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谎言的红歌(系列)—— 《翻身农奴把歌唱》之“农奴”存在之迷

作者: Vera 校对/发稿人: Ting Guo

图片摄影: Tashi Namgyal

1958年12月,21岁的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完成了在陕西咸阳“西藏公学”的学习,同年底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班学习声乐。与此同时,中共政府正在西藏地区开始一系列的土地改革运动。隔年北京当局推翻“延缓共产化的民主改革”承诺,转而开始批评西藏农奴制度:“旧西藏是惨无人道的封建主义社会,封建领主对农奴有生杀大权,而中国以共产革命解放西藏具有道德的正当性”。

同年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为了宣传西藏的过去和现有民主改革的成就,拍摄了纪录片《今日西藏》,并找来当时已在音乐学院学习的才旦卓玛来演唱主题曲《翻身农奴把歌唱》。歌中唱道“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雪山啊闪银光,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驱散乌云见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描绘了农奴们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后获得新生活的欢乐心情。

实际上,西藏做为一个拥有自己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信仰的特殊地区,1959年之前,是否存在农奴制度一直存有争议,除中共政府的主流宣传和部分学者的观点,国际上的藏学家和藏族宗教领袖,都部分或全部否认西藏地区存在农奴制度。那么农奴制又是如何定义的?在1959年中共武力入侵之前的藏区,是否存在这样的制度呢?

“农奴制”的出现源自欧洲,自中世纪起,止于19世纪中期,以财务束缚或部分人身占有为条件对农民实行奴役,同时农民在土地和财产上有一定权利,在后期少数的富裕农奴还可以为自己赎买自由。并且农奴不同于奴隶,领主只部分占有农奴的人身权利,不能处死农奴,可以连同土地买卖、抵押和转让农奴。例如俄罗斯的农奴制,农奴就受困于庄园土地上,不得领主批准不得离开,如果逃亡还会受到惩罚。

那么1959年之前的藏地,是否大量存在这种依附于庄园的农奴呢?在西藏社会中除僧侣以外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贱民(贱民源自印度种姓制度,但结合藏地实际文化风俗,并不完全等同于印度的贱民阶层)。在中共的宣传中,把占人口95%的平民阶层都归属于农奴。实际当时的西藏平民阶层又为分为“差巴khral pa”和“堆穷巴dud chung ba”两个群体,差巴地位较高,对领主尽徭役纳税责任,所属土地不可分割,但也不可放弃,同时可以世代继承,并可转租其他人,这些赋税和劳役也是按户分配,不是按人头分配。由于当时的西藏传统,每一户都有很多人,按户分配的原则,意味着只要家中有几个人去承担赋税和徭役,其他人就可以离家从事农牧或经商等行为,所以事实负税并不重。至于堆穷巴,既可依附庄园,也可以选择当仆工,并可自选雇主。如果缴纳税金获得许可后,可自由离开。也就是说平民阶层的家庭,只要能完成对领主的义务,其它成员是可以自由迁移的,远走他乡或去朝圣或经商。

简单来说,从负税单位到土地的依附性,以及人身自由程度,西藏平民阶层中的“差巴”和“堆穷巴”都较传统定义上的农奴有着更大的宽泛生、自由度。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3年已经立法废除酷刑和死刑,像铁匠,妓女,屠夫等贱民阶层,也可以自由迁移。

藏学家汤姆·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写到:1950年有关西藏“农奴”的数量根本没有可靠的文件记载,少数资料也遭到为人破坏。戈伦夫估计西藏当时约有六成的“农奴”人口,并非中共宣称的95%的人口都是农奴。而且细看这六成人口里,约有一半都属于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只是经劳力向政府、寺院、贵族付税。再加上康省和安多等省份的农民根本没有主人,藏东农民也不肯让藏中贵族在藏东施行同样的制度。因此这种主题缺乏可靠资料,其经济复杂程度也无法笼统探讨,而中共官方的数据和资料都受到了刻意歪曲。他认为1950年前的西藏社会与欧洲中世纪非常相似,用“封建”一词描述最准确。

2011年,台湾前卫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堪称了解西藏问题的百科全书《遮蔽的图伯特》,学者威廉·柯尔曼在书中认为,“农奴”一词的政治色彩与道德谴责太过浓厚,以他们所拥有的自主权来讲,用“一群拥有特别债务与税务责任的普通农民”来形容更合适。

藏学家达瓦诺布教授在自传《红星照耀西藏》表示,“农奴”等观念对中老年藏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萨迦县进行“三反双减运动”(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封建制度,双减:减租、减息)时,一位汉人问一位藏族老妇人:“三大农奴主是谁?”,因为她从来没有听过“农奴主”这个词,她回答:“党”。达瓦诺布认为西藏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不同,也没有“农奴”阶层。

那么宗教领袖又是如何权衡并改革的呢?189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废除了死刑,在同期的大清帝国凌迟、砍头等方式仍然经常被执行,1913年达赖喇嘛又宣布废除砍掉肢体的酷刑,在1959年当时西藏已基本不存在对平民阶层的人身虐待和酷刑,“解放西藏免于封建主义压迫”的说法是到了1959年之后才开始出现在中共的文宣中。此后,被迫流亡海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曾表示:“没有一个藏人认为旧西藏是完美完缺的,我个人认为旧西藏是不符合潮流、需要改革的一种落后的制度……但绝不像中共所说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在旧西藏社会中生长的人,你去看他们的脸,绝对是充满快乐的,笑咪咪的……中国的农奴制度,印度的农奴制度和西藏的农奴制度并不一样……虽然有钱有势的人欺负自己的农奴,这样的现象是有,不是没有,各个地方总能找得到,但从总的来说,旧西藏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其中也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观念,这与当时的中国和印度及其它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度相比,是没有办法可比较的,好多了……”

在探究《翻身农奴把歌唱》的真实性时,会涉及到西藏土改运动和解放军入侵西藏即“和平解放西藏”等历史事件,然而简单梳理中共官方与学术界和宗教领袖的说法,把藏区平民阶层定义为“农奴”过于牵强。那么1959年中共武力入侵西藏的“解放”理由,无疑是颠倒是非、彻彻底底的谎上加谎,所谓“和平解放西藏”是毫不遮饰的军事侵略行为。

1961年联合国召开第十六次大会,期间由泰国、萨尔瓦多、马来西亚、爱尔兰四国提出有关西藏问题的议会,12月全体通过决议表示:对于在西藏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持续压迫他们传统的独特文化和宗教行为表示强烈的遗憾。然而六十二年过去了,这一段历史越来越模糊,十四世达赖喇嘛也考量了西藏政权独立的可行性,为和平让步,提出西藏不独立的政治主张,八十六岁的尊者,流亡海外半个多世纪,遥望家乡,何时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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