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歷史之都鐸王朝 (三) 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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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都鐸王朝
英格蘭歷史:從亨利八世到伊麗莎白一世
第三章 異教徒!

1517或者是1518年,一些劍橋的學者開始在該城的白馬(White Horse)酒館開會,像歷來的大學生那樣,他們在辯論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問題。然而,那個時代的緊迫問題是,所有人都在關心宗教,宗教成為十六世紀辯論的主題。其中一些學者帶著年輕人具有的激情,被潛在的顛覆性新教義所吸引。人們呼籲改革。有些人希望改成簡單的虔誠活動,希望回避中世紀教會的盛況和儀式,希望培養所謂的“新式奉獻”,他們被稱為淺薄的天主教徒(Poor Catholics)。其他人則希望按照《聖經》(Scriptures)的教義去做,特別要按照《新約》(New Testa ment)的教義。


德西德裏烏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的出版工作已經把一種更為純潔的精神引入到神學的研究中。劍橋皇後學院(Queens’ College)的一位瑪格麗特夫人神學講座教授(Lady Margaret Professor of Divinity),已經完成了《新約》的希臘語和拉丁語譯本,這似乎註定要取代用了一千年的舊版“拉丁文聖經”(Vulgate)。伊拉斯謨通過設立歷史獎學金,找回了一些早期的基督教啟示。
伊拉斯謨相信:《聖經》所傳授的精神比教會的儀式和正規神學更為重要,對上帝恩典和對他兒子救世能力的一種內心信仰比墨守成規的外在崇拜更為有效。他寫道:“如果你滿懷謙遜地接近《聖經》,那麽你將意識到:你已經感受到神聖意誌(Holy Will)了。”通過諷刺文學,他對過分信奉聖物進行了攻擊,太頻繁地去聖地就不是朝聖了,還批評了修道院教規的退化。他罕見地提出:聖禮是正統宗教體製中的一部分。


伊拉斯謨從未接受異教徒的教義,卻像路德(Luther)和威克利夫(Wycliffe)那樣,是傳統宗教的溶化劑。沒有伊拉斯謨,就沒有路德和廷代爾(Tyndale)翻譯的希臘語《新約》。伊拉斯謨希望每個人都能自由地得到《聖經》,後來,這種強烈主張幾乎被看做是異端邪說了。參加白馬酒館會議的一位學者托馬斯·比爾尼(Thomas Bilney)聲稱:他讀過伊拉斯謨的“最後我聽到了耶穌”這段話。後來,比爾尼被捆在柱子上燒死了。

伊拉斯謨通常被認為是“人文主義者”(humanist),但直到十九世紀,該詞才有相應的意思。一般而言,人文主義或者是十六世紀開始的“新學問”都被認為是教育和學術的革新,要通過追求新發現或者古典模式的新轉變來實現。這是對中世紀權威和其支持的宗教信仰的根本性懷疑。新學問在尋找陽光和新鮮空氣,它為教會打開了窗戶。在建設性的批判和革新的年代,羅拉德派常說的反教權主義已經有些過時了,他們似乎認為,萬能的教會能自我革新。


1517年秋天,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直言不諱,對普遍改革的號召進行了尖銳和武斷地指責。他在許多方面與伊拉斯謨觀點相似,但依靠他“唯信稱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的觀點,很快超過了伊拉斯謨。宗教信仰是上帝送給個體人的禮物,不需要宗教儀式和牧師的幹預。教會不能,也不應該,處在基督和有抱負的靈魂之間。一個被基督拯救的人應該得到永恒的生命,上帝的恩典會把這個人的靈魂帶到天堂。那些沒有被宗教拯救人的唯一目的地就是永恒不滅的火焰。

在一系列小冊子裏,路德批判了正統宗教的信條和等級製度。羅馬教皇是反基督的(Antichrist)。只存在兩種聖禮,一種是洗禮,另一種是聖餐,而不是教會的七個聖禮。每個好基督徒已經是一個牧師。恩典和宗教信仰足可以救世。《聖經》的教義應該是獨立的。1518年,紅衣主教卡耶坦(Cajetan)在與他會談後寫道:“我不會再與這個動物講話了,因為他目光深邃,頭腦非常靈活。”
路德在維滕貝格(Wittenberg)把他的九十五篇論文釘到城堡教堂的門上,之後,這位修士就一直在劍橋讀書和研討。人們稱白馬酒館為“德國”,因為路德教派的人在裏面討論問題,參與者被稱為“德國人”。然而,這是一個有各類人參與的組織,其中有托馬斯·克蘭默(Thomas Cranmer)和威廉·廷代爾(William Tyndale),尼古拉斯·雷德利(Nicholas Ridley)和馬修·帕克(Matthew Parker)。後來,這些人中的兩人成為大主教,七人成為主教,八人成為殉道者,被捆在柱子上燒死了。這是一個令人振奮,同時也是危險的年代。


路德的讀物加深了酒館辯論人的本能信念。“唯信稱義”的學說與威克利夫的觀點沒有相似之處,但在之前的兩百年內,有許多其他的反教權教義。然而,之前的教義從未像現在這樣有說服力連貫性。劍橋的小教堂講壇成為傳教士的講臺,托馬斯·比爾尼、羅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和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在這裏宣講新真理。宗教僅僅證明是必要的,但宗教事業不能獲利。如果你一旦相信耶穌基督流出了珍貴的血,為了你們的罪惡死在十字架上,那麽,這個信念就足夠讓你得到拯救。牧師,或者主教,甚至紅衣主教都是不需要的。


1518年春天,在國王的極力鼓動下,沃爾西被任命為羅馬教皇的使節,在宮廷裏做了最重要官員,現在又成為羅馬的代理人。他幹的每一件事都讓改革者憎恨,他是穿猩紅色衣服的男妓。無論何時去呈遞羅馬使節的文件,他都要離開宮廷,然後以新的角色在儀式中重新出現。不過,事實是:教會和王室委員會都在同一只手的控製之下。國王是不會忘記事實的,他在稍後的時間聲稱:王室君權在兩者之上。沃爾西讓亨利明白:在沒有任何外部勢力的幹預下,管理和有效地運作教會都是可能的。所以,不久後,國王便取代紅衣主教的地位,開始逐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了。
沃爾西的羅馬教皇使節身份使他有額外的權力來改革英國教會。1519年春天,為了記錄修士的生活條件和習慣,他開始派“參觀者”走訪不同的修道院,當然,他們發現了不同程度的不當行為和惡習。男修道院院長把幾條獵狗帶進教堂;修士到酒館去找安慰;小修道院院長被看見和磨坊主的妻子在一起。修士生活總是變化很少,已經當作生活方式被普遍接受了。但沃爾西懲罰了主要犯規者,並發出了嚴格規定或者法令,以指導今後的行為。

當然,他的嚴格規定並不妨礙獲得財富,他以自己的方式,通過教會職務來斂財。他先是巴思和威爾士的主教,之後是達勒姆主教,溫切斯特主教,後來又成為約克大主教。1521年,他獲得了位於聖奧爾本斯的英國最富有的修道院。他桌子上堆滿了金銀盤子,官邸墻上懸掛著最昂貴的壁毯。沃爾西無可置疑地是英格蘭最有錢的人,甚至富過國王,因為國王要用錢去幹大事情,他的財富便減少了。但沃爾西總是爭辯說,他自己的富麗堂皇有助於教會來維持權力。


不久後,沃爾西扣留了修士的二十九座房子,用房屋的收入開辦了一所中學和一所學院,即紅衣主教學院(Cardinal’s College),並打算把學院建在牛津市。幾個修士修女的默默奉獻不能支撐這種偉大的教育事業。沃爾西對好學術和好政府感興趣,兩者確實不能合適地區別開來。因此,教會的工作繼續受到“新人”的公開指責和威脅,這些人也被稱為“傳福音者”或者“知名人士”。

1520年底,路德的教義被視為異教邪說,他的書被禁了。這些書“聞起來有一股炒鍋的味道”,被放在史密斯菲爾德的火堆上燒毀了,這是地獄之火。第二年春天,在一個重大儀式上,沃爾西在聖保羅教堂庭院的柴堆上焚燒了路德的文稿。但這來的太遲,已經不能阻止新教義的傳播了。據托馬斯·莫爾說,這些知名人士“在每一個酒館和小客棧間忙碌地行走”,詳細地講解他們的教義。莫爾當時已經是樞密院的官員和宮廷的官吏。被認為是異教徒的人出現在律師學院(Inns of Court),兄弟般的友愛在這裏轉變成宗教關系。他們“常常在一個房間裏閱讀到半夜”。異教徒開始在泰晤士河谷(Thames Valley)、埃塞克斯郡和倫敦的一些地方集會。在赫特福德郡的裏克曼斯沃思(Rickmansworth)教區,有些人把塑像和聖壇隔板扔進火裏。這是後來發生在英格蘭的破壞偶像的前兆。


就像用布袋走私禁運品那樣,路德的書被人從低地國家和萊茵蘭(Rhineland)帶入英國。這些小冊子不僅傳到對社會不滿的人手裏,而且國王也有這樣的書。1521年4月21日,有人看見亨利正在讀路德的《關於教會的巴比倫囚禁》。5月,國王給羅馬教皇利奧十世寫信,說自己決定鎮壓與那本小冊子有關聯的異教徒。沃爾西給國王提建議:通過展示博學和正統,他將比其他歐洲王子更卓越。所以,在像莫爾這樣的王室官員幫助下,國王寫文章答復了路德,標題是《維護七個聖禮》。
這不是一篇才華橫溢或吸引人的文章,但它是有用意的。羅馬教皇聲稱,看到亨利的文章非常高興,並授予他“信仰維護者”的稱號。這個稱號是不能世襲的,但此後,王室一直使用它。路德對這個回復又寫了一個答復,他公開指責亨利是“說謊國王”,是“一個可惡和墮落的懦夫”。其結果是,亨利對路德教再無熱情,並在許多方面保持了正統天主教的做法。
在授予亨利那個稱號兩個月後,羅馬教皇去世了。有人相信,沃爾西可能要榮升到教皇的職位上。然而,紅衣主教團的秘密會議絕不可能選一個英國人來任教皇,在任何情況下,沃爾西都只能對英格蘭教會施加影響力。他對修道院的巡視只是他宗教改革計劃的一個方面。他為世俗或非修士神職人員設計了新法律,給本篤會(Benedictine)和奧古斯丁教團(Augustinian)的修士製定了新法規。為了使他推薦的候選人得到滿意的結果,他主持了二十個修道院的選舉,並解雇了四個修道院院長。
1523年春天,沃爾西解散了在坎特伯雷舉行的高級牧師集會,召集他們到威斯敏斯特來,他在此強行實施了一個征稅系統來搜刮他們的財富。今後,主教和大主教在實施自己的權力之前,必須給他一份“貢金”。他也計劃對宗教法庭進行改革,並聲稱:所有涉及遺囑和遺產的事情,都要由他來處理。自從亨利二世以來,教會從未受到這麽嚴格的管理。事實上,沃爾西發布的教皇詔書、信件或者被梵蒂岡批準的許可證,都引起了英國主教對他的憤怒。
然而,國王是他的保護傘。沃爾西是在按亨利的命令做事情,實際上,他的升遷是由最高君權來擔保的。在後來所謂的“教會”和“國家”之間,不存在任何的敵對,它們被掌握在同一個人手裏。不過,在這個時期,教義改革的問題還沒有提出來,沃爾西只用很少精力關心異教在王國的傳播。他關註教會的自律和效能,特別關註剝削教會的財富。
沃爾西擔任教皇使節還有其他一些責任。作為教皇的代表,他有責任給歐洲的基督教王子們帶來和平,一個初步行動是,成立一支聯合十字軍去抗擊土耳其人。在外交事務上,紅衣主教是一位大師。1518年整個一年,他不斷地與神聖羅馬帝國的馬克西米利安、法國的弗蘭西斯以及西班牙的查爾斯進行談判。這年秋天,以上三國的代表到達倫敦,鄭重簽訂了一個世界和平條約,即著名的《倫敦條約》(Treaty of London)。紅衣主教設計了它,並得到了榮譽。對成立十字軍的可能性只有一個間接暗示,在談判中,羅馬教皇被人稱為“伴星”或者“伴侶”。另一位紅衣主教寫道:“我們能看見,教廷和教皇不得不指望這位英國大臣”。
沃爾西作為英國大臣占據著支配地位,在做大法官的十四年裏,他只召集過一次議會。當梵蒂岡大使第一次到達王國時,沃爾西按照習慣應該對他說“英國陛下將要做什麽什麽”。這段話後來改成“我們將做什麽什麽”,最後變成“我將要做什麽”。不過,他總能意識到真正的才能和權力應該放在什麽地方,他只是按照國王的意願來行事。紅衣主教在《倫敦條約》上獲得的成功,也是他君主的勝利。在外交策劃中,國王的榮譽是最重要的因素。亨利似乎對這個勝利也很滿意,他對梵蒂岡大使說:“我們要讓所有君主都滿足於他們自己的領地,我們也滿足於我們自己這個島。”在這期間,他寫了幾行詩,以此來證實他的滿足。

最好的事情發生了;最壞的事情避免了;
我的願望應該是
利用美德,拒絕惡習,
我要這樣利用我。

然而,神聖羅馬皇帝在1519年2月去世了,繼承他頭銜的是他孫子西班牙的查爾斯,所以亨利非常不滿意。查爾斯現在十九歲,是奧地利、波蘭、瑞典、德國、低地國家以及西班牙的名義主人,由此他決定著半個歐洲的命運。


三個年輕國王現在參與了一些精心策劃的和平儀式,也可以解釋為戰爭遊戲。1520年夏天,亨利帶著4000個隨從,乘坐“大哈裏”號船(Great Harry)去見法國國王。亨利的船隊浩浩蕩蕩,會見地點後來成為著名的“金布場”(Field of Cloth of Gold)。“金布場”位於阿德爾山谷(Vale of Ardres),在英國屬地加萊附近,山谷裏已建有亭樓、宮殿、塔樓和通道,還有人造湖、橋梁、雕像和噴泉,噴泉能噴出啤酒和紅酒。亨利穿著所謂“純金條”衣裳,弗蘭西斯國王看他太耀眼,以至於不能直視他。人群中,有騎士在馬背上的長矛格鬥,有技藝表演和摔跤比賽,還有慶祝會,這次會見共延續了十七天,被描述為世界第八奇跡。有一幅珍貴壁毯生動地表現了這個場面。幾份重要條約的討論不在他們會見的日程裏,但表現在他們的行為上。他們是在展示權力而不是友好關系。


然而,在這個場景後面還有一些秘密交易。甚至在亨利乘船去法國之前,西班牙的查爾斯就已經到達多佛,打算與亨利本人見面。大型儀仗隊把查爾斯護送到坎特伯雷,他在這裏第一次見到姑姑凱瑟琳。舞蹈和技藝表演共持續了三天,談判的時間包括其中。亨利在“金布場”會見完法國國王後轉到加萊,又在這裏與查爾斯相互勾結。他們的所有計劃都是對抗法國的。亨利再次聲稱:自己與生俱來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中,包括了法國王權。

同年夏天的幾個夜晚,當君主們在金色的大帳篷裏睡覺時,倫敦的巡警正在尋找“可疑人物”。他們報告說:一個裁縫和兩個傭人玩牌和骰子,一直玩到淩晨4點鐘,此時遊戲被強行禁止,玩耍的人向巡警做了交代。在南華克區和斯特普尼(Stepney),巡警正在追捕“流浪漢和行為不端的人”,發現許多“無主之人”生活在一些破爛的房子裏。德國人都居住在南華克。“一個老人和一個年輕少婦”被發現躺在地窖的臟床單上,而在樓上的地板上,休·劉易斯(Hugh Lewis)和愛麗絲·鮑爾(Alice Ball)被“抓起來,他們不是夫婦。”在威斯敏斯特,安妮·索思威克(Anne Southwick)在玫瑰酒館受到質詢,因為這個酒館可能是一家妓院。幾個車夫被發現靠在一家酒館的墻邊睡著了。報告中還寫道:割草的人、製幹草的人、做瓦片和磚的人,都安靜地住在郊區的客棧裏。合法的或其他的男人女人都在做自己的生意。這個夏季就這樣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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