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票专栏】 《商君书》选读(5)连坐与告密

作者:三票先生Mr.3rights

原文: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讼,很刚之民不斗,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选自《商君书·垦令第二》)

译文:用重刑而且建立连坐制度,这样心浮气躁的人就不敢嚷嚷,凶狠强悍的人就不敢争斗,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奢侈浪费的人也不敢挥霍,心怀叵测的人就不敢生变。

原文: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选自《商君书》禁使第二十四)

译文:利害不同,才是君王实行连坐的根据。好的统治,夫妻、朋友都不能互相包庇掩盖罪恶,不能因为是亲人就(替他隐瞒)不伤害他,民众不得互相隐瞒罪行。

解读:商鞅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开提出连坐制度。商鞅把民众组成小的单位,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如果其中一家违反商鞅定的法令,那么除了该家全家受罚外,其余几家均受罚,这就是连坐。要想免于处罚就得提前举报。前线的将士如果打败仗或者投降,后方的亲属跟着受处罚。商鞅的做法破坏了民间朴素的邻里关系以及家庭伦理关系,破坏了战争伦理,民众除了自己谨慎不违法,还得盯着家人和周围邻居不犯法,一有疑惑为了保护自己就告密,让民众互相提防,民间由互爱模式变成了互害模式,统治阶级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将士就得拼死打仗,秦军变成虎狼之师横扫天下,成了统治阶级对外扩张的炮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的连坐政策第一个受害的就是他自己。秦惠文王上台后通缉抓捕商鞅,商鞅四处逃亡,夜里要住旅店但不敢出示身份证件,店主说:商君有令住店需要身份证件,否则属于违法全村都得连坐受罚。致使商鞅无处藏身,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由来。秦惠文王抓捕了商鞅后,除了将他本人五马分尸外,还用商鞅自己制定的连坐的法律杀了他的全家。

按商鞅的连坐法律,犯了重罪的人除了杀其本人全家外,还要灭三族,就是父亲家族、母亲家族和妻子家族。早在夏启商汤之时就有“罪人以族”的说法,就是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是最早的灭族的记载。商鞅之前秦国已经有了灭三族的做法,但是明文写成法律的是从商鞅开始的,商鞅正式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灭族的刑罚。商鞅之后秦国的法律更加严酷,从灭三族发展到了灭七族,刺杀秦王的荆轲就遭到了灭七族的酷刑。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后继承了秦国的刑罚,秦朝著名的丞相李斯就遭到了灭三族的刑罚。到隋炀帝杨广时代,灭族的刑罚扩大到灭九族,这就是成语“株连九族”的由来。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篡位后要大儒方孝孺给他写即位诏书,方孝孺拒绝为他站台,遭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灭十族的处罚,第十族就是方孝孺的学生弟子。

告密是连坐的孪生兄弟,自商鞅起,伴随着连坐刑罚的是中国系统性的告密文化的兴起,以国家机器为名用法律公开地系统性地奖励告密。汉武帝因为穷兵黩武国库空虚,他颁布了“算缗(min)令”征收富商的财富,还鼓励民众告密民间隐匿财富者,告密者可奖得财富的一半,致使告密者络绎不绝。此举不仅毁坏了民间商贸业,而且毁坏了民风毁坏了诚信,很多人不务正业专门靠告密谋财。唐武则天将中国的告密文化推向了又一个顶峰,她因为篡了李唐政权,名不正言不顺,为了堵住反对她的悠悠天下之嘴,专门设立一个叫“铜匦(gui)”的器具,类似于现在的举报箱,而且还颁布诏书鼓励告密,不管告密是否属实,均可受到朝廷隆重接待,还可以升官发财,于是天下兴起告密之风,酷吏横行。明朝时期专门设立了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专门刺探情报,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接受并奖励告密。清朝时期设立了密折制度,皇帝给一些大臣以密折奏事之权,也就是秘密上奏,实际就是告密。是否有密折奏事之权成了官员身份的一个象征。

到了中共红朝时期,连坐和告密被发挥到了极致。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高官顾顺章叛变,中共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带领中共特工将顾顺章全家,连同佣人、司机甚至偶然到访的朋友共47人勒死并埋尸。中共建政后将中共不满的人打成“地富反坏右”,其子女亲属均受牵连,在升学、就业、婚姻等方面均受到很大影响,波及上亿人,造成了几代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痕。后来连坐的不仅是家人族人,还扩展到门生故吏,文革时期打倒刘少奇,除了刘的所有亲属受株连外,刘少奇一案牵连的官员多达数万人。至今中共中纪委办案,几乎都是先从被调查人的家属、下属下手,中共往往拿家属的安全逼迫当事人屈服认罪。中共在处理上访或者法轮功事宜时,除了迫害当事人,还威胁当事人的亲属,如果不能劝说当事人放弃和配合,就威胁解除其亲属的工作。中共胁迫郭文贵先生采用的也是连坐的手法,将其家人、员工拘禁并酷刑折磨,郭先生的母亲就是这样被迫害折磨致死。很多海外华人之所以不敢参加爆料革命,或者参加了爆料革命但不敢露脸,就是因为担心中共的连坐会连累国内的亲友家人。

中共的告密文化由来已久,在中共初期的“AB团”事件和延安整风时期就已经盛行。延安时期毛为了打击王明张国焘和周恩来,争取中共盟主地位,重用酷吏康生,用残酷的刑罚逼迫并鼓励党内互相告密和揭发。篡政初期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告密高岗,致使高岗遭到整肃而邓陈得以高升。反右时期知识分子之间互相告密,最著名有胡风和著名作家舒芜之间的互相告密和揭发,还有吴晗告密大右派章伯钧和罗隆基,吴晗为此升官为北京市副市长,但是在文革时期受迫害自杀身亡。文革时期中共将全民卷入到阶级斗争的绞肉机中,告密之风蔓延到全社会,中共甚至鼓励大义灭亲,造成夫妻揭发父子反目等违背人伦天理的现象,最著名的有16岁的红卫兵张红兵伙同其父亲张月升举报母亲方忠谋,他第二天目睹母亲被判处死刑拉向刑场,上演了一场人伦惨剧。1986年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向邓小平举报方励之,致使方被整肃而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1987年中共整肃胡耀邦时,被胡一手提拔的下属王兆国反戈一击揭发胡。8964后,尤其是习近平掌权后,中共为了管控大学师生的思想,在大学生中暗中培养了众多眼线,中共称之为“学生信息员”,举报学生中的异端思想,甚至举报教师,众多大学的教师因为没有完全按照中共规定的内容讲课遭学生举报而被开除。最近这股风甚至蔓延到了中学。

因商鞅的连坐和告密,中国社会自商鞅的秦帝国到共产红朝2300多年,官场的大小官吏,民间上至知识分子教授科学家,下至莘莘学子贩夫走卒,告密成风,人伦尽失,整个社会在互害模式下运行。商鞅是一个该被历史诅咒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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