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票专栏】从新的角度看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

作者:三票先生Mr.3rights

维基百科对“文明”一词是这样解释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lis”,有“城市化”和“公民化”的含义,引申为“分工”“合作”,即人们和睦地生活于“社会集团”中的状态,也就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对“文化”一词是这样表述的:文化是由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首次使用拉丁文“cultura  animi”定义,原意是“灵魂的培养”,由此衍生为生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起跟自身生活相关的知识或经验,使其适应自然或周围的环境,是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环境及经济生产方式的人所形成的一种约定成俗的潜意识的外在表现;文化实际上包含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是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

由此可见文明和社会制度有关,是属于制度文化的一部分,有文化不一定有文明。那些玛雅历法、欧几里得几何、冶炼技术等科技范畴的事项属于物资文化,三大宗教等宗教事项应该属于精神文化,都是“文化”的范畴。这很好理解,科技就是工具,掌握在中共这样的坏人手里就是作恶的工具,一点谈不上文明。而象伊朗这样的邪恶国家信奉伊斯兰教,说明宗教也和文明没有必然关系。我们日常惯用的词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际应该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里“文明”一词被“文化”偷换了概念。用一个数学上的概念来比喻,文化是“标量”,而文明是“向量”或者“矢量”。

评价一个社会制度有很多种角度,从文明角度来评价,就只有民主、专制和介乎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威权三种,而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如何维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因此我们只有从这个维度来理解文明,才能准确地把握文明的本质。另外,如果只是在理论层面提出个人权利而没有相应的社会实践,比如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自从孟子提出后,从来没有实现过,那只是一种空想,这样的理论也只是属于学术研究层面,属于文化范畴。

人类社会第一次对维护个人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有系统表述并付诸实践的,当属1215年签署的英国《大宪章》,这是人类文明的起点。1215年《大宪章》最重要的条款是其第三十九条:“除非经过由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者是根据法律行事,否则任何自由的人,不应被拘留和囚禁,或被夺取财产、被放逐或被杀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限制国王(政府)权力保护个人自由、财产和生命权利的法律文件。1217年《大宪章》又增加了保护贵族财产、议会限制国王征税的条款。其后四百多年英国议会和国王的斗争不断,《大宪章》反复修改和颁布多次,逐步成为英国政体的基石。

2015年《大宪章》颁发800周年之际,1217年抄本的《大宪章》原件在全球巡回展览,中国也是展览地之一。但是展览地点两次变更,北京的展览地点从中国人民大学变成了英国驻华大使馆,上海的展览地点从观复博物馆变成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场地比原来缩小了很多倍。中共害怕人民知道英国人民早在800年前就有了那么多权利而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上演了一出叶公好龙的闹剧。

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1689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国王不得干涉法律,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人民有向国王请愿、佩带武器自卫、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等等。《权利法案》是《大宪章》之后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它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议会成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对王权(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使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君主立宪的宪政国家。《权利法案》是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宪法的前身。

伟大的变革必定伴随着伟大的理论的产生,在光荣革命的同时,1689年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发表了他的名著《政府论》,在书中它提出了“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的著名观点,主张政府只有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具有正当性,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如果缺乏了这种同意,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权利。他的思想实际产生在光荣革命之前,对促进光荣革命的发生和《权利法案》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他的理论影响了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以及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杰佛逊和麦迪逊等人,激励了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他被誉为古典自由主义之父。

受英国光荣革命、《权利法案》和洛克思想的影响,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于1748年发表了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他在洛克的分权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学说,三种权力互相分开、互相制衡、不可替代。”三权分立“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后来的《美国宪法》和《法国宪法》等民主国家的宪法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孟德斯鸠还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约束,他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禁止的事情,那他就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有这个权利”,这句话引申出了著名的“(公权)法无授权不可为,(私权)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著名法谚。

1775年4月19日,北美人民在著名的 “无代表,不纳税” 的口号声中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的代表签署《独立宣言》。我们永远记得《独立宣言》中那些脍炙人口的语句: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和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1787年美国制定了世界上首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规定了 “三权分立” 的联邦制体制,并在其后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了民众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请愿、持枪等权利。1863年11月19日,美国内战之后,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发表了名垂青史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强调美国建立的政府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

中国人常说我们是文明古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就算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三千五百年,经常被拿出来炫耀的有青铜器四大发明、儒家文化等等。但如果按照“文明”和“文化”的概念来看,这些都属于“文化”而不是“文明”。中国自秦始皇开始一直是中央集权政体,施行的是商鞅的霸道和驭民五术,维护皇权,限制民权。有人说商鞅属于法家,我们也有法,但是此法非彼法,西方的法是国王和平民都要守同样的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王总统也不例外,而中国的法对民不对君,没有约束皇帝的法律,甚至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官员和平民的法都不一样。可以说中国三千五百年的历史只有文化没有文明,而且几乎处于一片黑暗之中。

我们常引以为傲并向全世界推广的儒家文化,只是皇帝用来维护民间和官场秩序而已,就连这个也被阉割了。儒家文化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原意是:君要有做君的样子,臣要有做臣的样子,父要有做父的样子,子要有做子的样子,各有各自的行为规范。《孟子》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父母;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仇寇。还是有些平等概念的。到了汉代大儒董仲舒那里,就演变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到了宋明理学,干脆就“存天理灭人欲”了。殊不知“天”字去掉“人”就变成了“二”,没有人欲哪有天理?不都成了二货了吗?到了清朝,皇阿玛索性集皇权和道统于一身,君言就是道行,皇帝有解释儒家经典的权力,于是儒家经典又被曲解成“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官大一级压死人”,剩下的只有君权官权,哪里还有半点人权民权。

有人说我们还有道教和佛教,这些和儒家文化一样都属于“文化”的范畴,谈不上“制度文明”的实践。中国人得意时尚儒,失意时问道,最后逃避成佛,儒道释用于修身齐家尚可,真正治国平天下,用的都是商鞅的霸道和驭民五术。儒道释只是面对霸道而不得已的精神出路而已。

清末清廷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搞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晚清中兴名臣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保留中国的制度学习西方的技术,从我们对文明的维度看只是学了西方的文化而不是文明。1905年清廷派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的宪政,半年后回来得出的结论是“立宪利于国利于民不利于官”,于是“清廷立宪”搞出了换汤不换药的“皇族内阁”,终招致辛亥革命结束清廷。

辛亥革命后,中国曾有过几次宪政民主的努力。宋教仁改组国民党在民国议会选举中获胜,中国有可能走“责任内阁制”的宪政道路,可惜他于1913年被暗杀。其后陈炯明提出“联省自治”的模式并率先在广东实施,中国有可能走联邦制的宪政道路,但他不见容于具有独裁思想的孙中山而兵败流亡。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也就是民主和科学。从这个口号中就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重要缺陷就是没有提到个人权利。没有个人权利谈何民主!所以“五四运动”只是一次不彻底的思想启蒙而谈不上文明实践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设想,也因为日本人的入侵和共产红魔的扩张在中国大陆沉沙折戟,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在台湾开花结果。而中国大陆则惨遭共产极权的蹂躏。

到了红朝,极权到了极致。不仅没有三权分立,反而将立法、行政、司法、选举、监察、财产、军警、思想、媒体、社团十权一统统于一党。有人说中共也有宪法,我们看看中共的宪法是个什么货色。1954年中共第一部宪法通过后,中共党魁毛泽东在中共的一次内部讲话中说:“没有宪法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得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地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由此可见,中共的宪法就是一块遮羞布,到了82宪法,干脆在宪法序言和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共的领导地位,连这块遮羞布也不要了,直接裸奔。到了2018年,习近平悍然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使终生制成为可能,干脆连党都成了摆设,直接开历史倒车回到帝制!在21世纪时代,一个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居然恢复帝制,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耻辱,更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历史走到今天,2020年6月4日郭文贵先生领导的新中国联邦登上历史舞台,《新中国联邦宣言》正式发布。《新中国联邦宣言》及其附件秉承了《大宪章》、《权利法案》和《独立宣言》的宪政民主思想,明确提出未来新中国联邦实行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宪政民主政体,用法律保障新中国联邦人的信仰自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财产权、选举权等基本人权,传承中华文化引入世界文明。中国的出路在于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相结合,既有精神文化又有制度文明,这就是郭文贵先生倡导的正道主义正道主义将带给新中国联邦人信仰、正义、良知、宪政和尊严,新中国联邦将解救中国人民于中共的专制黑暗之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人类文明的曙光。正像郭文贵先生在歌中唱到的:新中国联邦人永不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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