,可以向中共發出信息說,’世界在看著,不同意你們發動各種形式的種族滅絕的方式。”
她解釋說,制裁不是實現具體結果的”精確工具”,而是一個”鈍”的工具,而且太小。
“你如何使用像制裁這樣的東西來處理一項政策,該政策如此廣泛,包括從這種監獄集中營到強迫每個50歲以下的婦女使用宮內避孕器的一切?” 韋斯滕多夫說,”對我來說,這似乎是滄海一粟。我不認為它能解決這個問題,我也不認為它能說明什麽。

5月,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瑪麗斯-佩恩和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佩恩對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歐盟宣布的涉疆制裁表示歡迎。 © 路透社

不過,她承認,對特定違法行為的定向懲罰可能會產生一些影響。她引用了美國對17名據稱參與謀殺持不同政見記者賈馬爾-卡舒吉的沙特人的制裁–盡管情報機構的結論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沙特是同謀,但他仍被排除在外。
“在卡舒吉問題上采用的方式,以及最初在馬格尼茨基問題上采用的類似方式,都是為了制裁高級官員,以便向一個政府,或某個小政府官員或領導人,如王子,發出信息。”

羅伯遜認為,如果不出意外,制裁可以使那些本來可以逍遙法外的人的生活更加艱難。
看看林鄭月娥的故事,你知道,香港的女皇,忙著否認民主,他說,她被美國財政部列入名單,被阻止使用她的信用卡。她痛苦地抱怨說,她無法獲得在香港銀行提取的信用卡,她不得不用現金領取工資。
羅伯遜開玩笑說,“林鄭月娥幾乎是用手推車把它帶回家。
他說:盡管它不是一個國際法的基礎,但馬格尼茨基立法的力量,可以是非凡的。”


原文鏈接: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Asia-Insight/Australia-pressed-to-dispense-bitter-pill-Xinjiang-sa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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