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间谍偷取病毒事发,暴露中共政府生物战邪恶计划

2019年3月,一批来自加拿大温尼伯实验室(NML)的剧毒病毒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神秘事件之后最终抵达中国。这一事件引发了生物战专家质疑加拿大为何向中国发送致命病毒的重大丑闻。来自NML的科学家说,这些高致死性病毒是一种潜在的生物武器。

经过调查,这起事件被追查到在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特工,也可称之为生物间谍。4个月后的2019年7月,一批中国病毒学家被强行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带走。加拿大温尼伯实验室是加拿大唯一的4级设施,也是北美仅有的少数几个具备处理世界上最致命疾病的设施之一,包括埃博拉、非典、冠状病毒等。

NML科学家邱香果与她的丈夫以及她的研究小组成员一起被带离加拿大实验室,邱香果被认为是中国生物战特工。 邱是加拿大NML特别病原体计划疫苗开发和抗病毒治疗部门的负责人。

邱香果出生于天津,1985年在中国河北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96年赴加拿大攻读研究生。后来,她隶属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和温尼伯曼尼托巴大学儿科和儿童健康系,没有从事病原体研究。但是自2006年以来,她忽然改变了她的研究方向,开始研究加拿大NML中的强大病毒。2014年,她对从NML运往中国的病毒进行了研究,例如:马丘波病毒、朱宁病毒、裂谷热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和亨德拉病毒。

邱香果与另一位中国科学家程克定结婚,程克定也隶属于国家海洋实验室,特别“科技核心”。程主要是一位细菌学家,后来也转向了病毒学。这对夫妇负责从许多与中国生物战计划有直接关系的中国科学机构的学生那里渗透到加拿大的NML中,其中包括许多中国人,这些机构有:

长春市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

成都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省中科院武汉病毒学研究所

北京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上述四个中国生物战设施均在埃博拉病毒的背景下与邱香果合作,军事兽医研究所也加入了裂谷热病毒的研究,而微生物学研究所则加入了马尔堡病毒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后一项研究中使用的药物Favipiravir早前已被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成功测试,名称为JK-05(最初是2006年在中国注册的日本专利),对抗埃博拉病毒和其他病毒。但是,邱香果的研究在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马尔堡病毒或裂谷热病毒的情况下,对中国生物武器的发展具有更先进的意义。

目前,加拿大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有很多问题没有查证。比如2006年至2018年是否曾以某种方式向中国运送其他病毒或其他必要制剂。

邱香果曾于2018年与美国马里兰州美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三名科学家合作,研究猴子体内两种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的暴露后免疫治疗;这项研究得到了美国国防部的支持。

邱香果在2017-18学年至少五次前往上述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即P4实验室,该实验室于2017年1月通过了BSL4认证。此外,2017年8月,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批准在武汉开展涉及埃博拉、尼帕和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的研究活动。巧合的是,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距离被称为武汉冠状病毒的冠状病毒爆发的震中华南海鲜市场仅20公里。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位于中国军事设施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与中国的生物战计划有关。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符合生物安全4级(BSL-4)标准的实验室,有着最高处理生物危害水平,意味着它将有资格处理最危险的病原体。

吴桂珍在《生物安全与健康》杂志上写道,2018年1月,该实验室开始运作,用于对BSL-4病原体进行全球实验。吴桂珍写道,2004年非典实验室泄漏事件发生后,原中国卫生部启动了非典、冠状病毒、流感大流行病毒等高水平病原体保存实验室的建设。

武汉研究所过去研究过冠状病毒,包括引起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H5N1流感病毒、日本脑炎和登革热的病毒株。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还研究了引起炭疽病的病菌,炭疽病是一种曾在俄罗斯开发的生物制剂。

研究过中国生物战的以色列前军事情报官员丹尼·肖汉姆说:“研究所已经研究过冠状病毒(特别是非典病毒),很可能就保存在这里。”。他说。“非典型肺炎一般被纳入中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并在若干相关设施中得到处理。”乔治敦大学神经学教授、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生物战高级研究员詹姆斯·乔达诺(James Giordano)表示,中国在生物科学方面的投资不断增长,围绕着基因编辑和其他尖端技术以及政府和学术界之间的融合,更为宽松的道德规范提高进化了这种病原体被武器化的幽灵。这可能意味着一种攻击性的药剂,或者是一种改良的细菌,只有中国有治疗或疫苗。他说:“这本身不是战争。“但它所做的是利用作为全球救星的能力,然后创造出宏观和微观经济以及生物能源依赖的不同层次。”

Bar Ilan的Begin Sadat战略研究中心的肖翰姆Shoham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称,40多家中国工厂参与了生物武器生产。

肖汉姆在接受《国家邮报》采访时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际上开发了一种埃博拉药物,名为JK-05,但很少有人透露它或国防设施拥有埃博拉病毒,这促使人们猜测它的埃博拉细胞是中国生物战武库的一部分。

埃博拉被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列为“a级”生物恐怖剂,这意味着它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会导致高死亡率和“可能引起恐慌”。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将尼帕列为C类物质,一种致命的新出现的病原体,可以被设计成大量的病毒传播。

中国的生物战计划正处于研发、生产和武器化能力的高级阶段。据信,该公司目前的库存包括全系列传统化学和生物制剂,以及各种运载系统,包括炮弹、航空炸弹、喷雾器和短程弹道导弹。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研究生物学的军事应用,并寻找与其他学科(包括脑科学、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有希望的交叉点。2016年以来,中共中央军委先后资助了军事脑科学、先进仿生系统、生物仿生材料、人的性能提升和“新概念”生物技术等项目。

2016年,AMMS的一位博士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人因绩效提升技术评价研究》,将CRISPR-CA描述为可能提升部队战斗力的三大主要技术之一。这项支持性研究着眼于莫达非尼药物的有效性,该药物在增强认知能力方面有应用;以及经颅磁刺激(一种大脑刺激),同时也认为CRISPR-Cas的“巨大潜力”是“中国应该“掌握主动权”的军事威慑技术”正在开发中。

2016年,由于基因信息潜在的战略价值,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基因库,计划成为全球最大的此类数据存储库。旨在“开发利用我国宝贵的遗传资源,保障生物信息学国家安全,增强我国在生物技术战争领域抢占战略制高点的能力”。中国军方对生物学这一新兴战争领域的兴趣,是由那些谈论潜在“基因武器”和“不流血胜利”可能性的战略家们引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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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发现是2012年6月13日,埃及病毒学家阿里·穆罕默德·扎基博士从沙特一名病人的肺部分离并鉴定出一种以前未知的冠状病毒。在常规诊断未能确定病因后,扎基联系了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医学中心(EMC)的主要病毒学家罗恩·福基尔(Ron Fouchier)寻求建议。

福基尔Fouchier从扎基寄来的样本中对病毒进行了测序。使用广谱“泛冠状病毒”实时聚合酶链反应(RT-PCR)方法检测已知感染人类的一些冠状病毒的特征。这个冠状病毒样本随后由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的科学主任弗兰克·普卢默博士直接从福基尔Fouchier那里获得,后来,这种病毒被中国特工或者说生物间谍从加拿大实验室偷走。

原文链接

翻译报道: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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