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雲長天時評44期】中共是“完美犯罪”學理論踐行者——案例十六:(八)中國人懷念民國大學之精神

作者: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捆綁CCP一千年

前言:中華民族自從結束了幾千年封建帝制後,首要面臨的問題就是現代教育怎麽辦?一些有識之士們為此展開激烈的爭辯。中國明代學者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再次被民國先生們所推舉,認為獲取知識與付諸行動猶如人的靈魂和肉體一樣不可割裂。然而,這種心學的知行合一在現在看來未免過於理想化。就如陳獨秀們追求的共產主義一樣。當然,大清帝國的終結是被動的,隨著清王朝退出歷史舞臺那一刻起,中國急需解決的是一種社會思潮的定位,一些仁人誌士們在面對為何讀書的思考中仍不能忘了“救國”這一要務。由此可見,愛國教育隨著封建帝國的沒落應運而生。不同於科舉考試只服務於皇權的愛國論,愛國教育旨在回歸中國儒家經典的“學而優則仕”的求學觀,在某種程度上講雖然是一種新的思考,卻仍然有回歸封建的危險,甚至不能令人區分何為中國應該秉持的價值觀和世界觀,而愛國教育在這種觀念的推動下,民國學子們集體請願或者集體抗議的事件就是這種價值驅動下的直接體現,如後來的“五四運動”就是這種“學而優則仕”的結果。這種典型的知行合一的大學精神給後來大學的獨立性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這種大學獨立之精神要取決於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政體而論,而蔡元培倡導的獨立之精神絕不可能在非民主體制下要求學生以知行合一的行動來影響政治,又期待獲得政治的豁免權,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

中共教育下的國民為何只想念民國先生?

無論是受教育者還是授教者,中國人都知道,一種更具思想性、學術性和自由辯論之精神一代似乎只有民國時期出現過,再往遠的說,春秋戰國時期亦如此。但中國不能總在戰亂時期產生思想家,一種真正檢驗一個國家教育的成功與否,必須要看在他的國家處於和平時期是否還能產生思想家。

筆者認為,更具思想性的教育只能在教育完全獨立的環境下產生,而獨立之教育必須是民主之思想的治國體系下成長的。顯然,民國時期的國民政府還只是一個相對允許發聲的總統制政權,而一種客觀事實是,民國政府自建立之始,皇權余毒思想就混入其間,從而產生後來政治上的腐敗也是必然,由於建國之始,國民政府就沒有引進多黨制議會,導致其淪為黨國體系是民國終結於大陸政權的主要根源之一,但這和教育有關系嗎?筆者就此問題電話采訪過一位年逾七旬的前某出版社總編,他說,“和教育沒有關系,你們這些年輕人,腦子太笨。主要是對共產黨判斷的失誤導致丟失對大陸的治理權。”對中共的判斷失誤,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筆者認為,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不但是教育家,而且還是革命家、政治家、它既有影響孫中山的政治思想、亦可以影響時任大總統的黎元洪。要清楚這個問題,需要了解留學德國時期蔡元培的政治主張。

蔡元培(以下簡稱“蔡”)是將西方教育體系引入中國的第一人。在北大工作期間,他作為第一任教育總長身份倡導新文化運動,“在五四運動中支持學生的愛國活動,並以多種方式營救了被捕學生。在他被迫辭職之後,他去了法國和英國進行了幾次演講和學習之旅。九一八事變後,蔡提出呼籲抗日戰爭,主張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見 《蔡元培》)這時候的蔡展示出了他的政治主張,“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抗日”,即後來蔣介石的國共合作。甚至可以說,因為這一政治主張挽救了尚處於“星星之火”的共產黨力量,這也是蔡為什麽一直被中共高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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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教育的不足是失去大陸管轄權的根本問題嗎?

筆者通過許多信息的查考發現,在九一八事變中,提出國共合作的政治主張蔡可謂是第一人。不難否認的事實是,當時大敵當前,國民政府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究竟什麽樣的力量是真救國?當時的蔡是處於教育、軍、政三界舉足輕重的人物,蔡完全有能力了解共產主義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間的水火關系。蔡甚至可以通過教育的影響,引導各界和學生對共產主義的認知,而這些在當時的國民政府精英政治圈內尚未達成共識,這難道和主導教育的人沒有關系嗎?要知道“先生”一詞的意義,知識分子首先要像先知一樣警告社會、警告國家,這是在你還能發聲的情勢下,蔡是完全可以指出什麽樣的價值觀是中國的出路。直到國共內戰才意識到共產主義的本質。

筆者認為,與其說中共後來奪取政權是美國左翼為其背書、給他做大的機會,倒不如說,作為執掌國民政府教育大權的蔡元培,對於抵制中共意識形態(甚至可以視其為敵對力量)負有一定的責任!既然中共國內老知識分子承認國民黨對共產黨判斷失誤,反過來說,為什麽共產黨可以對國民黨判斷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任務就是消除世界上的共產主義,沒曾想到,中國在剛剛脫離皇權統治後,一股新興的共產主義就已經悄然以民主之名滲透到國民政府中去,可謂共產黨的完美犯罪再次在民國政府中隱匿,這也是為什麽毛澤東可以自信地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個“星星之火”豈不就是共產主義的鬼魅嗎?

我們再來深入分析蔡究竟有沒有能力影響中國未來走向?被中共國視為“國父”的孫中山於1912年讓位給軍事獨裁者總統袁世凱,蔡辭去他的職務,去了歐洲。這時候的蔡知道處境危險,但一直沒有放棄救國大計。“直到1916年。在此期間,蔡組織了一項學習計劃,其中2,000多名中國學生和勞工前往法國學習,並在學校工作。許多未來的中國領導人接受了該計劃的培訓,其中包括周恩來,他是在巴黎期間組織了最早的中國共產黨的人之一。”(見《百科全書》)記住,是誰組織培訓了共產黨?這似乎可以看得出,蔡不僅一次又一次拯救了共產黨,本質上就是培養了共產黨,這的確不為人所知。由於中共大外宣的長期掩蓋事實,導致中共國那些自命不凡的所謂高級知識分子對於真相的揭露嗤之以鼻,以為他們是歷史的見證人,就可以有話語權。其實中共很多隱匿的事,導致那些老知識分子成為井底之蛙,倒是十分可惜。因為我們中國人一直對中共存在誤判或認識不深刻,只是停留在可以理解的腐敗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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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成員,他的組織能力和善於偽裝能力遠超民國那些先生們的認知,蔡於1932年,“與宋慶齡和魯迅合作創立並組織了中國保護民權聯盟。而為與侵略日本人團夥作鬥爭而進行的愛國努力。”(見《中國文化網》)這個中國保護民權聯盟實質上就是共產黨組織之一,“1931年6月共產國際秘密工作人員牛蘭夫婦被捕及隨後被宋慶齡等人營救。”而就是宋慶齡營救的“牛蘭夫婦”成為該同盟盟員(見《維基百科》)。記住這一點很重要,是蔡元培、宋慶齡、魯迅等人創辦這個短暫的“民權同盟會”,目的是為了保護或掩蓋共產國際分支中國共產黨成員。這堪稱中共完美犯罪的歷史。

結論:習政撕裂北大“大學之精神”的遮羞布

在明白教育家蔡元培的一些活動軌跡後,對於明國政府興辦教育之事應該有更深層次的認識。當然,說到民國教育獨立、自由之精神,黎元洪是一個不可不說的人物。黎元洪祖籍安徽宿松縣人,甲午海戰北洋水軍軍官,艦船被擊沈後幸免於難。黎元洪於1913年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1915年12月袁世凱恢復帝制並在當月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黎元洪對此極為反感,憤然辭去所有職務,蔡元培也以辭職來抗議。1966年。袁世凱去世,黎元洪順位接替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從黎元洪反封建帝制來看,黎算為開明誌士。但在教育問題上,如何物色人選?依蔡元培的社會地位,當然不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

應該要肯定的是,黎元洪的開明可以從他興辦教育、物色人選上可見一斑。1912年。時任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副總統的黎元洪打破黨同伐異的用人陳規,擬任蔡元培為浙江省長,雖然此事亦未成,但黎元洪此時已經有組建“全民政府”之意。(見《黎元洪》)而蔡元培則擔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一職。在此職務期間,蔡元培擬定《學校系統令》,為中國教育制定了從小學到大學的一系列教學令,史稱中國第一套現代化西式教育的新學制為《壬子癸醜學制》,該學制涵蓋文理法學商業農工等各科教育,學科全面,註重科學和美育。尤其是商業類職業大學均有外國語,在當時引起很大反響,這無疑奠定了後來中共國的教育體系。因此,時隔多年,黎元洪在1916年興辦大學教育一事上,欣然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當然,此時的中國,教育界誰來主導,如筆者上述所言,在黎元洪眼裏,除了蔡元培難道還是梁啟超嗎?為什麽不是胡適呢?從各方面來說,以蔡的學識和具有的資源,作為清朝末最年輕的代狀元的他,似乎成了中共和國民黨兩派力量最合適的人選,沒有之一。當然,筆者認為蔡和胡適都是非常寶貴的愛國誌士,蔡後來大概再一次意識到局勢的危險,隨機離開了中國大陸,並於1940年3月5日病逝於香港,而沒有離開的胡適在文革中被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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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蔡元培治學以來,民國政府教育界為了追求一種獨立、自由之精神,從大學治理體制上進行了一次變革性的改變,即由“教授治學”改為“校長治學”。告別了民國大學教育啟蒙歷程,在治理學校的過程中逐漸削弱了類似於由教授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對教育話語權的壟斷,改由校長負責制。校長負責制的好處在於確保真正的教育家治學,而不是帶有個人色彩的教授們主導教育,學術自由因此反而得到了加強。但這一套體系在中共接管後,成為對學校最容易專政的工具,即拿下校長,還有反對聲音嗎?我們在了解了民國教育後,認為最可貴的一點是民國政府自黎元洪以來,一直沒有對學校進行意識形態管控的行政幹預,做到了相當大程度上的學術自由,這是中國人普遍肯定的一點,至於共產黨與民國政府在教育上的關系則鮮為人知。

可以說,中共自鄧小平到胡錦濤,一般都是完美欺騙利用了蔡元培這個金字招牌,樹立“偽北大精神”於不倒。而習近平政府偏偏“不吃這一套”,天堂之上的蔡元培“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共產黨教育界說話。這不,2017年1月26日,中共國大外宣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批判蔡元培為一名不切實際者,文中這樣說道:“蔡元培身上書生氣頗重,……他力推‘教育獨立’,卻一再碰壁,貌似功敗垂成”;這裏批判了蔡元培是一個書生意氣的不切實際者。說“他在最高學府踐行‘兼容並包’,效果彰顯,”卻是正中中共下懷,恰似這“兼容並包”,就魚龍混雜,混進去一批馬克思主義者。新華社接著說,“他治理北大,著力點本在學術,收益卻在社會政治方面,就初衷而言,或有“播下龍種,收獲跳蚤”之議”。這是作者引用德國詩人海涅的話,頗有意味,可謂印證了筆者前面所言,蔡元培親自培養了共產黨組織,而他的收獲卻只在臺灣實現。

如此說來,“跳蚤”自然是臺灣。奇怪的是,新華社為何要在習政時期批判蔡元培呢?大概還是蔡元培送給大陸的政治遺產負面清單裏面的“教育獨立”和“自由之思想”惹惱了習近平這個龍種?竟然批蔡為“理想與現實屢屢錯位,蔡元培艱難地遊走其間,卻韌性十足,始終不肯放棄自己的內心追求,為後代留下亦實亦虛、似真似幻的精神遺存。”這個“始終不肯放棄自己的內心追求”大概是謾罵蔡元培對中共拒不投降吧?因為蔡元培自1937年11月27日赴香港定居,同年9月22日,民國政府中央社播發《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宣言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這意味著北大推行的獨立之精神難以為繼。可謂就此結束了蔡元培的一生。

2021年3月23日傍晚寫於東亞

參考引用資料:
知乎
輔仁大學
蔡元培
百科全書
維基百科
黎元洪
新華社

免責申明:本文只代表作者觀點,與GNews網站無關。

校對: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東洋武士
責任編輯: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文小白
發布: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煙火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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