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雲長天時評54期】中共是“完美犯罪”學理論踐行者——案例十九:(5)毛的人間煉獄觸發文化大革命

作者: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捆綁CCP一千年

前言:毛澤東篡奪政權後,他的邪惡面目在和平時期暴露無遺。顯著的犯罪事實,即在和平時期用國家機器對全體中國人進行知識、財富、土地所有權和農民的生產資料(農民勞動報酬)、工業等所有資源的掠奪,以戰爭思維對人民發動“無產階級專政革命”,即以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為核心的中共黨中央集體撕下戰爭時期的虛假民主面紗,迅速將國家進入到所謂共產主義社會中去。為了迅速進入共產主義,毛澤東發動了一系列的運動,這些運動或大或小,其性質都是反人類的。而人民公社制度則是反人類的直接體現,他為“大躍進”帶來了空前的人道危機,“從1958年到1962年間,中國因大躍進運動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3000萬左右。另外,根據一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計算,大饑荒餓死國人為3600萬。”(見《大躍進》)(楊繼繩為《夾邊溝日記》的作者)而這個萬惡的、前蘇聯所不齒的人民公社就是劉少奇與另外幾個時任中共領導人在閑聊中產生的。據劉少奇的一次講話回憶,“1958年4月,在赴廣州的火車上,劉與周恩來、陸定一(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閑聊”,他們彼此吹噓社會主義制度多麽優越時就聊到“公社”,吹噓烏托邦有多好時就直接吹噓“共產主義”好。(見《人民公社》)這可能是劉少奇做的一件最令毛澤東滿意的事情。後來得到毛多次肯定和贊揚。

一、人民公社是共產主義的集中營

雖然人民公社制度對於當代中共國年輕人很陌生,即便是新疆集中營這個概念也依舊陌生,原因是,中共從來不讓人了解真相,而處於人民公社歷史中的中國人並不覺得這會有什麽不對,只覺得是一種社會主義必須有的美好制度,當感覺到不美好的時候,一股強大的宣傳像打了雞血一樣,仍舊對“毛主席”充滿無限愛戴,就好比當下中共國人一樣,醒悟過來的失語族(通過各種渠道在海外發聲的不算)們依舊得過且過,而更多人則依舊“厲害了我的國”。出行已經被口罩制度化,疫情似乎成為歷史,醫院裏有多少人因為感染中共病毒死去,永遠跟活著的人沒關系,除非自己感染住進醫院,甚至死去,沒有任何消息告訴人們又死了多少人了。

人民公社在毛澤東的肯定下,1958年8月人民公社運動在中國大陸迅速推廣。人民公社既是生產組織,也是基層政權,其核心是生產隊,普遍存在的時期為1958年至1984年。(見《人民公社》)這種饑餓統治長達26年。而此時的大洋彼岸美國在科技、醫學、軍事、生物、化學等各項領域均有重大發展。“1958年1月31日,人類第一個成功發射的美國衛星,探險者1號,被發射進入軌道”;“12月18日,美國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通信衛星SCORE”;“1958年美國工程師Earl Bakken發明了世界上第一臺便攜式心臟起搏器”。筆者稍許列舉幾項權作比較,以此反向思維推論當時的毛共們都幹了些什麽。1958年8月,繼納粹德國之後,中共推行了全人類最大的集中營——人民公社;同年制造了人類特大人道主義災難——大饑荒。

中共國的人們活得像小魚缸裏的小魚兒,自己總覺得是在自由的海洋中遨遊,卻是行動十分受限,無非是換得主人一笑而已;而當你死去的時候,主人輕而易舉地會把你扔出去;當主人給魚兒們換水的時候,總覺得是一次歷史的改革點,魚兒們歡呼雀躍,高呼主人萬歲。有新的水源和魚食補充進來是巨大利好。但研究人民公社的歷史學者顏智華披露,“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勞改農場集中營制度。”(見《曉天訪談》)

人民公社究竟有多爛?據維基百科介紹,“人民公社在社會主義國家為過往的社會制度,在中國大陸屬於一種‘政社合一’組織。”中國的70後們讀到這裏是不是感到一股巨大的欺騙感?是的,他就是連正統的社會主義模式都拋棄的產物,這也是為何中共的做法引起蘇共都反對,原因就在於此。這種泯滅人性的政教合一、政社合一、軍國主義的極權產物就連社會主義國家都不齒的產物,毛共發揚光大,可謂集萬惡之源於一體。就此問題,當時的國民政府予以強烈譴責,稱“匪區所謂「人民公社」就是把我們的全體同胞組織成為「勞動大軍」,成為「生產大隊」,以推行其饑而控制、集體監禁、操縱生命的暴政。”(摘自民國48年/1959年《司法院公報》第一卷第一期)並繼續指出,“中共就是將人民自出、一切所有聚斂為朱毛奸匪統治者所有”。可謂所言屬實,毫不誇張,朱德是國軍叛變的共匪奸細。盡管國民政府的譴責絲毫沒有動搖中共的統治權,而這就是毛的完美犯罪心理使然,即你已經生在中共統治區大陸,人民手中毫無反抗武器的情況下,從地主手裏搶回來的田地也被收走,就算是民怨沸騰,也只不過如豬圈中的嘈雜聲,對中共形不成絲毫壓力,反而招致被戴上反黨帽子。弄不好可能會是你的親生兒女打死你,或你親愛的配偶打死你。總之,中共毛特勒(毛澤東)完美犯罪心理在於用人聽不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全民洗腦,打死你也不用他們自己動手,即發動群眾互傷、互害、互殘的社會體系。(郭文貴先生語)至今仍是如此。

記得人民公社時期,筆者還是不諳世事的孩子,那時還沒有計劃生育,人們也沒有避孕措施,一家生三個的家庭非常普遍,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裏,婦女在生產大隊或公社成為最受苦的人,記得我媽媽經常要把我關在家裏,天不亮就要去生產隊做工。不出勤是不可以的,吃不飽肚子成為了常態。在我還記事的時候,父親經常為吃飯打我母親,因為她可能多吃了一口飯,沒給孩子多省一口飯吃就挨打。我常在想,媽媽不吃飽肚子怎麽幹活呢?後來另一記憶深刻的是生產大隊解體,人民公社宣告破產。大隊裏分田到戶成為一件天大的喜事,農民們因為今後可以自己種糧而感到興奮不已。記得大隊的牛和豬作為公社資產都要殺了吃,大擺筵席吃掉這些肉,真的是開葷啊。我媽媽拿了一大缸子牛肉回家吃。我捧著飯碗,吃著牛肉,對媽媽說,“牛肉真好吃!”媽媽流下了眼淚……

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人們有能力不讓這種事情重演嗎?王岐山說,“中國人準備好吃三年五年草都沒問題。”(見《郭先生》)這是王岐山2018年的公開講話(墻內看不到),距離郭文貴先生爆料1年余。可以說,這已經給中共當局帶來了明顯的壓力,但那時候人們並不知道中共手裏有潘多拉盒子——超限生物基因武器。可以說,從今天來看,王岐山顯然要提前實施“滅美計劃”,打開潘多拉盒子。準備好和美國及西方世界決戰,準備好面臨一切的制裁,甚至是軍事打擊的滅頂之災,也要賭一把,他們自認為,一旦和中共開戰,西方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一定會以傷亡太多,呼籲停止戰爭。這只是中共一廂情願的做法,新中國聯邦第一個不答應,中共絕不代表中國人,新中國聯邦準備好讓中國人醒過來,絕對不會再次拉著14億國人當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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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躍進就是人間煉獄

中共國一個奇葩的經濟管理模式,即“五年計劃”。這個計劃的創建者就是只會殺人、精通人與人鬥的毛澤東。由於嚴重違背市場規律,他經常給國民經濟造成持續的重創,直接受影響的永遠都是普通人民。由於言論極度控制,經濟政策帶給人民的災難往往被更極端的高強度的文宣消化了,人們敢怒不敢言。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的人則視其為自然災難,但30至40年代出生的中共國農民永遠都不會認同這個說法,那是抹不去的血淚史,農民永遠信奉一句民間諺語,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如今,我們可以欣慰地告慰先祖,中共政權即將被送上審判臺。令人發指的是,中共一直將計劃經濟,即“五年計劃”模式推廣至今。他使中共國經濟人為地偏離正常軌道、它使國家發展項目不以民生為主,他們將寶貝的國家資源投入到不切實際的戰略計劃中去,如當今打造的生物基武器和當年大煉鋼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因此,中國人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不斷地擴大到0.9左右。財富越來越向習王家族靠攏,由國家資本主義演變成王朝,再到家族資本主義,即類似於吳敬璉所言“權貴市場經濟”。

中國人正在經歷著1960年以來罕見的經濟帶來的巨大壓力測試。毫不誇張地講,再有三年就要再次面臨新的大饑荒。回到60年代大饑荒的歷史,人們不禁要問,長達三年之久的大饑荒起因是什麽?原因是毛對國家經濟和大煉鋼鐵以及糧食收成下達硬性指標,可以說,中共的經濟模式已經完全脫離自然規律、脫離人民群眾生活實際,1960年1月7日至1月17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9萬噸,糧食產量為6,000億斤;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之濃厚氣氛中召開的。瘋狂擴張模式,作為擴張的工具即“計劃經濟”。這個模式是西方世界永遠不可碰的國家犯罪行為,即中共違背自然經濟規律的發展模式,而邪惡的是,西方社會一直不明白產生的泡沫為何總是吹不破?這就是中共完美犯罪心理伎倆所在,他會在數據上和所有有關經濟數據的發布上做兩本賬,世界無從知曉中共房地產泡沫是否破裂,經濟是否崩潰?細心的人可以在市場物價中發現問題,比如豬肉價格的飆升,房地產出現一些詭異交易行情等,即中共國企業債務壓力已經超出上限,據推特網友@caojitw說,2020年就有2億多失業大軍,以及規模超GDP兩到三倍約200—300萬億人民幣的地方債問題……中共基層政權將面臨垮塌危機,基層垮了中共焉能不垮?這就是計劃經濟的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不切實際的、脫離人民群眾生計的投資是計劃經濟的主要表現,比如,舉國之力拿下美國2020年大選、舉國之力發動超限戰拿下全世界就是最好的例子。結果導致習近平帶領整個中共集體跳進自己為自己挖的墳墓裏已成定局。

回到歷史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導思想就已經為中共延續至今的經濟發展模式定調,即“把重點轉到基礎建設上來”。由陳雲起草設計,毛澤東一直視他為老右派。直到文革時期,陳毅因怒斥文革小組受到批判,觸發“二月逆流”慘案。紅衛兵沖擊第一任外交部長陳毅事件雖然被周恩來擋了下來,在這個問題上破天荒地迫使毛澤東作出讓步,承認自己有責任。最後,陳毅於1972年因病去世。筆者簡要敘述完陳毅之後,話題重回正題,第一個五年計劃導致的“大躍進”帶來的三年災難是不是自然災難?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向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匯報工作時指出,“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按照中共國邏輯,應該是農民不敢說真話,將其顛倒地說。其實農民眼睛雪亮,看問題不至於是非不分,但又絕對擁護毛澤東,認為應該是七分人禍,都是由於黨內一些領導工作失誤造成的,這就是中共國人民被完美洗腦的自我完美犯罪心理使然。此為後話,筆者接著引述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話說,“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他用農民的說法,肯定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判斷。(見《三年災難》)這是三年災難過去後,是劉少奇親自回自己故鄉視察的結果,他應該是發現自己一味地造毛澤東這個假神帶來毀滅性的災難感到一種犯罪感而由衷地曲折地說了句真話,但願如此,不過,說真話的結果是生命的付出,在毛澤東眼裏,不管你是誰,只要他還活著,人人自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很快,事態朝著嚴重而不可挽回的局勢發展,因中央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了所謂把形勢說成一團漆黑的“黑暗風”之後,“人禍”的原因被絕口不提。以後,“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被完全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就如習近平政府篡改歷史,將此時即將發生的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十年探索”,由此可見,中共完美犯罪心理事實上大多基於高層利用國家機器,強制壓制和消除各種批評的聲音,造成一個虛假太平的事實,即任何的人為導致特大死亡事故都會被“厲害了我的國”吞噬掉。眼下全球超限生物基因戰導致病毒大流行即是事實證據,無論2020年武漢死多少人,災難過去後,沸騰的民憤僅僅成為人們茶余飯後的談資,活著的人被死亡所威脅,不滿情緒和憤怒被一股強大的求生欲所取代。當歷史回到1978年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說法索性被“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取代了。了解中共歷史的中國人,你會產生一種歷史穿越的錯亂感,三年人間災難和病毒大流行竟然如此驚人的相似,顯然後者遠遠超過毛澤東的錯誤。然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撥亂反正也只是把大躍進帶來的三年災難甩鍋給“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以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見《三年災難》)而眼下習近平政府也正在致力於把病毒真相甩鍋給美國,歷史再次高度吻合了。

人們不禁在問,中共能不再重復地犯歷史錯誤嗎?事實證明,中共政權,或者叫專制極權政權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所有國內問題都不是黨的錯誤,全是人民和一些被釘上腐敗標簽的官員的錯誤,國外問題都不是中共國的問題,都是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邪惡的問題。其實不這麽做,就不是“痿胱正”的共產黨作風。不然,它所轄制的人民怎麽能自淫到高喊“厲害了我的國”?可惜的是,歷史不再給中共任何機會了,通過爆料革命戰友對疫情真相和共產黨的黑惡本質揭露,國內人民正在逐漸醒來。中共國已經失去了美國領導的西方文明賦予它70年自我改正的機會。可以說,新中國聯邦在結束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歷史應該把中共的70年歷史算進去。中共統治屬於封建專制統治,不屬於現代國家和政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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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蘇斷交,國內經濟極度惡化迫使毛澤東認錯

大躍進的問題嚴重,當時的中共國經濟全面破產,大躍進和三年饑荒死亡人數不亞於一場全國性的戰爭傷亡人數(如筆者前言所述)。這在中共黨內外招致大量的質疑之聲也是罕見,毛的錯誤領導引發人間災難近乎於習政危機帶來的全國性質疑。而蘇共作為共產主義的榜樣國,對中共施行的那一套人民公社的質疑加深了中蘇關系的嫌隙。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在與會期間批評大躍進政策而遭到毛澤東反對,支持彭德懷意見的中共元老人物黃克誠、張聞天等受到牽連,全國範圍內一大批中共幹部和相關人士以“彭德懷反黨集團”的罪名被整肅。整肅後的“躍進政策”不但沒有及時剎車,反而進一步助長了“躍進”風潮。(見《大躍進》)皇帝的新衣就這樣被一幕又一幕地上演,它在名利場中的作用顯得如此如魚得水,以周恩來為中共國務院領導班子集體為了自保不被毛幹掉就必須頻出昏招哄毛大帝高興,代價就是全國每天都有人餓死。

大躍進政策被叫停,和“蘇共撤走專家、毀棄援華合約,使中國進退兩難的壓力”有著直接關系。毛為自保威嚴,以更大錯誤決定來頂住與蘇聯斷交帶來的債務壓力——勒令全國人民束緊褲腰帶,提前還債。以此為由,在全國開展大煉鋼鐵的號召下,作為挽回頹勢,以爭取和蘇聯一爭高低。只是此時國力已衰弱不堪,出現的只有更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見《大躍進》)可見,毛之所以披著馬克思的皮,目的在於取代馬克思共產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地位,盡管毛時代,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地位仍沒有實現,但毛通過大搞公社和大躍進,已經在給自己足以穩固的“神”的顏面抹上了一絲“罪人”的色彩,這也是為什麽後來毛見尼克松的時候承認自己有罪。

中蘇斷交大致源於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的中蘇論戰,中共黨內部分黨員對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感到不滿,並以發動大躍進運動來抵抗蘇聯的制裁,並造成的三年慘絕人寰的災難。對此,蘇聯的反對轉化為實際行動,對中共加緊了逼還債務壓力。(見《中蘇交惡》)這一舉措有點像今日美國政府對中共在發動超限生物基因戰後發起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一樣,使本來難以為繼的中共政權再次面臨徹底覆滅的危機一樣。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時任中共高層決策對赫魯曉夫去斯大林路線做法感到不滿,這不僅關系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而更大的問題在於毛認為好不容易在共產國際中找到的那一顆制度中的“強變異的毒株”這樣的“劇毒武器”可以用來無限發揮鎮壓人民的合法手段卻面臨著老師自己起來反對其政策的怪事,這直接迫使中共今後的共產主義這一套徹底不合法,因此,中共認為,要自我革命,放下殘害人民的國家機器是萬萬不能。唯一可能的是寧可自己主動斷交,也絕不會放棄共產主義這一套完美犯罪制度。從中共反對蘇共的做法看直接暴露其非法統治,如赫魯曉夫後來說的那樣,這是“反動”的制度。

中共在錯誤的道路上狂奔已是不可掉頭的態勢,蘇共作為領導的共產國際權威,時任蘇共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一再地對中共進行批評。1958年12月4日,赫魯曉夫對到訪的美國議員休伯特·漢弗萊談到中共實行的人民公社問題稱,“公社制度對蘇聯不合時宜。赫魯曉夫還表示,公社支隊這個詞也用錯了,‘公社’一詞緣起法國大革命時代,是一種城市形態而非農村形態。”由於城市公社初期被民國政府鎮壓而沒搞起來,他接著說,“中國制度實際上是反動的。蘇聯曾嘗試過公社,但行不通”(見《中蘇交惡》)很顯然,赫魯曉夫指出中共國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是反動的,即嚴重違背人民的意願的非法行徑。這直接激怒了毛澤東。赫魯曉夫在一次出訪波蘭時重提中共搞的那一套人民公社制度,他說,“‘盡可能幹,按需拿’這樣的公社沒有什麽成績。集體農莊才是農民‘親切的家’。”赫魯曉夫的這一次講話不但批評了公社制度不合法,而且批判了馬克思主義那一套“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而達到這一點則需要整個社會物質極大豐富的情況下發生,赫魯曉夫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而類似於西方國家的農場莊園模式才是最有利於農民的經濟模式。

在蘇聯老大哥的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對到訪的賀龍元帥提出“中蘇關系所以不好是因為赫魯曉夫和毛澤東關系不好,我們已經趕走了赫魯曉夫,也該你們趕走毛澤東了,這樣,我們的關系就沒有障礙了,可以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來了”(見《中蘇交惡》)這直接引起周恩來、毛澤東的強烈反對,中蘇已經開始冷戰可謂共產國際兩大陣營的驚人之舉,這隨即迫使中共一拍腦門決定中共國全面進入共產社會主義。這有點孩子和父母發生嚴重爭執後一賭氣離家出走釀成大禍很類似。而這種一拍腦門、賭氣的做法成為中共一直沿用至今的潛規則,治理國家如過家家(習近平認為的如烹小鮮)。人們可以從中共當時宣傳的口號即可印證這一點。中蘇交惡後如何生存?顯然成了擺在桌面上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歷史文獻顯示,在1958年之前的所有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漢語宣傳文字,都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1958年之後,很快就改成了‘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從字面上看,似乎意義相同。但是前者反映的是個人意誌,即由每一個個體所能產生的生產資料再由自己決定所需多少。和眼下普遍做法類似,即你打工所得根據你所盡其能決定你的工資收入。而後者反映的是集體意誌,個人各盡所能沒變,但個人需要多少不能自己說了算,而是由‘集體’或者‘領導’來替你決定你需要什麽和需要多少。”這就存在一個剝削的大問題。這是直接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的事,因此,這也是赫魯曉夫多次批評中共的做法。而中共的做法在整個蘇共上下都不受歡迎,赫魯曉夫下臺後不但沒有轉變,反而繼續交惡。

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彭真繼彭德懷之後,罕見批評了毛的領導錯誤,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批評下,則要求大家自己承擔責任,認為“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要栽大跟頭,要中風”可是到了1月30日的講話中,毛澤東帶頭做檢討,承擔中央的責任:“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任的人應當是我。”(見《大躍進》)毛澤東這是以退為進,四年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打到對象就是劉少奇,可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何須等到十年,流氓土匪報仇都是立即出擊,越快越好。

毛並非眼下的習近平,他在全面搞砸了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後,自知觸犯眾怒,以主動退位,作為緩兵之計,退而不休,謀求再次奪回權力,而此時毛已經離死期不遠了,犯了錯誤後還在繼續貪戀權力,直到他發動文革,拉全國人陪葬才算走進水晶棺。這期間毛把蘇聯稱作“社會帝國主義”。毛的玩法就是不斷創造新的名詞繼續玩他的完美犯罪這個心理戰,文革是他再次回到神壇。而“社會帝國主義”大帽子蓋在蘇共頭上還可以賺取國內人民的支持率,反過來說,這正是中共自己追求的目標之一,即“社會帝國主義”。直到習近平政府,中共儼然一個共產主義國際老大哥地位自居。它的崛起也是中共自我蓋棺定論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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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中共再也沒機會一拍腦門決定人民生死

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置全國農民於死地,對此,農民們開始思考共產主義這個萬惡的體制,只是敢怒不敢言。記得我父親說我爺爺在大煉鋼鐵那年,大冬天整日要在河裏撈鐵砂。我說,有工資嗎?父親氣憤地擡高嗓門說,“工資?哪裏有工資?能吃一頓白米飯就萬幸。”意思是連一碗白飯都混不進嘴。

人民公社之後的大躍進迫使人們求生的本能被激發,地方各省市再也無法按指標完成任務,對此,湖南地方政府開始造反,對中共提出不同看法。1959年,湖北省經濟工作會議中有人在小組討論發言中說:“1958年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而這個由地方政府給中央戴的“左傾冒險主義”這領帽子很有意思,這直接指責毛澤東是賭徒心理,國家大策靠一拍腦門的個人喜好決定,賭上的不是毛的生死,而是全國人民的生死。當說到“大辦鋼鐵是得不償失”、“一面說躍進,一面餓肚皮,怎樣也不好解釋”等這些話時,實際上問題已經很嚴重,因為全國每天都在死人,人人自危,你共產主義再好,誰願意餓死家中?怎麽樣都不能自圓其說,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只有到了中共不能自圓其說的時候,事情才有轉機。因此各市、縣級領導人對1959年的生產指標,都是“保險、再保險,多一斤也不接受”(見《大躍進》)這實際上是地方政府不再冒進了。由此可見,毛澤東創建的人民公社就是中共國一個龐大的集中營。另據各方估計的數據,三年困難時期發生的大饑荒共造成了中國大陸1500萬至55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廣泛視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也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見《三年困難時期》)到此,人們還有一絲理由相信中共會代表人民的利益嗎?他只能制造出一個更比一個大的人類災難,給人類社會帶不來絲毫的貢獻和文明,唯一不同的是他會讓人類看上去是自然死亡,如眼下流行的中共發動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超限生物基因戰。

從歷史角度看,大躍進亦是毛澤東針對人民的超限戰,又是完美犯罪心理使然,因為中共在一切運動前都冠以“國家利益”和“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口號。時任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認為這種意識形態玩不下去了,對此作出嚴厲批評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這是劉少奇這個中共吹鼓手在回湖南鄉下調研的結果,可謂震驚,震驚同時,對毛作出嚴厲批評,其中說要“一直搞它十年”,直到“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劉的意思顯然有徹底打倒毛的態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見《大躍進》)而“人相食”和“罪己詔”則指出了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中出現人吃人現象,而“罪己詔”則直接指毛澤東自己要反省並向全國人民謝罪。大有發起更大運動把毛釘上歷史恥辱柱上,只可惜劉少奇很快被撤職、開除黨籍,然後文革全面爆發。

歷史的戲劇化在於當時的蘇聯正在朝著解體的方向發展,而中共似乎陰差陽錯大搞倒行逆施,全面發動人鬥人、人吃人的文化大革命。這和現任中共習政府情形高度吻合。超限生物基因武器就是習近平進行“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利器,並且自嗨了以後又正在加速擴建其生物武器工廠。但歷史絕不會再給中共自己叫停大躍進的機會,也不會允許全面文革再次發生,而一定是被新中國國聯邦的正道主義力量給擊碎、脆斷。

2021年4月20號寫於東亞

參考引用:
人民公社
大躍進
曉天訪談
郭先生
三年災難
中蘇交惡
三年困難時期

免責申明:本文只代表作者觀點,與GNews網站無關。

校對: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東洋武士
責任編輯: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文小白
發布: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煙火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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