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歷史之都鐸王朝 (二) 渾身都是猩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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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都鐸王朝
英格蘭歷史:從亨利八世到伊麗莎白一世
第二章 渾身都是猩紅色

理查德·亨恩(Richard Hunne)是一個富商,他剛出生的兒子史蒂芬於1511年春天過世了。他住在懷特査佩爾教區(Whitechapel),教區長托馬斯·德萊菲爾德(Thomas Dryffield)需要這個孩子的洗禮袍作為“停屍房的一件禮物”,按照傳統,在孩子安葬時,袍子要交給牧師作祭品。亨恩拒絕遵循這個傳統。一年後,他被傳喚到蘭貝斯宮(Lambeth Palace),被判犯有違抗罪。他拒絕支付自認為是極不公道的費用。這年底,當他進入教堂做晚禱時,德萊菲爾德正式開除了他的教籍。德萊菲爾德大聲說道:“亨恩,你是被詛咒的,你一直要被詛咒”。


這是一件嚴重的事。任何人都不允許與亨恩做生意,他也沒有朋友了,因為誰都不希望被人看到與開除教籍的人在一起。當然,他也得到死後遭受地獄之火的詛咒。但是亨恩起來反抗了,他控告教區長犯有口頭誹謗罪。他還因為先前被判的罪,對教會法庭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這個案子後來進入法律程序,並在二十二個月內保持暫緩狀態。1514年秋天,教會當局搜查亨恩的住所,發現了許多用英語寫的異端邪說的書。他被抓進聖保羅教堂西部的羅拉德塔(Lollards’ Tower),冬天,在這裏被絞死了。倫敦主教聲稱:這個異教徒帶著懺悔和罪惡自殺了。亨恩的同情者指責教會是殺手。殉教史傳記記者約翰·福克斯(John Foxe)說:“他的脖子被鐵鏈勒斷,身體的其他部位也有傷,然後用自己的腰帶自殺了。”


亨恩是被定罪的可惡異教徒,所以屍體被埋進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之前,要有一個驗屍官來檢查他的死亡方式。1515年2月,陪審團裁定:三個牧師犯有謀殺罪,其中有倫敦主教威廉·霍西(William Horsey)。這位主教立刻給托馬斯·沃爾西寫信,呼籲讓沒有偏見的人進行審問,他告訴沃爾西:倫敦人如此“蓄意地支持異教徒”,即使他“像亞伯(Abel)那樣清白”,都要受到道義上的譴責。


之後,國王安排幾個黑衣修士(Blackfriar)去審問,地點是位於泰晤士河北岸的貝納德城堡(Baynard’s Castle)。那位倫敦主教利用這個機會指責陪審團成員是“作偽證的卑鄙人”。然後,亨利出面進行幹預,並做出赦免霍西和其他人的決定。他命令律師宣布:這些人沒有犯那個指控的罪。霍西後來離開倫敦,很快去埃克塞特旅遊了。這個事似乎應該結束了。

然而,有幾個嚴重的後果出現了。三年前的1512年,議會通過的一個法案規定:低等神職人員犯有謀殺罪後,其“牧師福利”將被取消;“牧師福利”是:牧師在教會法庭受審判,而且死刑會得到饒恕。低等神職是較低級別的牧師,比如讀經或侍祭的牧師。在亨恩案件的控告中,這個法案有了新意義,高級神職人員得到了赦免。溫切斯特男修道院院長現在對上議院聲稱:1512年的法案是與上帝的律法和教會的自由相沖突的。他傳教的文字來自於《編年史的第一本書》(First Book of Chronicles),上面有這樣一句話“別碰我的受膏者”。


亨利·斯坦迪什(Henry Standish)是倫敦教堂托缽修士(Mendicant friar)的監護人,是國王的一個宗教顧問,他不同意以上的說法。他斷言:國王對教會沒有偏見,事實上,教會處於國王的管轄之下。一個根本的問題被提出了。非宗教法庭可以傳喚牧師嗎?俗界領導人能限製上帝授予主教的聖職嗎?在一個高級牧師的正式集會上,斯坦迪什被召集參加會議,回答與會者對他觀點的提問,他懇求國王保護他。


1515年冬天,知識界人士,包括英格蘭的所有法官,在黑衣修士教堂舉行了一次盛大會議。之後,大多數人都站在亨利·斯坦迪什一邊,他們控告那位修道院院長犯有蔑視王權罪。這就意味著需要外國法庭或者機構進行審判了。對於這個案件,外國機構就是羅馬教皇和教皇法庭。托馬斯·沃爾西在三個月前剛剛成為一名紅衣主教,他向國王提呈正式文件,要求國王把這個案子交給羅馬。這似乎是不合適的奇怪舉動,但很可能,他和國王是在一起工作的。所有人都等待國王的決定,這是他在亨利·斯坦迪什事件上給出評價的時刻。

十一月在貝納德城堡,亨利在一個律師和牧師集會上發布演講,他聲明:“由於上帝的法令和寬容,我們成了英格蘭最重要的人,英格蘭國王在過去從未超越過上帝的權力。所以你們要明白:我們將保持我們的王權和世俗的司法權,不論在這個案件中,還是在其他所有事情上。”斯坦迪什的觀點得到了支持。


這或許被看成十六世紀大改革的第一個行動,但這位國王沒有講出新內容。1351年的聖職授職法令(Statute of Provisors)中說明:愛德華三世統治下的“英格蘭神聖教會”有別於“羅馬教皇”的教會。十四世紀末期,理查德二世被宣布為王國內有無上權力的皇帝。1485年,首席大法官赫西(Hussey)聲稱:英格蘭國王只對上帝負責任,在他的王國內,其地位高於羅馬教皇。事實上,亨利七世通過傳訊高級牧師犯有蔑視王權罪,多次挑戰教會的地位。他就是要表明:在他的王國內,他不需要另外的最高統治權,在主教任命上,他更喜歡律師而不是神學家。羅馬教皇不曾幹預過。

倫敦主教在給沃爾西的信中,竟然指控他的信眾也是異教徒,這或許讓人感到奇怪;但在此形勢下,這是可以原諒的一個誇張。這位主教只是簡單地通告了一個事實:在倫敦人中,有一個長期持續的反教權(anti-clericalism)傳統。總是有人號召:改革教會或者教會要接受國王的領導,並且至少從十四世紀開始,牧師就成為攻擊的對象了。1370至1389年間,議會希望把神職人員從高級辦事機構撤走。在1381年的農民起義中,坎特伯雷大主教被暴徒斬首了。不論是高級還是低級牧師,都有被控告犯亂倫和通奸罪的,他們把時間花在用鷹行獵和狩獵上,他們披著長發在酒館裏閑逛,還拿著刀劍和匕首。然而,在古老的製度下,這樣的辱罵和刺耳的譴責都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羅馬教會總是需要改造和革新。


冬季的一天,在貝納德城堡,國王在講話,沃爾西跪在他面前。這位教長已經有很大權力了,1515年秋天,在國王的急切要求下,羅馬教皇利奧十世(Leo X)授予沃爾西為戴紅帽子的紅衣主教。從那以後,他就穿深紅色衣服了。他是國王的紅衣主教而不是羅馬教皇的,因此,僅僅扶持王室的霸權事業。年底,沃爾西被亨利任命為大法官、王國的首席大臣和掌璽大臣,還掌管著國王的委員會。發給地方司法或是發給大使的所有信件,現在都要經過他的手。沒有他的積極參與,任何政策法令都不能出臺。沒有他的幹預,任何高級職位都不能添補。他說:“如果我願意辭職,我相信,國王和貴族都不會同意。”

在管理國內和國際事務時,沃爾西需要更加敏捷和熟練。1516年2月,西班牙的斐迪南去世了,他十六歲的孫子查爾斯繼位,這在實力平衡和影響力上引起了微妙變化。查爾斯要用自己的頭銜來面對復雜的歐洲政治事務。他被任命為勃艮第的統治者已有十年,現在又戴上了西班牙皇冠,被稱為查爾斯一世(Charles I)。三年後,他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又被稱為查爾斯五世(Charles V)。他在南歐和中歐的土地,包括西班牙哈布斯堡的遺產,都將在今後幾百年內支配英國的外交政策。另一個年輕君主也聲稱有這種支配權,他是在1515年被加冕為法國國王的二十歲的弗蘭西斯一世(Francis I),之後不到九個月,他就帶領一支軍隊入侵意大利並占領了米蘭。這是亨利只能夢想的一個壯舉。


1515年5月,亨利想從一個威尼斯外交官那裏了解弗蘭西斯的詳細情況。他說:“跟我講一講弗蘭西斯國王的情況,他和我一樣高嗎?”兩人差不多高。“他像我這麽壯嗎?”沒有,他不壯。“他的兩條腿怎樣?”兩條腿比較細,或者是“瘦”。說到這兒,這位國王解開緊身上衣把手放在大腿上,說道:“看這兒。我還有結實的腿肚子。”他還說,弗蘭西斯是法國人,所以是不可靠的。

直到亨利去世,這三位年輕君主都在為控製權而競爭,至少是為暫時的最高統治而競爭,這期間的國際歷史中也記載著他們的行動和對抗手段。他們相互有一些條約和秘密協定,有小沖突和戰爭,也有入侵和圍困。歐洲變成了他們的遊樂場。在他們各自的宮廷內,打獵、格鬥和錦標賽成為權力的娛樂展示。但當三個年輕人開戰時,結果總是血腥的。


三個強勢君主的出現也改變了歐洲的力量平衡,尤其讓羅馬教皇的權威不可避免地減弱了。國王們的權力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同時還控製著教會和貴族。因為國土相鄰,所以查爾斯和弗蘭西斯總是在爭鬥,而亨利從他們的鬥爭中獲得了最大利益。然而,他們不總是在公開鬥爭,而是試圖從合適的訂婚和王朝的婚姻中獲利。1516年2月28日,亨利得了一個女兒,在這場大遊戲中,他起碼得到了一個棋子。盡管如此,瑪麗公主(Princess Mary)讓父親非常失望,因為亨利希望和祈禱的是兒子做繼承人,但他隱瞞了自己的沮喪。他對妻子說:“我們兩人都年輕,如果這次是女兒,有上帝的恩典,以後就有兒子了。”在這件事上,他錯了。

1517年春天,聖保羅大教堂的一扇門上貼了一條宣傳廣告,抱怨說:國王和委員會給“外國人”太多好處,他們“購買羊毛產品,致使英國人遭受損失。”這是在有意煽動“邪惡五月”的暴亂,在這場暴亂中,倫敦的激進主義者和反抗民眾變得讓人關註了。四月底,一個傳教士號召英國人抵抗“外國人”來保衛自己的生活。他所指的外國人是來自佛羅倫薩、威尼斯、熱那亞和巴黎的人。沃爾西把市長找來了解情況,他說:“你的年輕人和暴亂市民要站起來抵製外國人”。這種騷亂給當局帶來很大麻煩,而當權者還沒有警察和軍隊來執行其意願。


市長否認有任何煽動性的謠言,但4月30日傍晚,在學徒工、船夫和男仆的帶領下,2000個倫敦人洗劫了法國和佛蘭德商人的住宅。他們還沖擊了國王秘書的住宅,並向意大利人的居住區發出威脅。盡管市長給出了保證,但沃爾西還是警惕地觀察著騷亂,他召集貴族的武裝侍從,安排了塔樓的軍械。有400多人被扣押,經過審判被判了叛國罪。其中13人被施以絞刑、撕裂和肢解。這些殘殺的屍體被懸掛在市內十一個柱子上。


在一個精心安排的儀式上,脖子上綁著韁繩的叛匪被押送到威斯敏斯特大廳面見國王。國王坐在一個高臺上,他指責所有這些人都應該去死。然後,沃爾西跪在他面前,乞求他的寬恕,同時罪犯們也高呼:“發發慈悲吧!”最終,國王發了善心,饒恕了他們。於是,他們解開韁繩,就像倫敦一位編年史作者寫的那樣:人們“跳起來歡呼。”


這是一個難分高下的事情,但並沒有隱瞞宮廷和民眾之間的蔑視甚至仇恨。貴族不相信和鄙視老百姓,老百姓也有同等程度的感情。人們在某種程度上相信,主教和牧師是站在貴族一邊的,倫敦人對他們的敵意在之後的宗教改革中發揮了某些作用。倫敦本身有滋生糾紛、挑起動亂的能力,對於國王和他的委員會來說,它還是麻煩不斷的一個地方。


騷亂發生之後的兩三個星期,倫敦和英國出現了一場大瘟熱。1517年初夏,有人開始發燒,同時大量出臭汗,背部和肩膀劇痛,之後肝部疼痛,接著是昏睡和嗜睡,一覺睡下就睡死了。這種病來的快,殺傷力大,人們稱之為出汗或者流汗病。似乎只有英國人得這種病,它出現在加萊和安特衛普(Antwerp)這樣的城市裏,這裏的人稱之為“出汗英國人”或者“英國出汗病”。也有人稱之為“知道你的主”或者“主的探視”。幾萬人死去了。當時的一位內科醫生凱厄斯(Dr. Caius)描述了這種病是怎樣快速殺人的,“有些人打開窗戶,不多時就死去了,有人在街道上和孩子們玩耍,也很快染病死了。他們有的能活一小時,許多人能活兩小時,然後就死去了。活最長時間的人能吃上一頓愉快的晚餐。”街上與人相遇,一個乞丐敲人家的門,在脖子上親吻一下,都會染病死亡。


房屋本身可能是瘟疫的藏身地。伊拉斯謨抱怨說:英國人給住所鋪的地板都很草率,地板上有“痰、嘔吐物,人和狗的排泄物,麥酒,還有魚和其他不能提及的惡心東西的廢棄物。”不論什麽時候變天,惡臭味就散發出來了。街道上有開放的下水道,帶著這些汙濁流入泰晤士河。

這年夏天,托馬斯·沃爾西得了這種出汗病,使得家裏許多人都瀕臨死亡。然而,他精力充沛、意誌堅定。他可以擺脫所有疾病而不讓健壯的體格受到永久性損傷。在恢復的過程中,他到沃爾辛厄姆去朝聖。當他面對死亡時,他在那裏的聖母教堂裏祈禱、發誓。這裏有一座拿撒勒(Nazareth)房子的復製品,加百利(Gabriel)在此見過瑪麗。沃爾西做完沈思和禁食後,繼續去處理王國事務。


前一年的春天,沃爾西向亨利和委員會最終說明:司法機構效率低下、罪惡極大。他不是一個律師,也沒有受過律師培訓,但他的智力和自信很容易戰勝人們對他能力的懷疑。他和國王已經決定,通過星室法院(Star Chamber)來加強法律實施。國王的委員會根據該法院的司法職責而舉行會議,會議廳的屋頂鑲嵌著星星。
在這些星星之下,沃爾西大法官尤其可以質詢和懲罰王國內的大人物。他懲罰貴族,因為他們供養了太多的家臣;他懲罰騎士,因為他們給貧窮的佃戶施加壓力;他調查偽證罪和偽造罪;他規定價格和食物供應量,基於可理解的假設,物資缺乏可能引起騷亂。星室法院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鎮壓或者懲罰社會騷亂。大法官還調查行政司法官的行為。星室法院在亨利七世統治時,一年大約聽證十二個案子,而在沃爾西的領導下,一年能聽證120個案子。


沃爾西也有自己的法庭,被稱為大法官法庭(Chancery)。它是一個民事而不是刑事法庭,解決人們所爭論的遺產和合同問題。原告可以用本地語言陳述他們的案子,被告接到“傳票”後被迫出庭。在普通法的執行中,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聽取訴訟的方法,同時,也為這位紅衣主教對國家實施嚴密控製提供了途徑。沃爾西每天列隊進入威斯敏斯特大廳,他胸前掛著兩個銀製大十字架和國璽,戴著紅衣主教的帽子,穿著猩紅色絲綢衣服,披著披巾或者紫貂皮的披肩。他手裏拿著一個掏空並灌滿醋的橙子,當經過那些等待他的起訴人時,他便把橙子放在鼻子上。他的侍從高呼著:“給我尊貴的大人讓路!”約翰·斯凱爾頓描述了沃爾西在大法官法庭的行為:

公然站在那個位置上
他憤怒、咆哮
稱他們是不懷好意的無賴……
在星室法庭裏,他點頭、示意……
公爵、伯爵、男爵和勛爵
必須配合他的宣判。

被他懲罰的人憎恨他,但他的政府機構似乎是有效率的。1517年夏末,沃爾西給亨利寫信,以某種自我贊美的語氣描述了王國內繁榮的狀態。他說:“感謝我們的主,這個國家從來沒有現在這麽和平、安靜”。


同一年,沃爾西建立了一個調查機構,調查英格蘭農村人口減少的原因。鄉村在幾代人的時間內一直發生著變化,但變得太慢讓人看不出,直到太晚了以至於不能做任何事情來改變它。在圈占土地的年月,富人或者更能幹的農場主都認為圈地是不公正的,但它已經成為不能推翻的簡單事實。這是一個小佃農給大農場主讓路的社會,農場主還擁有一群無土地的勞工。所以,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在變得不可推翻之前,它經歷了好多年,可以說是好幾百年了。

十六世紀,人們寫了許多小冊子和傳單來指出圈地的罪惡。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utopia)是直接反對圈地運動的。被圈的土地用於飼養羊,而不是用來生產農作物。許多人說:現在,羊是在吃人,而不是人吃羊。一個牧羊人占據了許多農業工人的位置,導致大部分鄉村人口的減少。一位主教給沃爾西寫信說:城鎮、農村、小村莊和莊園都在毀壞和腐爛,人們扔下犁頭遠走他鄉,看到這些,你的心會哀痛的。當不需要勞工時,他們就搬走了。佃戶簡陋的房子,一旦被廢棄,就被風雨毀壞,房子的墻塌了,屋頂掉了,只有一個個土丘立在那裏,表示這裏曾經是一座房子。村裏的教堂可能變成了家畜的窩棚。但從那時到現在,很難說清這個衰敗的原因。例如,十六世紀早期,苦難原因可能是一系列歉收和人口的穩定增長,而不是圈地的突然增加。現在的人口接近三百萬,低於十四世紀早期的人口高峰,但人口一直是在增加的。


圈地本身反映了農業的真相,因為從十四世紀起,“瘟疫”或者“黑死病”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隨著谷物需求量的下降,土地被用於其他用途。閑置的土地變得便宜,使得一個穩定的收買過程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農場主之間做物物交換和兌換,最富有或最有智慧的人能夠得到最好的交易。許多曾經的開闊地被人用山楂樹籬圈起來。據估計:被圈土地的價值是未圈土地的一倍半。這個過程是不能被阻止或者中止的。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經過一代人後,圈地成為一種危機。


在很大程度上,英國仍然是一個農業社會。它由自耕農、承租人、慣例的佃戶和勞工組成,所有人都要服從他們的領主。他們的房屋以組為單位緊密地靠在一起,房屋四周是田地。這是一個非常依賴氣候的農業社會,壞收成可能會導致災難。
農業社會總是依靠傳統和慣例的,現在,原有莊園體製下的關系要為新的市場規律讓位了。慣例正被法律和合同取代。公社結構被競爭慢慢地瓦解了。同時代的一個人寫道:“對於貧窮的佃戶來說,現在的世界變化太大,以至於他從心裏害怕貪婪的鄰居,所以在租約到期之前的兩三年,他為了新租約必須向領主屈服。”大農場主希望把自己的農產品賣給人口正在增加的城鎮;小農場主降低到勉強維持生活的水平,他們吃自己生產的東西。土地不再是社區的公共用地,它的管理牽涉到社會責任。土地變成了一種簡單投資,租客的定製租金被所謂“高額租金”或 “市場租金”所代替。這個過程非常慢非常長,一直到十八世紀才結束。過去的公社農場形式和慣例註定不能延續了。從這方面看,農業運動與宗教運動可有一比。


兩種運動確實存在一種親和力。例如,沿海平原地區的威斯特摩蘭(Westmorland)和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都信奉舊宗教。出產玉米的東安格利亞(East Anglia) 村和東部的肯特村,其食品生產已經商業化,這裏的人投身於宗教改革。這足夠清楚地說明:宗教激進主義在東部的村莊得到發展,在北部和西部處於停滯狀態。然而,有太多的例外和特殊案例讓人對普遍性產生懷疑。例如,蘇塞克斯(Sussex)的東部信奉新教,而西部信奉舊教,但可以確定的是:“新人”的時代就要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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