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

撰稿: 天滅中共           

審核: pv0

圖片: 昆仑竹

當中國共產黨被定義為反人類犯罪組織時,中共轄下的九千萬黨員是否都應被視為犯罪者?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他們?這個問題會隨著真相的不斷曝光,而變得更加尖銳。雖然郭文貴先生多次在直播中呼籲,99.9%的黨員都是好人,應當得到大赦,但還是有許多人對此不敢苟同,更有甚者堅持黨員一定要得到懲處才能一解心頭之恨。

其實這和香港人對港警的心情差不多。2019年之後,甫一聽聞警察發生意外,或者染疫的消息,港人就大呼「老天有眼」,要開香檳慶祝,更「有請小鳳姐」希望三萬警員也赴後塵。但當回想起反送中運動時一具具年輕赤裸的屍體,回想起一個個正被關押在監獄的抗爭者,這種憤怒和怨恨不難理解。

圖源: 大紀元

所以,這種矛盾不是呼喚人心向善、大愛人間可以解決的,關鍵在於,應如何釐清問題,平息憤怒。

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惡」

納粹德國軍官艾希曼,二戰時把猶太人送往集中營屠殺。他在戰後被起訴謀殺罪時,他的辯詞是:「我從來沒殺過猶太人,也沒殺過非猶太人,我從來沒有殺死過任何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我只是執行職務。」

如同香港警察說「我是警察,我只是執行上級指令。」;如同共產黨員說「這就是一份工作,我也沒辦法,我也要養家糊口的。」

哲學家漢娜鄂蘭將這樣的人稱為「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

「這些人沒有獨立的思考和判斷,讓自己投身於罪惡的機器之中當一顆螺絲。當人放棄了按自己的良知去判斷和行動之時,他就放棄了人性,因為他沒有思想能力,服從的本身就是一種支持,而這,就是平庸。」

圖源: 眾新聞

有人會質疑郭先生,「是不是好人與有沒有犯罪無關。」誠然,好人的平庸一樣極具殺傷力,但問題是,當角色轉換,誰也不肯定自己能否擺脫這「平庸之惡」。

以惡報惡,關乎我們的「平庸之惡」

早幾年有部很出色的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其中最觸動人心的一幕是,飽受喪子之痛的母親,在面對加害者的妹妹時,即使這個妹妹已經卑微到塵埃裡,她都難以克制自己的恨與痛,哭著說「我過不去,我真的過不去。」

她深信,對惡人狠心,並非因為不夠寬容。誰也沒有要對他們「喊打喊殺」,只是將犯事的人以及他們的家屬一樣隔離開來,遙遠地、冰冷地隔岸觀火。

你我皆凡人,在面對憤怒、悲慟所滋生出的怨恨時,都難免會有一樣的取態。「難道要上去擁抱一下,說聲沒關係嗎?」但無奈的是,傷口不會因以惡報惡而癒合,解決了「惡人」,「惡意」卻仍在。

猶如歌詞所唱「Sometimes I’m terrified of my heart; of its constant hunger for whatever it is it wants. The way it stops and starts.」惡意暗流湧動,撲滅一處,又萌新生。當警察、黨員以「執行任務」之名,而行「平庸之惡」時,我們又何嘗不是以「正義」之名,重複著「平庸之惡」呢?

把罪惡交給法律,讓自己回歸人性

這部劇裡還有一句話,是律師評價殺人犯時說的:「我會說他是一個罪人,但他不是一個壞人。」反過來說,好人也會犯錯,只不過有錯不表示有罪,犯罪不等於該死。就如香港人的「五大訴求」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一樣,理智地處理警暴,我們也應該理智地看待黨員,是錯還是罪交給法庭定奪,即便大赦,從來都只能赦罰,而不能赦罪,任何做過的錯、犯下的罪都不會像粉筆字一樣擦掉就當沒發生過。

這一點於他們如此,於你我亦如此,不需要去懷疑對方是不是好人,也不需要去糾結對方有沒有犯罪,不以惡報惡,不是為了他們,而是為了自己,是為了確保自己:不會墮於平庸。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發布: 法國巴黎七星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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