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內404】人口普查數據推遲公佈背後:女權主義不為生育率下降“背鍋”

(以下內容由發布者個人引用自互聯網,以供讀者自行品讀思考,其中觀點不代表G-News平台意見。)

作者/發表時間:鄭楚然 / 2020年05月04日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一再推遲公佈時間,導致國內外各方多番猜測。英國金融時報在4月28日報導中預測,中國將迎來50年來首次人口下降。第二天,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一則通告表示:2020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

儘管國家統計局努力以這麼一則通告安慰早已焦慮不堪的輿論,但多個城市發布的2020年統計公報似乎都在印證人口自然增長率下跌的預判。

媒體關於人口下降的報導(本文圖片如無說明均來自網絡)

2015年中國取消一胎化政策前,就已經有學者使用“大國空巢”的意象來表達對未來人口結構失衡、老齡化嚴重和勞動力不足危機的憂慮。每年我們都能聽到來自專家學者、兩會代表和委員為了解決低出生率而提出的奇葩方案:把男女的法定結婚年齡降低到18歲;開放三胎政策;父母生三孩,孩子高考加50分……這些方案幾乎都被罵上熱搜。

作為女權主義者,我所感興趣的並不是“大國空巢”。我的著眼點更多放在生育率下降的今天,國家與婦女權利之間的張力。

關於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一般可見主流的觀點是:女性受教育權和就業權越有保障,女性就越不願意生育——經過推骨牌一樣的滑坡論證,婦女權利越進步,中國人口越來越少,國力越下降,亡國都有可能。

那麼,要提升生育率,是不是意味著女人不能受教育、不要找工作?女權進步和提升生育率真是完全矛盾的嗎?

01

不婚不育:婦女的無奈和反抗

先有壓迫才有反抗

“女權越進步,生育率越低”這種說法是一種過於頭腦簡單的判斷。儘管婦女權利進步的確有利於女性從經濟上、思想上擺脫對父權家庭的人身依附,但這並非女性不生孩子的最重要原因。

新中國成立時,掌握了一定政治決策權的女權主義領導者致力從法律、政策保護層面固定婦女的離婚權、受教育權、就業權、參政權等。建國後,婦女權利總體上比建國前那段動盪時期更有保障。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間,中國人口淨增1.05億,被稱為建國後出現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根據對北歐四國近年生育率穩步恢復的研究,國家調控提高生育率的奧秘,就是在倡導婦女受教育、就業、公共參與權利的同時,提供公共托兒、育兒福利、妊娠補助等配套措施,減少大家生養孩子的壓力。而2012年台灣學者對“外配”生育情況的實證研究則表明:家庭內的權利不平等和社會歧視都導致“外配”的生育意願較低,總生育率低於台灣本地婦女。這種情況在日本、韓國也有實證研究印證。

以上例子都足以證明,“女權進步導致生育率低下”,只是先生們放棄思考、一廂情願的幻想。因為怪罪女人變得自由和獨立,比倡議國家做好服務工作要容易得多。

網絡上常見將生育率降低歸咎於女權主義者的論調

實際上,人類會對自己的行為作出理性的、社會化的分析。在確定環境適宜的情況下,考慮經濟條件、政策福利、精神健康和投入產出比等相關的因素後再生育,是比較正常的人類續存狀態。但在厭女文化中長大的“未來丈夫”們,不能接受女性解放後將會奪走他們既得利益的可能性。他們只能把女性具有選擇權這件事無限妖魔化,把對於高生育率的想像極端化成“女人像豬一樣不停生”,才能減緩他們對於香火不繼的焦慮。

在所謂性別對立的視角下,女性要么馴服要么奪權。兩性之間有商有量、偶有妥協的光譜被簡化成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這時,提出不結婚、不生育的女性,儼然成為了向男權結構發出挑釁的反叛者。

這一時代的年輕女性大多出生於計劃生育一胎政策嚴厲執行的時代,很多是獨生女,得以較為充分地享有家庭資源,以投入在她們的教育和就業上。2011年後,中國的女權主義思潮從學校圖書館湧出到大眾媒體上,“醒來的女性們”渴望在各個領域實現自我,卻同時意識到她們在生活各方面都未能達到與男子一般平等的事實。她們對自身身為女性的生存境況感到擔憂,寄望於社會能有所進步。

但是,國家一方面在滿頭大汗地忙著用春晚小品、國產電視劇電影來渲染“生個孩子你全家老人都會很幸福”的概念,另一方面卻難以在教育平權、離婚自由、反性侵/性騷擾等年輕女性最關注的問題上作出更多讓步,反而明里暗里通過對封殺女權主義活動和發聲平台的方式來試圖對女人進行思想控制。在無能力改變國家政策的情況下,不婚不育是自覺處於不公的女性最明顯又最終極的防衛武器——既然婚姻和生育意味著權利進一步受損,那倒不如冒天下之大不韙保持單身。

儘管不婚不育尚未成為或者很難成為一場有組織的運動,但它反映出年輕女性對國家性別盲視和歧視政策的憤怒。大家不停追問:女性還要承受怎樣的對待?在這樣的情況下你還敢生嗎?

02

迴避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公

生再多也枉然

有學者在研究韓國生育率低下問題時指出,“工作至上主義”打敗了韓國鼓勵生育的稅收激勵和兒童保育政策,讓勞動者自覺更不適合養育子女,致使生育率下降。

“工作至上主義”由Derek Thompson在2019年提出,指的是“只有在職場中努力工作才是唯一實現人生意義的方法”成為了一種像宗教一樣被狂熱信仰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無論在歐美還是東亞國家都一樣很有市場。

愛崗敬業、最美勞動者等美稱都在號召人們熱情努力地工作;家庭和睦、身體健康、精神正常則僅僅是維持工作至上主義的必要資源;公共辯論和公共參與在很多國家更是不被允許的,因為那會成為國家維穩的障礙。在這種信條下,打工人們在996以外已經沒有慾望為自己的生活找其他盼頭。

可以想像,在當下,家務勞動共擔、拒絕喪偶式育兒等性別平等觀念越來越多被女性勞動者接受,但女性勞動者和她的丈夫卻同時像韭菜一樣被割而看不到什麼出路,更不要說要花精力去構建平等的婚內關係了。理想中的溫馨小生活被打碎成擠地鐵、吃盒飯、加班、擠地鐵、熬夜,這種令人窒息的生活節奏,如何讓這些年輕人相信自己有能力在生育後讓生活變得更好?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對“生育率提高國力才能提高”“生個孩子未來才有保障”的說法,也許都有很多疑惑。

這些疑惑可能是“用工荒”和“找工難”兩種互相矛盾的新聞居然長期地出現在新聞推送中,讓人不得不懷疑是否生夠了足量的勞動力,我們的生活就會更加富裕;也可能是多省社會保險基金出現缺口,就2018年數據看,廣東的養老保險可持續52.2個月,而黑龍江卻已經虧空476億元;可能是“養兒防老”已經被看穿僅僅是老人,特別是女性老人在退休後依然需要付出無酬勞動照顧孫輩,否則就會變成兒女互相推搪贍養責任的燙手山芋;也可能是我們看到高級小區裡有錢人一擲千金做能夠篩選胎兒性別的人工受孕,但身邊的打工人總是抱怨太貴不敢生。

分配方式的不公讓人對未來生活有一種危機感,普通人總覺得賺得不夠,無法承擔養育孩子帶來的經濟風險。而再分配的不足則讓人只能著眼於年輕的時候要賺得更多,防止老來無所依的焦慮死循環。

“生出來幹什麼,只會讓ta像我們一樣痛苦而已。”

03

女權主義視角的治理

讓想生的人敢生

女權主義關注婦女權利,並且關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平等與公正。她是讓每一個人都能生活得清醒而有能量的關鍵。我將會用三個假設證明,只有女權主義視角的治理,才能解決上述低生育率帶來的困境、對兩性對立的焦慮和人們對未來生活的危機感問題。

第一個假設是,更多女性女權主義者能夠進入政治決策層,與男性在公共事務中平等地分享決策權,將會使生育率得到提高。

如果沒有人提出生育中的疼痛問題、生育後的精神和身體康復問題,整個社會幾乎沒有人知道女性生育將會面臨那麼多風險和不便:漏尿、側切的痛楚、無尊嚴的生產體驗、抑鬱、產後回歸職場困難……如果我們有足量的女性領導者,她們不會像男性一樣無視這些切身的問題,將會考慮更多保障母親權利的政策。從北歐四國女性參政比例高企和近年來生育率回升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可能性。

第二個假設是,更多女權主義者能夠不受審查地在各種領域開展性別平等倡導工作,可以幫助我們得到更多科學的、關於生育的結論。

例如“最佳育齡”的說法過度渲染了高齡生育的風險,徒增有生育意願的女性的焦慮,還加深了對女性的年齡歧視。在英國的一些地區,首次生育的​​產婦平均年齡是30.3歲。女權主義的視角可以讓生育醫學和科技從業者把注意力從拼了命要求女性剛畢業就生孩子,轉移到更好地改進本來就應該花力氣改進的、對產婦的醫療服務上。

第三個假設是,多元的性別平等理念能夠打開我們關於生育的想像力。

在法國,同性婚姻合法,同居關係有政策保障,非婚生育率(包括單身女性非婚生育)佔總出生率僅60%,其總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左右的替代水平。反觀我們社會,在同性戀者依然被歧視、單身女性難以凍卵和給孩子上戶口、未婚先孕依然是一個貶義詞的當下,如果把生育率的提升僅僅寄望在傳統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上,那麼這個願望恐怕無法實現。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美劇《使女的故事》第四季回歸了。它講述的故事是在環境污染極度嚴重的世界裡,基列國有生育能力的女人被槍桿子逼著為特權階層“自然代孕”。它曾一度引起國內外女性的恐慌,大家都擔心那可能就是自己未來的生存圖景。

我曾經對這個故事的基本邏輯感到特別困惑:既然生育率低,那就應該大力發展生育科技幫助國民生育,而不是變態地殺掉同性戀、女醫生,讓生育率提升的可能性變得更低啊。

但是後來我明白了,這個故事中特權階層們哪裡是真的想要提升生育率拯救人類,他們僅僅是想在世界末日之前僅存的那幾十年裡狠狠撈一把好處,享受自己處於權勢地位的美好人生罷了。

每一個為生育率下降而焦慮的國家,都應該用實際行動告訴大家:你不是基列國。


新聞線索/採集:Peter wong
編輯/校對:Peter wong
排版發布:牆內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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