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內404】劉曉波:不是“潛流”而是“泡沫”(《荒謬的犬儒化愛國》之四)

(以下內容由發佈者個人引用自互聯網,以供讀者自行品讀思考,其中觀點不代表G-News平臺意見。)

作者:劉曉波

在大陸中國,當民族主義思潮變得越來越“政治正確”、也越來越走向好戰化、流氓化、無賴化之時,《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一書的出現,實在是恰逢其時。儘管,限於國內的齷齪語境,該書對民族主義的批判,還要冠以“潛流”和“狹隘”的定語,也做不到言說的直來直去,更無法在媒體上高調炒作,但在民族主義的癲狂之聲充斥媒體和書市之時,這本批判民族主義的書,能夠在學術類圖書的排行榜上連續九周佔據一席之地,多少說明了大陸人的價值取向的日趨多元化:在新左派對全球化的詛咒中,還有自由派對普世價值的珍惜;在國家主義者對主權的崇拜中,還有個人主義者對人權高於主權的選擇;在當局把中西衝突歪曲爲純粹的民族之爭、每日用“亡我之心不死”來嚇唬憤青之時,還有正視自由與獨裁之間的制度之爭的睿智之士在不斷髮言;在憤青、憤中們對義和團式排外的陶醉中,還有明辨是非之眼對反西方思潮的清醒透視;在半吊子軍事專家對恐怖主義超限戰的鼓譟中,還有學識紮實的國際問題專家對文明與野蠻之分野的明確意識。

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言詞上依賴於對西方、對全球化、對自由價值的無賴式說“不”,在現實上依賴於信息封閉制度和官方的意識形態縱容,更依賴於對近在咫尺的一黨霸權的沉默和獻媚;而當下中國的自由主義,在言詞上訴諸於對西方文明、對全球化、自由價值的肯定,在現實中依賴於對言論自由的追求、對文字獄的抗議和對底層維權的支持。也就是說,民族主義依賴於對美國的對外霸權說“不”,而自由主義依賴於對中共的對內霸權說“不”。

其實,用“狹隘”來描述中國民族主義,實在是對和平的全球化時代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恭維。在我看來,除了在抵抗外來的侵略和欺壓之時,民族主義還具有正當性之外,而在其他情況下,民族主義往往成爲政客弄權的意識形態工具,何時不狹隘過?非但狹隘,而且癲狂,癲狂得日趨好戰化、流氓化和無賴化:千萬愛國憤青把愛國主義當作性虐待的皮鞭,在互聯網上對女影星趙薇做意淫式強暴;把民族主義和反霸權當作聲援恐怖主義的擴音器,奉恐怖大鱷拉登爲聖戰英雄,尊恐怖組織哈馬斯的頭目亞辛以及阿拉法特爲自由戰士。

一個曾自視爲“天下中心”和習慣於接受“萬邦來朝”的老大帝國,一個自以爲唯一的“文明古國”而視其他民族爲“夷狄”的家天下王國,突然被外來文明逼出連戰連敗的內在懦弱和諸事不如人的自身落伍,如何能不陷於時而自輕自賤、時而自傲自大的顛三倒四?

比如,有極端民族主義者居然提出“光榮孤立論”。這樣的獨闢蹊徑,大概真不知道自己是誰了,其不着四六,甚至比同時對抗美蘇兩強的毛時代還要癲狂。毛尚且知道收買第三世界的無賴小國,在挺不住時也要聯美抗蘇,何況在極權主義已經日薄西山的全球化時代,就連死硬的金正日都要參加六方會談,中國已加入 WTO 且中國經濟的國際依賴度日益提高,中共黨魁也巴不得被西方大國接納,新左派們也要四處炫耀自己接受過西方大學的邀請,無數憤青更要依靠互聯網來傾瀉仇恨……如何“孤立”且“光榮”?

用“潛流”來描述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我以爲並不準確。事實上,在曾經具有強大的“華夏中心”傳統的中國,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過程,始終伴隨着強大的民族主義訴求: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維新派的“立憲救國”,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毛澤東的“反帝反修”,民族主義思潮從來不是什麼“潛流”,而一直是由屈辱和自傲的口水煽起“浪峯”。20 世紀初,“西化”和“反傳統”的新文化啓蒙運動的“五四”,其影響遠不如“抵抗外辱”和“反帝”的愛國主義運動的“五四”。改革開放以來,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論戰中,《河殤》掀起的“藍色”波瀾,遠不如女排五連冠掀起的“振興中華”之巨浪。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思潮的泛濫,並不完全是六四後的變化,八十年代已經開始興起並滲透到所有領域,比如:文化界的“尋根熱”和大衆中的“氣功熱”,還有“女排熱”在大學生中煽起的民族復興的激情。在初露崢嶸的大衆文化領域,民族主義狂熱的表現決不次於九十年代,“雄獅猛醒”和“巨龍騰飛”成爲最流行大衆文化的主題。甚至八九運動中的各派政治力量,也都用“愛國主義”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可以說,迄今爲止的中國現代化過程有多長,愛國主義在公共道義上的霸權歷史就有多長。

然而,弔詭的是,不斷煽起“浪峯”的民族主義思潮,一遭遇真槍真刀的現實,馬上露出口水泡沫的“小”來:傳統家國一體和現代黨國一體,使中國式民族主義最終皆要落實爲愛政權。“愛皇帝及其家天下”和“愛領袖及其黨天下”,就是最大的愛國。所以,無論成吉思汗的馬踏中原還是清兵直破山海關,也無論是列強火燒圓明園還是日本人建立滿洲國,越是遭遇外強入侵而需要同仇敵愾之時,國人的愛國就越犬儒化和陰謀化,口頭上的愛國巨人轉眼就變成小小“良民”。更關鍵的是,那些有野心的政客大都趁機挑起內亂並亂中奪權。所以,“攘外必先安內”也必然變成政權的一貫選擇。看看中國愛國教育中列舉的愛國名將,有被奸臣殺掉的抗金英雄岳飛,也有扣押抗日領袖的敗將張學良。素有帝王之志的梟雄毛澤東,之所以從延安油燈變成普照中華的紅太陽,就在於他很善於玩弄對外敵保存實力而對內敵窮追猛打的奪權策略,美國可以在二戰中幫助中國趕走日寇,卻無力在內戰中幫助蔣介石戰勝毛澤東。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隨着國力、軍力的持續增強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以國家主義爲導向的民族主義也隨之日益高漲,已經由防禦性的怨婦訴苦發展爲進攻性的潑婦罵街,反美反日反臺獨成爲民族主義的三大發泄口;大國外交、趕超美國和偉大復興成爲民族主義的三大目標。於是,境內外都有人不無擔心地指出:當下的中國似乎具備了變成法西斯國家的全部因素:高速發展的經濟、日益增強的國力軍力、權貴資本主義、獨裁政權……都在縱容着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正走向法西斯主義。

然而,我並不認爲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能夠發展爲行動上的法西斯。因爲,在獨裁製度之下,民族主義思潮發展爲法西斯主義,需要硬實力和軟魔力的雙重支撐:硬實力是迅速攀升的國力、軍力和國際地位;軟魔力不光是民族主義本身的致幻作用,還必須滿足如下條件:1,絕大多數國民拋棄小集團的和個人的利益,而無條件地認同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優先性。2,通過意識形態灌輸來持續強化稱霸世界的野心,使國民陷於終將成爲世界霸主的神話之中。3,魅力型救世主的出現,他是具有足以左右人們大腦和行爲的極權者,同時被塑造成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化身,最後變成全社會的圖騰,對民衆具有夢幻般的麻醉性,能夠贏得全民族的狂熱效忠。只有這樣,他才能自上而下地煽動起極爲危險和富於侵略性的羣體意識。

同時,民衆對以上三者的自發相信要達到中魔化的程度,中魔到把民族主義幻覺就當成現實來接受和認同。救世主爲了民族復興的每一次出場,皆能帶來盛典般的狂熱歡呼,營造出一種民族主義的集體幻想,使全民陷於中魔化癲狂,彷彿整個國家是在上帝化身的帶領下,正在創造一個千年不遇的復興神話。也只有在獨裁救世主的蠱惑下,國家利益和民族復興才能變成全體國民的神聖圖騰,民族主義才能變成人人爭相吸食的精神毒品;只有整個國家馴順於魅力領袖的夢幻般的命令和指揮,在思想上變成弱智,在視野上變成井底之蛙,民衆才能變成瞪起血紅眼睛的好戰分子,纔有可能產生一種自願爲國捐軀的崇高感,完全拋開具體的個人利益而投身於抽象的國家利益,投入到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聖戰之中。

雖然,當下中國的硬實力確實有較大的提升,但與外部世界的對比,中國的實力還無法支撐起一個法西斯主義,而且還差得很遠。何況,中國經濟發展的極端畸形,本身就包含着衆多不確定的深層危機,政權及其官僚們又患上普遍腐敗和全無誠信的精神癌症,非但無法贏得民衆的自發效忠,反而其合法性正在民意中日漸流失。

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權在軟魔力方面已經一塌糊塗,國人在價值選擇上的泛濫成災的偏好,既不是壓倒性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更沒有對希特勒式或毛澤東式救主的狂熱崇拜,而只有已經膨脹到畸形的經紀人理性——個人利益至上。國家和個人的行爲方式已經變得越來越機會主義。從最高決策層的大國外交,到精英層的國家主義、新左派的毛主義或保守派的儒教王道,再到底層憤青的仇恨心理,民族自尊和愛國狂熱僅僅是國民意識的表層,而真正主導國人行動的利益權衡,決非爲黨爲祖國爲民族這類抽象的整體利益,而是個人私利最大化和爲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厚黑哲學。這種對世俗化個人利益的壓倒性偏愛,必然導致國人對一切神聖價值的蔑視。在國人的心中,已經沒有任何神聖之物了:宗教信仰不是,國家利益不是,政治領袖就更不是。無論是死的還是活的,中共歷任黨魁非但不再神聖,反而早已淪爲“新民謠”和“政治笑話”中的丑角。

從中共決策層來說,權貴們關心的最大利益是維護獨裁權力的穩定,維護穩定的核心利益是維護權貴們的既得利益,不僅要保住已經暴得的既得利益,也要爲繼續擴大既得利益而保駕護航。事實上,中共現政權鼓吹的愛國主義和縱容民間的民族主義狂熱,更多是對內的宣傳和灌輸,即出於彌補合法性匱乏的需要,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爲什麼中共在對外關係上,始終保持着現實的剋制和低調。爲什麼一當民間的民族主義狂熱可能影響到政權穩定之時,當局就要堅決壓制,而決不會任其氾濫。

無論如何,中共都不希望與美國鬧僵,更不希望臺海開戰。即便假定美國不會武力介入,僅僅後院起火的巨大隱患和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也將造成對現政權穩定的致命威脅,威脅政權穩定必定威脅權貴利益。現行當權者也的確很怕臺獨,臺獨將把中共逼入“打也是死”和“不打也是死”的死衚衕:打,在當下的國內外局勢下,肯定打不起;不打,將在國內外信譽喪盡。所以,中共對臺對美政策的核心,絕非一定要統一,而是儘量“維持現狀”。而少數整天喊打的鷹派,不過是“末班車”焦慮燒紅了眼,生怕趕不上“最後的晚餐”,急不可耐地擠進分贓遊戲,不擇手段地多搶一些份額。攸關“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兩岸統一,正好作爲牟取小集團及其個人的私利的口實。

從精英層和大衆層的角度看,公開發言與私下言行相分裂的犬儒化生存方式,也必然左右着大陸的民族主義。滿口民族大義和一肚子個人計算的分裂,使國人的愛國更多地變成口惠而實不至的作秀。在不危及私人利益的前提下,儘可以高喊愛國口號和宣泄對美、對日、對臺獨的仇恨,儘可以在官方的默許下去日本、美國的駐北京使館前喊幾句口號,儘可以大罵陳水扁、布什、小泉,儘可以把語言暴力加諸於“一夜美國人”和“對日新思維”,儘可以對女影星趙薇實施網絡意淫和語言強暴,儘可以發誓不惜血洗臺灣,甚至儘可以弄一艘簡陋的小船登登釣魚島……而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愛國的精英和憤青就決不會考慮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不會爲了愛國而向怕美、媚美的現政權挑戰。有太多的權貴家族早已把、正在把親屬和大量資產轉移到美國,也有太多的愛國憤青早已登陸美國,正在準備赴美的憤青也不在少數,北京秀水東街美國使館前排隊申請赴美簽證的隊伍長龍依舊。當然,誰也不能阻止他們拿到綠卡或美國護照後再回來愛國,正如沒人能夠阻止自稱三次拒絕美國護照而最終還是拿了美國護照的阮次山先生成天在鳳凰衛視大談他的“愛中國主義”一樣,似乎他早就忘記了自己已經是宣誓效忠星條旗的美國公民。對那些管不着中國憤青們的國家,憤青們的喧譁和騷動似乎足以攪動太平洋;而當愛國狂熱涉及到與中南海之間的關係時,憤青們就顯得低調剋制和遵紀守法,狂熱的獅子在瞬間變成溫馴的羔羊。伊拉克戰爭期間,反美憤青們曾發起被當局默許的聲勢浩大的網絡簽名信,然而,他們準備在美國駐京使館前舉行上千人的示威遊行,卻被當局以莫須有的理由取締,他們便沒有任何抗議地偃旗息鼓了。在保釣運動中,七名登上過釣魚島的愛國者,曾經在出發前、航行中、登島後、被日本警方帶走時……一路高昂着視死如歸的頭顱,但當他們被從日本遣送回國時,一下飛機就被上海警方帶走,他們那高昂了一路的頭顱便無聲地垂下。原來準備的再次登島被取消,獻給愛國英雄的盛大歡迎會也沒舉行,七位登島勇士更是無聲無息。

中國的民族主義狂熱,在伸張神聖的民族大義時,也沒有內在的自信和內心的明亮,反而盡透着陰暗的精明、理智和計算。一邊愛國一邊移民,一邊反美一邊轉移資產,愛國已經愛到心口不一、言行背離的乖巧,也算是一種成精的愛國化境了!美國籍的鳳凰衛視首席時事評論員阮次山,已經多次用自己的現身說法,爲國內憤青樹立了犬儒化愛國的榜樣。換言之,中國最容易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時期是毛澤東時代,儘管那時的國力很弱,但國人在精神上已經深度中魔;而非後毛澤東時代,儘管國力在逐漸增強,但國人大都變成精明的犬儒。何況,官方媒體對民族主義的縱容和對自由主義的封殺,與境外的“中國威脅論”一起,放大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所以,民族主義狂熱在言辭上正在走向法西斯主義,固然值得警惕,但也要認清這種狂熱的泡沫化對國內民衆和國際社會的誤導。

2004 年 11 月 14 日於北京家中

注:本文節選自劉曉波著作《單刃毒劍——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批判》


新聞線索/採集:萌萌的朋克(GnewsExpress組)
編輯/校對:萌萌的朋克(GnewsExpress組)
排版發佈:牆內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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