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女性是中共国的受害者和抵抗力量

翻译:洛杉矶天使农场-烟波浩淼
校对:洛杉矶天使农场-雨山溪桥客
审核:洛杉矶天使农场-V

中共国政府可能很快就会后悔选择镇压新疆穆斯林妇女。

最上一排从左起是在荷兰的阿西耶·阿卜杜拉赫德(Asiye Abdulahed),在挪威的米赫里古尔·莫萨(Mihrigul Mosa)和在弗吉尼亚的古尔切赫拉·胡佳(Gulchehra Hoja)。 最下面一排从左起是在弗吉尼亚州的祖巴伊拉·沙姆塞登(Zubayra Shamseden),古尔鲁伊·阿斯卡尔(Gulruy Asqar)和祖姆雷特·达乌特(Zumret Dawut)

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运动是残酷的,即使以最恶劣的独裁政权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至少自2017年以来,中共的政策包括大规模拘留约100万少数民族成员、广泛监视、涉嫌强迫劳动、强迫堕胎和绝育、破坏祈祷场所和少数民族社区以及亵渎墓地。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卸任前的一月份,将中共国对待维吾尔人的做法称为种族灭绝。中共说,在近几十年来该地区零星发生暴力事件之后,中共国的这场运动是对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合法推动。

女性发现自己成了中共一些最残酷策略的目标。去年,研究人员阿德里安·泽兹(Adrian Zenz)发现,该地区投入了3700万美元用于强制绝育和植入宫内节育器的项目,旨在大幅降低出生率,与全国4.2%的出生率相比,新疆2019年的出生率下降了24%。

但妇女也一直是维吾尔族自由和自我赋权的最猛烈的斗士。在过去的一年里,越来越多设法逃离中共国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妇女站出来讲述她们的经历,尽管中共国家安全部门威胁她们和她们在新疆的家人。2019年,一名维吾尔族妇女阿西耶·阿卜杜拉(Asiye Abdulahed)透露了第一批记录难民营存在的秘密文件,此举造成了对她和她家人的巨大威胁。

除了公开分享令人痛心的报道外,新疆妇女还利用她们的职业,无论是新闻、法律、文学还是艺术,为她们的反抗提供动力。“我认为,事实上,维吾尔族妇女在这场种族灭绝中是最脆弱的,”华盛顿维吾尔族律师雷汉·阿萨特(Rayhan Asat)说,她正在为在新疆被拘留的哥哥埃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获释而奔走。“他们的身体自主权因性行为、医疗手段和强迫劳动而受到侵犯。”

关于照片:由于中共病毒的旅行限制,摄影师偌克斯·坡普(Roxi Pop)通过WhatsApp指导远程摄影会议,指导妇女的家庭成员(通常是她们的孩子)在世界各地的家中为维吾尔族妇女拍照。许多人不想透露他们的确切位置或他们孩子的名字。

妇女们在美国国会和联合国作证,并接受媒体采访,包括分享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的可怕细节。他们的证词为维吾尔事业赢得了支持,并引发了对中共的一些反击。去年,美国颁布了一项法律,制裁负责新疆政策的中共国官员,此后开始禁止进口据信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包括棉花和西红柿。以德国为首的39个国家在2020年10月谴责中共的新疆政策,尽管具体措施尚未采取。维权组织呼吁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会,其中包括中共国对待维吾尔族人的问题。

阿萨特继续说:“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我们看到幸存者和所有这些拥护者如此激烈地为他们所爱的人而战。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但同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故事,妇女从强加给她们和她们身体自主权的这种国家认可的恐怖的政府那里夺回了她们的权力、机构和声音。”

华盛顿律师雷汉·阿萨特(Rayhan Asat)站在她的哥哥埃克帕·阿萨特(Ekpar Asat)的照片旁边,他被拘留在新疆。 照片由雷汉·阿萨特提供。

中共对新疆妇女的伤害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超越苦难。妇女是中共国镇压和新疆危机的主要受害者;她们也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有助于确定世界对这两者的理解。

古尔鲁伊·阿斯卡尔(Gilroy Asqar),2月25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公寓中,照片由她的女儿拍摄

2016年秋天,古尔鲁伊·阿斯卡尔(Gulruy Asqar)在田纳西州孟菲斯(Memphis)担任二年级教师,当时她收到了家人在新疆被拘留的消息。同年11月,她电汇了家住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侄子埃克拉姆·亚尔木海默德(Ekram Yarmuhemmed)从他那里借来的相当于1万美元的款项,此款是当初借来帮助支付她自己在美国的房贷。在亚尔木海默德确认收到这笔还款后不久,就被带走,据称是为了调查。几个月后,亚尔木海默德的兄弟贝赫拉姆(Behram)也被拘留。

阿斯卡尔本来打算在美国公开她侄子失踪的消息。她的妹夫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被拘留。但她通过Skype和中共国应用程序微信与母亲保持联系,母亲坚持要她保持沉默,不要让事情变得更糟。

阿斯卡尔谈到维吾尔人时说:“我们有一种‘学会无奈’的心态。” 她说,几十年来对和平抗议活动的反复镇压,导致父母教会了孩子什么都不要做。但是母亲的沉默是以她的健康为代价的。她开始出现失眠和持续的胃痛,医生无法将其归咎于压力以外的任何事情。在学校的一次评估后会议上,她哭了起来。

回到新疆后,情况只会越来越糟。2018年4月,阿斯卡尔与母亲失去了联系。数千次的Skype电话无人接听。她的哥哥,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在2019年1月被拘留。在与家人联系不上的几个月后,阿斯卡尔的一位近亲在微信上加了她,传达了一条简短的信息:“家里的每个男人都走了。”

阿斯卡尔说:“痛苦变得很大。” 在她极度绝望的时刻,2009年的女性抗议者(当时乌鲁木齐被致命的民族冲突所震撼)提供了一种基于行动的替代模式。她说:“那些女性在那个混乱、压迫的环境中站了起来,她们给我上了一课:只要有压迫,就会有抵抗。”

阿斯卡尔告诉她的丈夫,觉得继续像个懦夫一样生活是不对的。她说:“我说,我们沉默了两年,是时候醒过来了,我们需要找到记者。”

9月1日,女儿拍摄的古尔切赫拉·胡佳(Gulchehra Hoja)在她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家中

阿斯卡尔首先联系到的是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古尔切赫拉·胡佳。胡佳本身是维吾尔族人,从新疆镇压的早期阶段就开始报道了。2014年中共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维吾尔族分裂分子发动恐怖袭击后访问该地区,中共国政府加大了镇压力度。2017年,习近平下令在新疆周围竖起一道 “钢铁之墙”。他的设想由中共陈老板进一步实施,陈全国在西藏任职后于2016年8月掌管新疆。陈全国被认为是当前镇压的主要设计师,包括收容营网络。

2018年1月,胡佳发表了对集中营幸存者奥木尔别克·艾力(Omurbek Eli)的首次众所周知的采访。这是新疆叙事的一个分水岭,证实了在此之前对中共政策的主要怀疑。但这是有代价的。

采访出来的那天,胡佳与她在新疆的所有家人失去了联系。她打了无数电话,但没人接听。几天后,她接到一个在美国的维吾尔族学生的电话,该学生的父母是胡佳父母的邻居。

左:1993年,古尔切赫拉·胡佳在新疆电视台节目中。中:2001年6月,胡佳和她的母亲、父亲、弟弟在乌鲁木齐拍摄的全家福。右图:2001年6月,胡佳与母亲、父亲和弟弟在乌鲁木齐的全家福。2005年,胡佳离开后在乌鲁木齐的全家福。她说:”我父亲的头发在我离开后的几年里就变成了纯白色”。照片由古尔切赫拉·胡佳提供

为了安全起见,这名学生保持匿名说:“姐姐,你知道你的父母和其他20多个亲戚被抓走了,都是因为你才被抓的吗?”

胡佳形容,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是她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她感到压力很大,要在工作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之间做出选择。后来,她发现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些同事也有亲人在集中营,但一直保持沉默,希望情况能有所改善。胡佳很清楚,沉默已经不是一种选择。

她说:“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有恐惧。” 我想,“好吧,那么。我有自己的故事要讲。”

她开始全力以赴为家人争取支持。2018年7月,她在美国国会作证,为其他维吾尔人树立了榜样,他们的故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开始流传。一个接一个,胡佳开始听到她的亲属被从集中营释放的消息。现在,她偶尔可以和母亲说话,但老太太每次接到女儿的电话都必须通知新疆警方。2020年5月,胡佳被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授予 “新闻勇气奖”。

阿斯卡尔决定向记者倾诉也同样成功。在一些国际出版物上出现了关于她失踪家人的报道后,一位亲戚在微信上联系了她。

“你有关于你在医院的孩子的好消息吗?” 阿斯卡尔问道,这是她与被囚禁的侄子们的代号。这时她才知道有一个侄子已经从集中营里被释放了。她的哥哥几个月后也被释放了。埃克拉姆和她的姐夫仍然被拘留。

索菲亚要求使用化名,她的画作描绘了新疆一个集中营内的场景

集中营内发生的事情是很难描述的。索菲亚是2018年底逃离中共国的新疆女子,她要求不透露真实姓名,因为她的居留身份目前正在她现在的居住国处理中。索菲亚2018年在乌鲁木齐的一个集中营地被拘留了6个半月,官方理由是她曾出国旅行。国际旅行是新疆少数民族报告被拘留的几个看似随意的理由之一。其他的原因包括:有亲戚在国外;手机上有被禁止的应用程序,如WhatsApp;或祈祷。

在获释后的几个星期里,索菲亚很难开口说话,无法直视别人的眼睛,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离开新疆。不过,她还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她开始画画。她那令人心酸的铅笔画展示了集中营内的场景:带着镣铐被拘留的人们,在集中营的院子里排着长长的队伍出来见太阳,女人们在有监控摄像头的浴室里洗澡,每周接受一次身体检查,或者接受不明注射,索菲亚说,这种注射会让她们的月经停止。

集中营内的生活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早晨会先进行牢房检查,期间20多岁的女性必须向看守敬礼,高喊 “习近平万岁!”。之后,她们会在脏兮兮的床垫上坐两个小时,腰板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直到上课开始为止。一些被拘留者学习普通话,另一些人则接受政治灌输。饭菜是用脏兮兮的塑料碗盛的馒头和菜汤。索菲亚给我看了一张1800元人民币(约合276美元)的收据,这是她获释后需要支付的集中营里的伙食费。

2018年在乌鲁木齐一个集中营内呆了两个月的维吾尔族女商人祖姆雷特·达乌特说,殴打是经常发生的。如果被拘留者被认为有宗教信仰,如果他们顶嘴,甚至如果他们做了一些小的善意行为,就会发生这些事件。一天晚上,达乌特与一位老妇人分享她的面包,老妇人说自己患有糖尿病,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第二天,达乌特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突然,两个警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重重地打了达乌特。她呼唤真主。一个看守说:“如果你们的真主这么伟大,就叫他吧, 让他来救你。”达乌特说,她被打后,警卫给她吃了镇静药。她被告知她得了 “一级病”,被感染了 “宗教病毒”。

2020年10月9日,她的儿子丹麦·伊姆兰(Danish Imran)拍摄于的祖姆雷特·达乌特(Zumret Dawut)在她位于弗吉尼亚州伍德布里奇的家外面

2018年5月,在她的丈夫(巴基斯坦公民)向巴基斯坦驻北京大使馆、新疆的国家安全官员恳求后,并最终威胁要与一名外国记者通话后,达乌特被释放。2019年1月,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被允许离开中共国前往巴基斯坦,最终从那里迁往了美国。

达乌特说,在离开之前,她被迫接受了绝育手术。据报道,新疆当局说,因为她已经有三个孩子,所以不允许她再生育。乌鲁木齐当地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没有回答《外交政策》就达乌特的说法发出的传真问题。

由于中共国禁止外国记者和外交官自由进入集中营,达乌特和其他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词无法得到独立核实。然而,这些妇女的故事与其他幸存者的证词一致,也与新疆旨在降低出生率和清除中共国所谓的 “意识形态病毒 ”的政策一致。

中共强烈否认这些指控。新疆自治区政府副发言人徐贵祥1月11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关强迫植入宫内节育器、绝育和堕胎的报道 “是带有恶意的可耻言论”。

徐说:“各族人民自主选择安全、有效、适当的节育措施。该地区没有出现这样的‘强制绝育’问题。”

然而,根据妇女的证词,可能是由地方当局入侵她们的身体,地方当局根据模糊的政策,利用胁迫手段迫使她们遵守规定。这就是新疆北部一名哈萨克妇女古尔齐亚·莫根(Gulziya Moggin)的情况,她曾移居哈萨克斯坦并在哈萨克斯坦结婚。2017年9月,她回到新疆家乡探亲。当地警方要求她带着孩子们一起作返乡登记,这时他们没收了她的证件。那年12月25日,警察在午夜时分在她家中带她到医院接受医学检查,这通常是将妇女带到营地的第一步。在医学检查时,他们发现莫根怀孕了。

莫根说,当局花了数周时间向她施压,要求她堕胎。她拒绝了,因此2018年1月,她和哥哥一起被召到当地政府办公室。官员告诉她,如果她没有堕胎,她哥哥将被追究责任。她默许了。几个月后,丈夫要求哈萨克斯坦政府干预后,她被允许返回哈萨克斯坦。后来,她得知哥哥无论如何都被带到营地,在那里他被关押了大约一年。

新疆妇女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共的压力,要求她们参加同化运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佳记得,她在乌鲁木齐担任新疆电视台记者时,政府要求她制作节目,鼓励维吾尔族家长送孩子到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将被专门用普通话的教学。

政策逐渐收紧。2011年,新疆启动“美丽工程”活动,要求女性不要再戴面纱和穿传统长裙等。

华盛顿非营利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中国外展协调员祖巴伊拉·沙姆塞登(Zubayra Shamseden)说:“中共国政府试图洗脑维吾尔族妇女,说如果你头发编成辫子,或者留长发,你就落后了;如果你戴面纱或头巾,那就意味着你是一个极端主义者。”

祖巴伊拉·萨姆塞登(Zubayra Shamseden),在一幅描绘她在新疆的家园风景的绘画前,由女儿穆纳瓦·阿卜杜拉(Munawwar Abdulla)拍摄于2020年5月26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家中。

她说,政府的目标是“彻底再造维吾尔族女性”,以开启更高水平的维吾尔族同化。“他们想摆脱维吾尔文化认同,以及维吾尔族妇女的维吾尔性。”

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妇女强迫和汉族男子结婚的报道。当地官员可能会向妇女提供一笔交易:与一名汉族男子结婚以换取一个兄弟或一个父亲被释放。另一项对妇女生活产生深刻干扰的政策是“配对并成为家庭”计划,已有100多万汉族官员搬进了少数民族家庭。一个常见的场景是,一个维吾尔族家庭的父亲被拘留,而一名汉族男子与维吾尔妇女和儿童住在一起。中共方面形容这个项目是成功的。

胡佳说,从新疆政策千变万化的政策表明,少数民族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破坏,从童年开始,女孩与家庭分离,被送到寄宿学校,进入婚姻生活,直至老年。即使死亡了,女人也无法安息。在挖掘一些墓地时,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遗体已被移走。

那么在这些压迫之下,新疆妇女从哪里汲取力量站起来反击呢?

律师阿萨特认为这是一个综合因素。首先,与其他主要穆斯林文化相比,宗教在城市维吾尔族家庭中的地位并没有那么突出,这有助于使妇女与男性平等。

她说:“维吾尔族女性在历史上就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中,甚至在家里都扮演了领导角色。在家庭中,如果不是比男性有更强的话语权,起码女性一直都是有话语权。维吾尔族母亲们也确保这就是他们传承给下一代的文化。”

由于许多男子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工厂或在其他形式的拘留中,新疆妇女被推到了前台,为家庭而战。阿萨特说:“爱给了他们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威权国家对抗所需的勇气。”

妇女在战斗中所消耗的精力,是通过家人和陌生人的鼓励而回到她们身上的。受到女抗议者启发的教师阿斯卡尔在2019年黑暗的日子里,得知母亲去世,得到了自己双胞胎女儿的慰藉。她在失眠的夜晚写的诗引起了维吾尔族的共鸣;积极的反馈给了阿斯卡尔一种自我实现的感觉

对许多接受本篇报道采访的女性来说,新疆镇压事件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它似乎旨在加速政府主导的同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仅仅是传承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就成了一种抵抗行为。

2020年9月25日,在挪威卑尔根的公寓里,丈夫阿不都韦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拍摄的米热古尔·莫萨 (Mihrigul Mosa)与女儿麦苏德·韦力(Mesude Weli)和维吾尔耶·韦力(Uyghuriye Weli )在一起。

每次送7岁的女儿维吾尔耶·韦力上学,米热古尔·莫萨都会给她讲一个关于维吾尔文化的故事。女孩已经习惯了把鸽子叫作 “维吾尔鸟”,把维吾尔家庭传统上用来制作果酱的灌木玫瑰叫作 “维吾尔花”。莫萨、她的丈夫和两个女儿住在挪威卑尔根。他们已经三年多没能与新疆的家人联系。断绝的家庭关系给孩子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有一次,莫萨接到了韦力班主任的电话,因为这个女孩担心她的奶奶会在她再见到她之前死去而开始哭泣。

女孩们的传承既包含了分离的痛苦,也包含了表达自己文化所带来的力量。她的母亲说,韦力最开心的时候是在周日的维吾尔学校唱歌跳舞的时候。他们家是多语言家庭,但在家里,每个人都说维吾尔语。

莫萨说她的女儿使用母语,“我希望她喜欢它,学会并保留它,有一天,如果我回不去了,但她有机会回到我的家乡的话,她会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来会话,与她的根交流。”

西米娜·米斯崔安努(Simina Mistreanu)是驻北京记者(推特:@SiminaMistreanu).
偌克斯·坡普(Roxi Pop)是一名自由摄影师,常驻比利时安特卫普。
迪纳拉·萨利耶娃(Dinara Saliyeva)提供了报道。

原文作者:西米娜·米斯特雷努(SIMINA MISTREANU)
发布时间:2021年3月12日,下午4:10
原文链接: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12/uyghur-women-are-chinas-victims-and-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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