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雲長天時評49期】中共是“完美犯罪”學理論踐行者——案例十九:(2)毛的首要任務是改造人性

作者: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捆綁CCP一千年

前言:毛澤東政權的建立堪稱史上絕對的反人類納粹政府。自政府建立以來,毛篡奪國家機器後立即開展了對中國人思想、文化的閹割運動,即史稱“思想改造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和“胡風運動”等一系列改造人的思想運動。僅1949年到1953年,建政五年來,大的政治運動五起,有些運動是反復交錯進行的,如“胡風運動”,從1952年持續到1956年。幸存下來的文化界教育界還有精英嗎?教育還有未來嗎?從中共這70年的科技、文化領域毫無創新成果而言,中共國對人類文明毫無貢獻可言,帶來的只有毀壞,而非建樹。

年輕的讀者大概已經明白,為什麽五十年代的中國人餓肚子,因為建國後,毛澤東不是立即抓生產、抓經濟,而是主抓如何撕毀“人的靈魂”工程。五年五場運動,哪裏有時間發展經濟?這個時候的農民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幾乎可以說沒有一個幸免的,正如當下習政正在進行中的“疫苗運動”(筆者杜撰的詞)一樣,各單位、各社區必須全民疫苗,做到能打的都要打,以身體不適為由不是自己說了算,需要醫生來裁定你是否真的身體不適,大概只有很少的人能幸免。但不打疫苗的人很快將變成“非法居民”身份,很多社區和商場等和生活有關的必需場所,包括公共交通工具,都將限制你。

70年後的中國人似乎發現自己並沒有因為手裏錢多了起來或知識多了起來,就一筋鬥翻過如來佛的手掌心,最後仍然被中共的手掌強有力地翻轉壓在五指山下不得動彈。這就是中國人的命運嗎?如果是為了殉國,可以轟轟烈烈地起來反抗,結果只能是被消失,但新中國聯邦對此堅決說不。中國還有億萬萬有良心、有勇氣的人沒有向CCP跪下。我們正在奮起反抗,且即將來到勝利號角吹響的時刻。為此,筆者認為,在進入新中國聯邦之前,中國人有必要更多地認識中共政權的一些運動,以此警示後人,這些運動沒有一個是出於正義的、合法的。

一、反智與反國民黨殘余勢力

所謂思想改造運動即反智運動。主要目的是毛澤東鞏固權力,清除有思想的人。毛澤東(以下簡稱毛)認為,一方面,這些能擔當國家大任的高級知識分子很多都是海歸派,雖然“錯誤地”追隨了共產主義,但思想仍是較為自由和獨立的,而自由與獨立之精神在毛眼裏猶如兩把利劍,隨時有可能插入他的心臟一般;另一方面出於自卑和權力欲使然,在毛看來,若不把這些人的思想打掉,變為可用的奴才,就寧可斬首示眾以除後患,因為這些人很可能會第一個起來推翻他。於是,思想改造運動就成了毛進一步穩固自我權力的運動。這也是筆者之前文章中提到的對人性的異化過程的完美犯罪。

(一)思想改造導致人口減少
思想改造一詞是針對刑事犯人的專業術語,顯然,毛將所有人當做犯人,從這一定義上講,一點都不為過。思想改造運動起於毛建政後第一任北大校長馬寅初。毛認為馬寅初在北大設立政治講習班對知識分子自我批評不夠,未能把政治立場與資產階級批判的思想對立起來,是一種資本主義殘余的自我保留行為,這有違馬寅初的初衷,便上書周恩來。而這一運動就是由周恩來負責。因為在毛看來,周的思想更需要改造,由周來領頭改造毛認為需要改造的對象,這種人鬥人而自我鬥的過程在毛看來豈不是其樂無窮嗎?

馬寅初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人們只知道馬寅初是因為計劃生育政策遭到毛的反對,相信有很多深層次問題需要研究的。馬寅初1910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學士學位,1914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擔任毛政權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在他的推動下,1953年實現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人口數據根據中共國國家統計局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的數據為“全國人口總數為601,938,035人”。筆者翻看了民國調查人口記錄,民國三十七年即公元1948年,數據顯示為461,000,000。有學者稱此數據有極大爭議(嚴重低算了)。筆者在比較中共國國家統計局給出另類數據顯示,“用其他辦法調查的人口為27,732,095人。”(見《統計局》)這個數據似乎靠譜,按毛澤東殺人的速度,加上戰亂死去的人以及各種因素非正常死去的人,估計也就2億至3億人口。毛建國後人口數據不可能比1948年的民國人口數據高,而且僅僅5年就高出兩億人。筆者前文《中共在土改中殺害幾百萬人》一文中說過,僅土改運動中就死亡這麽多人。這五年毛殺死的人數估計和新生兒數量持倒掛現象,至少不會猛增。但這立刻會和筆者下面所提到的數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人們如何看待馬寅初的人口論而引起毛的殺心呢?盡管如此,這或許是馬寅初遭到毛反對的主要原因之一。

馬寅初作為在美國考取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思想又是怎樣被洗腦的呢?這令筆者很感興趣。馬寅初於1957年7月發表了《新人口論》,提出控制人口增長,這可以說是中共政權第一部人口學專著,又是第一部科學的人口問題學術調查報告,卻在反右運動中遭到全國性的批判。為何無功反倒引來橫禍呢?

“馬寅初1960年被迫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並遭到軟禁。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撥亂反正期間獲得平反,1979年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名譽校長。”從馬寅初的經歷看,盡管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但他仍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沒有在批鬥中認識到共產主義本質問題,而是在認識中屈服於共產主義。

如果說,馬寅初一點思想性沒有是不客觀的,馬寅初在人口問題上和毛澤東有過一些激烈的辯論,可見一身老骨頭,這就是他那點可憐西方學術自由殘余思想作怪,豈不知,毛根本就是一個反自由、反智惡魔呢?在《馬寅初與毛澤東的人口問題論爭》中有段話這樣說的,“1954年,他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回浙江農村調查,走訪了10個縣的20余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圍繞人口問題進行全方位的比較分析,寫出了調查報告。”此時的馬寅初一代人大代表還是民國思維,認為自己真的是代表人民,做認真調查,結果一連喊出三個“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長速度快得不得了!這樣發展下去簡直不得了!”(見《人口問題》)作為留美學者,對於人口自然增長問題如此敏感,這不是西學思維,正常的生育政策當然根據國土資源作出政策引導是正常舉措,而不是以反人性的行政手段來控制。

馬寅初的三個不得了實際上是毛政權統一大陸後帶來五年的非正常穩定期所致,而這份報告仍有巨大的不完整性,因為他所調查的主要分析數據只是沿海東部人口稠密地區,缺乏中部和北部地區數據,是不足以支撐一個完整的科學報告的。盡管如此,馬寅初的“三個不得了”其實只有一個不得了,他基本上反映一個事實,“人口無序增長後的糧食危機問題如何處理”。這才是馬寅初看問題的思維邏輯,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寅初,不去建議毛發展經濟迎接建國帶來的嬰兒潮,反而要求控制人口。也許是時代認識局限性,按現代人思維邏輯看,當然是要做好政策的引導與多生不如優生的獎勵機制和避孕的宣傳,包括引進避孕工具等。

筆者根據中共國另一份數據分析看,馬寅初1954年的人口猛增問題,隨即被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打擊了人口增長速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大陸人口約5.4億,”這個數據進一步論證了6億多人口是嚴重虛報的問題。但“1959-1961年間由於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產生的饑荒導致人口下降外,直至197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人口保持每年2%以上高增長的態勢。”(見《大陸人口》)馬寅初人口報告四年後,人口增長問題被人為地剎車了。

但馬寅初態度堅毅,認為堅持真理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便下定決心也要和毛論戰。這也堅定了毛自己的看法,即知識分子的硬骨頭不折斷,他的偉大領袖這把龍椅絕對坐不穩。於是毛澤東派人放出話來:“馬寅初先生不服輸,不投降,可以繼續寫文章,向我們作戰嘛!他是個很好的反面教員嘛!”馬寅初老當益壯、風骨依舊,他公開表態迎戰,鏗鏘有力地說:“為了國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鬥,不怕冷水澆,不怕油鍋炸,不怕撤職坐牢,更不怕死……無論在什麽情況下,我都要堅持我的人口理論。”值得註意的是,馬寅初的“六個不怕的刑罰”中,顯然那時起開始普遍使用了,而“國家”和“真理”顯然是黨國和馬列主義。但那時沒有一個人能看明白“毛澤東劫持了國家”的問題,效忠國家便是一句空談。後來被監禁,直到鄧小平執政才被平反,恢復人權,擔任北大名譽校長,馬寅初的問題才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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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高校思想洗腦與肉體摧殘同步
中共於1952年1月4日,發出《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接著中宣部機關刊物《學習》雜誌連續刊出於光遠、許立群、艾思奇等人文章,“炮轟”資產階級思想,以體制及權力強迫思想轉變。1952年以來,“三反”“五反”運動即是文化大革命的前戲,又是一系列運動中的一個項目,都是思想改造運動中的一部分。

筆者認為,中共對人的思想改造是長期且持續性的,70多年來,中共一直都在把人民當作刑事犯一樣,而思想改造運動前沿戰士即文藝兵,以文章炮轟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敵人,以文章為武器,批判任何他們想批判的對象,只要是以捍衛毛主席為由,一切都變得那麽暢通。在那個彎曲悖謬的世代,他們不但實施了完美犯罪行為,而且在運動中打擊了自己嫉妒的對象。思想改造運動往往伴隨著肉體的摧殘,以各樣奇葩的刑法迫使你在改造中認識到自己是“罪人”,最終願意接受黨組織的改造。即便當今的中共國,審訊異見人士,何嘗不是這樣。對待正常人,在某種程度上也如此,比如正在進行中的疫苗接種,最終可能發展成所有人都必須被強制執行疫苗註射。死了、殘廢了也沒人會管你。有區別嗎?筆者多次強調,中共政權一直都是非法存在,任何人對他們有任何僥幸心理,你肯定會成為待宰的羔羊。

1,毛澤東對學校進行靈魂與肉體的摧殘
最令人感到羞辱的思想改造就是對學校師生的羞辱。1952年的教育部堪稱唐朝內侍省,其官員即宦官,強迫教師脫光衣服“排隊洗澡”。時任教育部部長馬敘倫指示,“盡量用熱水燙這些人,只要燙不死就成。”(第一任教育部部長馬敘倫任期1949—1954)這種畫面感太刺激人了,因為排隊沒人啊,後面的人看著正在被湯的人哇哇叫,情何以堪呢?出來差不多退掉一層皮,最狠的居然是精神燙傷,“他們在大會、小會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檢討,一面用廣播、大字報揭露他們的劣跡,一面發動許多青年黨團員(助教、學生)給這些人‘搓背’。”這不就是精神和肉體雙重燙傷嗎?有誰可以忍受?活下來的都沒有思想了,失去靈魂了。筆者在想,難怪總有人動輒中國人就這麽壞,這話最好不要去說,如果你了解中共國歷史,你看我們的父輩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求生過來的人,他們的基因都發生變化了,包括對子女的教育和言行,影響幾代人,這就是中國人現狀,說“中國人就這德性”的中國人真的是要小心,因為他們、我們都是被當作犯人一直在接受“改造”,“相煎何太急”呢?因為他們“在檢討會上通不過,再跟到教師的家裏去,觀察他們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語不合,第二天在檢討會中再加上新的罪名。”到1952年秋運動結束時,91%的全國高教教職員工,80%大學生被接受“思想洗澡”(見《維基百科:運動》)“思想洗澡”即思想改造和70°左右高溫的水洗澡,在魔鬼面前接受著靈魂與肉體的洗禮。

正如一位學者所言,“無論是自願的歸屬還是被迫地依附,知識分子集團在這個運動中的表現,說明新中國的知識分子正在成為革命中造就、革命勝利後迅速擴張的新的思想權威的奴隸,他們在五四中獲得的以精神自由為核心的主體意識和獨立品格正在消退……其獨立精神已基本上被摧毀,再也沒有恢復。”(見《思想運動》)

2,抗美援朝成為“鎮反”完美犯罪的標準案例
1950年10月8日,即建國後的第二年,毛澤東為了清除收編國民黨殘余武裝,悍然發動抗美援朝戰爭,於10月9日連夜讓羅瑞卿、彭真等人到中南海,要求他們連夜起草一份鎮壓反革命的文件,這就是著名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即“雙十指示”。

這個《指示》被習近平政府於2011年10月10日做了大量修改並重新發布,大概是故意在“雙十”這一天篡改了毛的指示,認為解放後,中共國存在大量“政治土匪”和“政治惡霸”等反黨分子,認為政府對其“寬大無邊”的政策必須停止,要求全面且大規模鎮壓。(見《國新辦》)而毛澤東的意思是,“現在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因此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見《維基百科:鎮反運動》)顯然習近平政府故意回避毛這個抗美援朝的“千載難逢”歷史時機,有意突出“發動群眾”。而對劉少奇說的話更是不提,劉少奇說,“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劉少奇(簡稱劉)的意思是,鎮壓反革命在各地方遇到阻力很大,有的公報私仇,亂殺無辜,但抗美援朝可以轉移許多國內矛盾,意思是對外利用抗美援朝借刀殺掉國民黨舊部,對內鎮壓,利用制造抗美援朝的愛國浪潮來掩蓋土改和鎮反的喊冤聲和抗議聲。“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麽厲害,那麽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裏打死一個地主,那裏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見《維基百科:鎮反運動》)因此,看得出,劉少奇是在和毛澤東比殺人啊,而且整個鎮反運動可以說殺人如麻,僅朝鮮戰場死去的人數90萬之多,國內在1950到1953年間,中國共產黨總共對於2百萬至5百萬人進行了軍事清洗,所有反抗在1953年後平息。中國共產黨因此鏟除了反對者,鞏固了新生的政權。(見《維基百科:鎮反運動》)

筆者也不得不悲觀地反問,一個納粹集團到底要用多少中華兒女的鮮血來祭奠它?現在習近平政府發動的超限生物戰下,需要用全世界人的鮮血來祭祀中共政權嗎?僅美國已經付出50多萬人的生命為代價,且死亡數據仍在繼續增加,全球死亡人數也無法估計。中共發動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是沒有硝煙、看似自然、無法定罪的完美犯罪,刷新了全人類文明的認知,這一切生命的逝去,是時候終結它了!

3,對新疆的改造
由於新疆伊斯蘭教一神論教義,從信仰上是不能服從無神論的中共專制政權的,除非中共搞聯邦制,允許有極大限度的自治權,而不是現在的偽自治區。為了解決新疆不歸順的問題,1952年,新疆地方武裝烏斯滿·巴圖爾及其親信組建了一支“新疆反共復國軍”,旨在脫離中共領導效忠中華民國政府的軍事行動。被鎮壓後,中共政權便在新疆實施了長期且無間斷的鎮壓活動,直到習近平政府將不聽話的新疆人大規模地關押在新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新疆集中營。這一招當然比毛澤東時期要兇殘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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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深諳民族宗教問題十分辣手,指示派駐地方官員,要妥善謹慎穩步推進在新疆的鎮反工作。但這並非認為毛有惻隱之心,只不過手段更加高明而已。為此,毛在1949年5月17日為中共中央起草《對新疆若幹工作方針的指示》,指出:“在新疆農村消滅地主,實行土改是一個堅決的革命的進攻,不容動搖。但在實行這個進攻的具體步驟上,必須十分慎重,切忌急躁,必須準備充足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去實行進攻,以便獲得全勝。”這便是毛在和平時期迅速將熱戰轉化為超限戰,即在新疆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思想改造需註意把握民族情緒反抗度,需要用溫水效應做到逐步循序漸進地改革,而不是“燙不死”就可以,即新疆人感到燙痛了,需要給他止疼藥,而對待自己漢族人,則顧慮少多了。毛認為,“在新疆實行社會改革,充分地估計到民族和宗教的特點,有意識地在民族和宗教問題上做一些讓步,以換取整個社會改革的勝利,是完全必要的。”(見《人日》)因此,毛要的是整個新疆人的順服,而不是強權下的順服。但派駐新疆的王震和習仲勛就山高皇帝遠,大開殺戒就成了鎮壓新疆的實際政策。盡管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王震、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提出:應‘保留清真寺、拱北和喇嘛寺的土地’。”(見《人日》)並非毛澤東的仁慈,如筆者上述一貫申明的立場,毛是需要在新疆取得思想改造的徹底的勝利,因他知道邊疆和宗教韌性的重要矛盾性。相比習近平對疆政策,完全不理會“讓步”的戰略藝術,這就迫使中共加快了自我滅亡的速度。

中共對新疆問題處理主要在宗教問題上,而對於基督教的改革就顯得顧慮少多了,他們采取逐步侵入式地針對教義進行滲透,使基督教群體在教義上失去其靈魂效應,對其社會和政治體制無法形成“金燈臺”的真光作用,這樣的一種宗教的存在就變得只有簡單意義上的道德馴良,而非先知性的批判精神。這是中共施行的一貫思想改造的把戲,可以說,思想改造成為中共超限戰的起源問題,因為中共對付人的思想問題是上升到戰略的高度,你可以理解為中共一直在進行人民戰爭,只是人們在嬉笑怒罵和眼淚中被體制化的過程而已。

中共政權最懼怕的就是人的思想,對於思想改造,在建國伊始就這樣規定的,在《改造思想 改變習慣 改進作風》中強調,“每個黨員從加入共產黨起,就應該有這麽一個認識:‘準備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強化逆向思維、立體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見《人民網》),看看這是什麽?“逆向思維”這一概念並非徐德忠《非典非自然和人制人新種基因武器》一書首提,而這以超限戰爭形式也是毛的首創。超限戰的特點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其看上去是自然的非明顯暴力的主動侵入式手段就叫超限戰。而思想改造運動的前提是政府認定所有中國人都認可“共產主義”,那麽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新的話語權和精神武器,在這一前提下,一切不符合毛澤認為的共產主義思想都是需要改造的,並且自我批評就變得看上去更自然。在國家機器面前,人們真相信自己思想有問題,這才是核心問題。

二、毛澤東才是反黨反國家罪犯

如果說,“三反”“五反”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產物,那麽,中國人一定不陌生中共國2016年提出“打老虎”和“打蒼蠅”的反腐敗運動的口號。這個政治運動口號不是習近平的創舉,他就是出自毛澤東時期的三反五反運動。我們從現在來看,人們很明顯地看到,反腐敗並不是真的,而是清除異己的思想改造運動的延續。正如筆者前述,中共一直將人民當成刑事犯進行改造,並且從幼兒園抓起,從教師抓起。對中共國人們的思想改造一刻也沒有停止。

70年了,我們的基因不需要再被人為改造過程中進行自然傳代實驗,明顯人性的光輝越來越弱,連中共自己也認為失去戰鬥力。但新中國聯邦對此說不,如今,消滅中共惡政已經不是一句口號問題,而是一個可看見的不久的將來就要實現的問題,或許速度快到超出我們想象。

我們要明白,中共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值得肯定的東西,唯一留下的是需要進行大規模、全國性的啟智教育的重任,這必須要把中國人的心拉回到正常人性上來,叫人認識什麽是我們應該堅持的愛國觀,什麽是我們應該批評的。為此,我們需要認識毛時期如何進行了反人類教育,這對我們啟智教育非常重要。

毛認為,找到貪汙腐化根源在私人工商業階層,“其中以毛澤東為領導的中共認為,私人工商業者對幹部行賄,騙取國家財產,於是需要在工商界開展整肅運動。”(見《維基百科:三反五反》)這其實是運用反資本主義的旗幟進行取締私營部門做鋪墊,於是,人們才從後來的歷史中看到個人做買賣是非法的,個體工商戶直到80年代末才放開。這實際上是共產主義自相矛盾的問題,就毛澤東政權來論,無論你多麽反資本主義,但一個國家正常的工商業必須有,就算你沒有,你能花錢去進口人家所有商品嗎?這不是天方夜譚嗎?在毛看來,只要你有交易,就是資本主義;卻允許國有企業交易,這也就是後來西方國家對其定位的國家資本主義。因此,僅憑這一點,共產主義才是徹頭徹尾的完美犯罪的把戲,即以共產主義奪取政權,要求所有人都要服從共產主義,於是,一切不符合其價值觀的都成了反動叛亂分子。因此,筆者認為毛澤東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反黨反國家罪犯。

毛的“反黨”起先反的是共產國際的共產黨,建國後反的是共產黨高級領導組成的黨內民主的集體政黨。一個鮮明的證據是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林彪等等一大批立下汗馬功勞的革命幹將。目的是毛以下所有人都只能聽一個人的話——毛大帝。而習近平政權則是完全簡單復制了毛的帝王夢而已。

按中共的話說,毛建政初期,國家處於一窮二白困難時期,有沒有腐敗問題呢?先看看當時的上海是如何反腐的?“1952年2月5日,上海副市長潘漢年做‘五反運動’動員報告,嚴厲指責資本家‘忘恩負義’、對黨和政府猖狂進攻。”(見《維基百科:三反五反》)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潘漢年在發表完攻擊資本家報告的三年後被批為投靠國民黨的反動人物,在文革期間經受雙重迫害,於1977年去世。潘漢年、劉少奇等人,這些捧毛過頭的人為何命運如此悲慘?在筆者看來,你殺人、鬥人的謀略一旦被暴露,你就成為威脅毛的主要對象,在毛看來,他不需要你給他出主意如何整人,更不需要你叫得比他響,所謂槍打出頭鳥就是這個道理,在中共的政治語境中,不管你是出頭喊口號地還是出頭反領袖的,都是被打擊對象,而前者往往被視為有政治野心。因此,中共自毛政以來,一直在利用反腐敗等各樣的反對運動來鞏固權力,而各種運動的打擊對象只是一個名稱而已。何況,有獨立思考的人都知道,社會腐敗是一個永恒的話題,何況獨裁政黨本身就是腐敗的溫床,國民黨時期有清朝統治末年的腐敗思想遺留問題,也有一黨執政、軍閥割據的問題。倘若你是生於毛時代的人,你就會認為國民黨腐敗,而當你活在當下,你會認為“江胡”時期腐敗。實際上都是受到輿論引導的結果,一點也不具備客觀性。

一言以蔽之,一黨專政的國家機器沒有反腐敗的權力,因為它的反腐運動不受監督、不受控,沒有法治、沒有自由言論,他說的腐敗純屬於捏造。中共政治生態基本上是沒有上遊活水流入的一潭死水,你從死水裏隨便捉一條魚,它都沾染腐敗,因為人們的生態極其惡劣,只有誰貪得更多,誰才會爬得更高,爬得更高的人,被打壓的風險相對較低一些。只要你學會周恩來這一套鬥爭法則,你基本上是中南坑臭水湖裏的大水怪。沒有人可以扳倒你。

三、文字獄因胡風事件起頭

因言獲罪在一個自由的社會是一種不可想象的政治生態。但這種發生在五十年代的中國故事卻罕見地發生在當今21世紀的美國。不過,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權力發生了倒置。一場針對中國對美發動的超限生物基因戰時,美國主流媒體,大科技公司如臉書和推特對中共病毒真相進行百般攔阻和詆毀、刪帖,特別是有目的的針對閆麗夢博士的推特進行封殺和阻攔,對於中共國五毛水軍的謊言與詆毀大行方便之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對時任總統川普推特的封殺和班農等人進行言論審查。而這種非人道的手段就是來自毛澤東政權的反人性做法,如今卻真的向文明世界輸出,一場不可阻擋的超限戰正在進行中。

盡管如此,美國等民主國家永遠都不會像中共國那樣對言論進行封殺的同時上升到人身攻擊和人格羞辱,嚴重的甚至逮捕、判刑。他們按需給人安上反革命,叛國者或者“妄議中央”等罪名。而“胡風案”又是毛澤東的一件扼殺文人言論自由的佳作。可以說,文藝評論者說什麽話,存何種政治觀點,需要得到中共政府的審批,即出版審查。這種做法顯然不是文章著作編審的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對社會“先聲”的扼殺。

根據《維基百科-胡風》介紹,胡風(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張光人,筆名谷非、高荒、張果等,湖北蘄春人,中國文藝理論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七月派詩人,中國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曾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部長,與魯迅甚有交往。中共國成立後,因其文藝思想與毛不和而遭到整肅,並掀起一場涉及面巨大的針對文化人政治批判運動。胡風後被平反。

胡風究竟因何事使毛澤東龍顏大怒?1945年1月,重慶文藝界結合延安整風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展開學習討論。在討論中圍繞國民黨統治區進步文藝界應該反對“主觀教條主義”、“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傾向中如何取舍?其實,所謂討論則為十足的完美欺騙的陷阱。當你做出選擇後,我就知道誰是可打到對象,可偏偏就有政治上單純,文思上敏捷之文人積極響應。胡風就是這樣的人,他主張反對後一種意見,即“客觀主義”,這實際上反映了胡風作為左翼思想的一種價值取向,這為何成為胡風厄運的開始呢?甚至整個文藝界知識界都連累進去了。

禍由心起,胡風聞到了火藥味。為了打破分歧帶來沈悶的空氣,在他主編的《希望》創刊號上發表了舒蕪的長篇哲學論文《論主觀》。該文論證了“主觀”的意義和作用,胡風對這篇文章的觀點不太贊同的原因,是想拿出來引起大家討論。胡認為毛“既然要批評主觀教條主義,就應與實際問題聯系起來開展群眾性批評。”為此,胡風在《論主觀》編後記推薦語中說道,“它是‘再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使中華民族新求生的鬥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要求讀者‘不要輕易放過,要無情地參加討論’”。胡風的本意是指舒蕪的《論主觀》中存在對主觀認定中會有對民族存亡持有不確定性問題,為了弄清楚該問題,應該發動更多人對此嚴肅討論,特別“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特定環境下”,一群被人認為胡暗指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批評主觀、教條主義‘妨害革命’、‘禍國殃民’的話……但是這種不太清晰的說法,卻被誤解為直接對抗毛澤東發動的反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用何其芳的話說,胡風問題的要害是“對於毛澤東的文藝方向的反對”。(見 《民史》)

這就是上綱上線的問題,胡風本是一個偏左翼作家,他的論點並沒有攻擊毛的觀點,純屬一群人誤讀的結果。但這反映了胡風之輩對於共產主義本質問題的認識仍舊存在陳獨秀式的錯誤認知。筆者就此問題采訪了一位中共老首長的秘書楊老先生,他說:“實際上,胡未去過延安。”這倒是出乎意料,但這並不妨礙否認胡認同共產主義。筆者就此問題思考良多,很多頗具思想性的文藝工作者、作家,比如何其芳等,筆者小時候非常喜愛讀他們的散文。但為何在對於共產主義問題的認識上集體失智?其實,共產主義本身就是一場完美犯罪主義,對於30年代和40年的知識分子來說,對共產主義這種歪理邪說普遍存在誤讀,包括魯迅先生在內,他們更想不到文藝評論家們的命運會是集體走向墳墓的下場。要不你向郭沫若之流學習,寧可將自己的兩個兒子作為獻給毛的祭牲,也要高歌毛的偉大。要麽你閉嘴,叫你的思想爛在肚子裏。楊老繼續說:“把胡風這個非黨人士打成反黨分子,並株連了一大批文化人,開了文藝理論爭論中動用刑罰的先例”。與其說是從胡開了文字獄的先例,倒不如說是預謀已久。

胡風究竟犯了何罪?1952年,從9月到年底,中共宣傳部召開了四次有胡風本人參加的“胡風文藝思想座談會”,可謂規格之高。中宣部對胡風文藝思想的“主要錯誤”的定罪主要有三大罪狀:
1,抹殺世界觀和階級立場,用舊現實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2,強調抽象的“主觀戰鬥精神”,否認小資產階級作家必須改造思想,而對於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則是非常輕視的。
3,崇拜西歐資產階級文藝,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詳見《胡風案》)
就上述罪狀,有哪一條表明胡風反黨?何罪之有?這裏感到荒謬的地方很多,足見那幫家夥既目中無法,也根本不懂哲學和世界觀以及主客觀哲學論辯問題。人的生死取決於中共最高層一張嘴,憲法是給西方人看的。

首先說說“強調抽象的‘主觀戰鬥精神’”為什麽就有罪?這好比說我個人認為重慶的美女比北京的美女漂亮,因為她們紮馬尾辮,這就犯了主觀戰鬥精神一罪?或許胡風沒去過延安的原因,不知道毛在“雙休”女文藝兵的時候那種客觀戰鬥精神多麽偉大。因為你總是主觀偏見,很幼稚嘛。還有一條更可笑的罪狀,“非常輕視農民”。筆者也是無語了,任何一條都不是法律術語,都是思想境界的認識問題而已,就連道德問題都夠不上,因為作為一名主編,在對《論主觀》一文提出批評是很正常不過的事,要求人們討論,又不允許人們真討論,這不是完美犯罪是什麽?這種玩法一直如此,它滲透到各大宗教機構,對提出真知灼見的人卻動輒口誅筆伐,認為你別有用心或反黨反社會,緊接著就是刑事處分和精神與肉體的摧殘。

這種文字獄的地獄之火一直延燒到習政,可謂中共國文人的悲哀。如今活躍於文藝評論界的特別是時政評論界的所謂大咖,可以說,沒有一個文人有風骨,全部都是文學界的侏儒。筆者深諳中共對文藝評論家的定性,即你手中的筆桿子就是槍桿子,若不用來贊美共產黨,就請你對準自己的靈魂開槍吧!當要求你自我批評的時候就離你走向火葬場不遠了。中共自胡風案以後,他們對文藝團體非常重視,特別是評論家和作家。他們道路自信的容不得半點的批評,他們文化自信的連建議都不允許提,他們制度自信的連一篇文章都不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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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毛澤東摧毀的不僅是民族性而是人性

1949年後,整個中共國被一股濃郁的共產愛國主義所激勵,它就像煙霧彈一樣,讓人看不清方向,他更像一種思想的病毒,被中共的一群共產國際狂熱者追捧後,一種宛如天堂般美好的未來——烏托邦主義,像一個巨大的幽靈一樣彌漫在中國上空。

一群看不懂共產主義完美犯罪的可憐文人在手握筆桿子替主子欺騙人民的同時又被中共無情的槍桿子對準其心臟要害。如果你是一支好筆桿子,要麽你用美麗的文字愚弄百姓,要麽你狠狠地批評自己。一旦你的筆桿子用來對準中共中央,槍桿子隨時終結你的命運。因為他的政權出自槍桿子,他的根基需要足夠多的鮮血來祭祀牠。

據不完全統計,僅僅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死亡 71.2萬(1954年報告)、87.46萬(1996年報告) ”(見《維基百科:運動》)在上海的五反中,死亡人數無法統計,據維基百科記載,僅在上海一地,從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10人以上。本已受重創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各行各業尤其是重工業進入全面停產,“三反”以來,失業工人增至十三萬人,比1950年初經濟形勢最糟時還嚴重。(見《維基百科:三反五反》)儼然一個人間地獄,問題是這只是文革的前奏,更大的風暴還沒到來。

筆者有一個巨大的疑問,既然中共政權如此惡毒,為何如今依舊有那麽多中共國人擁護毛澤東?如果說沒什麽文化的農民擁護毛情有可原,而知識分子中,有的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中有的非常擁護毛澤東,特別是到了習近平執政,他們對毛的崇拜之情有增無減。筆者曾認識一位給毛周做葡萄牙語翻譯的老專家,他是第一批公派留學回國的老北大生,回國第一件事就是遞交退黨申請,我問,為什麽呢?他說,“因為中國今後再也不會出現像毛澤東這樣的偉人。”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共的腐敗和習的無能讓這些老知識分子們看到了毛的偉大,其實習殺的人遠比毛多得多,世界文明國家已經給中共國定義為超級帝國。中共國人這種“比下有余”的心理是典型的阿Q精神,好比一個女人嫁給一個騙子,你覺得很後悔,而當她再嫁給一個變態狂的時候,她就開始懷念那個騙子?中共國人的邏輯大多都被中共完全破壞了。

筆者絲毫沒有別的用意,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人們能否不要往回看,眼睛為何不往前看?當筆者這樣問自己的時候,心中疑團揭開了,中共完美犯罪心理屢試不爽的原因仍然在於信息的封鎖,人們的眼睛無法往前看,他只能往回看。如果防火墻被拆除,中共的謊言就不攻自破,毛的祖墳也要被掘地三尺。當然,完美犯罪的本領也隨著升級了,比如美國主流媒體對輿論有意錯誤導向,也迫使人們集體誤判,因為在這個信息化現代社會中,如果主流社交平臺每天放出巨量錯誤信息,這會導致一種致命結果,那就是真相被掩蓋,因為真相的力量往往顯得很脆弱。尤其是50年代的中國,個體的人往往生活圈子不過方圓30裏地,加上信息的閉塞,即使是那個“人鬥人”的非常時期,甚至是文革期間,人們在被激化地“擁護毛主席”帶來巨大而空洞的愛國主義聲浪中,徹底失去了判斷能力,且被體制化,這種思想病毒的侵入是無法被洗幹凈的,我們身邊父輩中的例子有很多。你要他放棄對毛澤東幻想,他們至今甚至都可以和你斷絕父子關系來威脅你。說到這裏,剛好有一位前出版社總編分享一則舊聞,它足以說明毛毒的危害,以及中共政權的反人性。

張誌新,一位具有音樂修養、美麗優雅又正義的進步女青年(那個時代追求共產主義者為進步思想)當時被中共重用的少數俄語翻譯之一,只因對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懷疑,就慘遭二毛(毛遠新)殺害。故事情節是這樣的:1975年4月4日上午在毛遠新嚴令督促下,張誌新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在槍決前的公判大會上,為了不讓張誌新喊出來,毛遠新下令給張誌新割喉,由當時沈陽公安醫院院長,人稱“笑面虎”的王其鎬割斷了張誌新的喉管。她巨疼難忍,咬碎了自己的舌頭,其狀態太過慘烈,一名在場的監獄女民警被嚇得當場昏死過去。直到1979年3月26日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沖破層層阻力,給張誌新平反,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給張誌新割喉的王其鎬只受到“留黨察看三年”的處罰,於2015年4月17日死於沈陽市大南街154-28號樓家中。其街坊鄰居皆對其嗤之以鼻,避之如瘟疫。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的是什麽?少數有思想的人要麽慘死,要麽成為失語人,仗義者被絕大多數滿腔熱血,鬥誌昂揚的人群所淹沒,中共的完美犯罪就被這樣完美掩蓋,一切的社會矛盾被革命浪潮消化了?殺人者成為愛國者,舉報者成為正義者,被殺者的冤魂像空氣一樣蒸發。70年後的中共國人的思想有多少進步呢?只是回到了70年前的狀態而已。如今,中共納粹政權不僅僅是一國之禍,它已經禍及全球,成為現代文明的新納粹帝國,一場不可避免的西方文明大集結大反擊就要到來。然而不同的是,秉持“正道主義”的新中國聯邦人正在改變著這一切,將成為最終消滅中共納粹的力量。

2021年4月5日寫於東亞

參考引用資料:
統計局
人民網
維基百科:運動
維基百科:思想運動
維基百科:鎮反運動
維基百科:三反五反
維基百科:胡風案
維基百科:大肅托
人口問題
維基百科:中國大陸人口
人日
國新辦
民史

免責申明:本文只代表作者觀點,與GNews網站無關。

校對: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東洋武士
責任編輯: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文小白
發布: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煙火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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