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共有我】不甘平庸的凡人(下)

作者:文纸鹤

编辑:翼族

图片来源:墨尔本雅典娜农场设计组

【前言:本文分上下两部分,是作者根据一位长辈的亲身经历回忆而成。长辈今年已80岁高龄,站出来叙述自己的经历,并不是抱怨,而是为了见证中共的邪恶行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灭共增添一根稻草,为爆料革命摇旗呐喊,让子孙后代在遵循灵性的社会生态下生活,我们期待正道主义的新中国联邦光耀中华大地!】

【灭共有我】不甘平庸的凡人(上)

四、接受专业培训时期

刚过一九五九年元旦,大跃进运动已经由农业公社化延伸到了工交电行业。上级要求高举三面红旗,以大跃进速度在春节前竣工关中电网。党支部书记张指导员开会动员,孟主任代表施工班表决心:一定圆满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每个人发言时加的那些副词和形容词,非常得好笑。动员大会后,大队人马乘火车赶往工地,那时火车速度慢,上车下车到咸阳时天已黑了,渭河滩上布满了土法炼铁的小炉子,地上一片火海,空中烟雾袅绕,一派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的景象,当时报纸形容这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转眼春节到了,大部分人员都回大本营过年去了。一天太阳暖和又恰逢停工休息,我约了小伙伴们逛药王庙,传说是孙思邈在耀县城外的东北半山腰上修行时留下的遗迹。但是我们费劲爬上山,看到却是窑洞房屋破败的景象,没有药王的神像,不远处是水泥厂的采矿炸石场,到处都有飞来的碎石块,大家扫兴而归。水泥厂是东欧社会主义民主德国(东德)援助的,那时称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是援华的156项工程之一。而几十年后的今天,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亚洲最大的水泥厂不见了,药王庙香火旺盛,还有陶瓷艺人在往日炸石的采矿处办起了耀州瓷艺术作房,还有一处叫照金的镇子,成了红色教育旅游的景点。

有一天,工人师傅们正在加油大干的时候,听说有外国专家到变电站来了。孟主任小声对我们几个小家伙交代:不许跟着看,干自己的活儿。外国专家看上去是标准的洋人,细高个儿蓝眼棕发,有翻译随身,他走到黄师傅身旁说了句听不懂的话,翻译说:专家问你辛苦了。黄师傅微笑着点一点头。专家又通过翻译问陪同参观的孟主任,电站啥时候能供电?孟主任含糊其辞地回答:快了。专家不解地耸耸肩……专家一行走了以后,大家和黄师傅、孟主任开起了玩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但却不可能有直接交流的机会。

大跃进计划是一月工程竣工,但是由于电网的主要设备——110千伏的大型油开关等迟迟不能到货,工期拖了数月。现场只能留少量人员施工,我们全体学员回大本营组织学习。刚开始,上级要求我们反复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到了后来,又有人主张要加强文化与专业理论培训。大跃进己经过去了六十年,到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说那是荒谬的,但却很少有人真正吸取惨痛的教训,造假现象依旧泛滥,指标大跃进,统计报表造假。前些年提倡“短平快”,这些年又有“弯道超车”,听起来都是投机取巧式的大跃进。

学习班结束后我回到施工班,孟主任喊住我:听说你考试成绩好,试验室要你过去,等马主任从上海回来你就去报到。不久,马主任从上海采购仪器设备回来,我和另外四人被叫去帮忙搬仪器箱子。第二天早晨到工作室后,马主任分别叫我们去见面和问话,我一进去马主任就用疑问眼神看着我,先问我叫什么名字,又问考卷是你答的吗?我答是。主任为求真伪又当面出题考我,那是上次考试以外的欧姆定律题,应用公式,列方程,计算结果,我都答对了。主任又问我是从哪里招进来的?以前上过专业学校没有?我一一作答,告诉他我初中毕业,没上过专业学校。主任又问,电工原理怎么学的?答:自学,还有在工地上跟西安交大的学长学的。这时主任表情才缓和下来,说:看你这么小年纪,不可能进过电校。我也慢慢放松下来。问话结束后,回到五位中间,赵师傅摸摸我头说:小家伙过关了。

接下来,马主任为我们进行试验室专业培训,从电流、电压、功率表等基本原理与使用注意事项,到电桥原理与操作等等,以及电站设备性能、特点,检验项目、标准等技术规范,最后还讲了检验人员职责,真实填写试验报告,与四位舍取工程误差等等。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专业技术培训。

马主任带着我们为电站现场检验做准备,因为现场大型试验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必须将试验方案提前制定,并且将各种不同的试验电路进行归纳和简化,可以相互切换,制作成可操作的接线板。同时我们还要编写试验方案、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这些学习和锻炼为我后来独立或集体完成一些项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马主任的带领下,我们连续完成了两个高压变电站的新设备安装与系统的调整试验。上级表扬马主任带领我们几个学徒完成了技术难度高的检验工程,当时西北电网的技术权威机构——电力中心试验所(后为电力科学研究院)称赞马主任带领的试验室“低学历胜过了高学历”。

试验室马主任自从第一次和我见面问话后,每次有动手动脑的活儿总带着我。比如,测试大型开关的动作时间与断开时间,测量继电器瞬动与延时特性,耐压试验的控制与保护等等,这些都需要制作现场操作使用的电路板和测控箱,在他的指导下我都完成了任务并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些知识让我在后来解决不同的设计方案中都得到了应用。我想我工作中这种勤奋和好学的精神,就来自于老奶奶从小对我的家庭教育。

五、正式的电校学习时期

一九五九年冬,我又迎来了一次人生的转折。马主任知道我是被电校录取却又因为家庭原因被排除在外后,有一次问我:如果有机会让你再去读电校,还想去吗?我回答:去,还想去上学。而这一年的初冬,马主任终于和校方联系通了,学校同意接纳并把我安排在电校附设的调干班。

五九年至六零年是全国大饥荒时期,每个人都为饥饿伤脑筋,我有三十多斤的粮食定量,单位还发点生活费,要比普通电校生的状况好些。一个星期日我去逛街时,看到一个电器修理店里师傅正在修理电动机,背墙的地上放有几台电子管收音机,再过一周去看时发现它们仍旧放着没动,于是我讨好地叫着师傅,跟他说我是电校学生,若他没空的话我可以帮忙修理。那位师傅开始根本不拿正眼看我,还用西安话说:哪儿的娃子不打你,去哪儿玩去。没谈拢,我回学校了。那时我己经在《无线电》杂志上学到了电子管收音机的一般故障及维修,胸有成竹地想实践一下。又一个星期天,我准备好器件和工具,再一次到师傅那儿找活儿,这次师傅正面看我了,他问:你娃真的是电校生吗?答是。真能修?我说,师傅你看,东西我都带来了。师傅说:你娃别聋子治个哑子。我向师傅保证:修不好我赔,修好了算我学习。师傅说:修好没工钱你还干?我说:干。

谈判难,干活却不难,实际情况和我估计的差不多,带去的备件用上以后三台收音机很快就哇哇开始说唱了,师傅投来了赞赏的眼神。我收拾好工具出门,师傅问:真的不收钱?又在后面喊着,你娃还来呀……走好远了,脑子里还有“你娃还来呀”的回音。这次,我体会到诚心可以打动人,于是星期天我又带着备件和工具去了,还没进门师傅就微笑着说,娃你来啦!进门一看,上次修好的收音机不见了,又多了几台放着。打开检查,这次故障各不一样,我带来的备件只能修好两台。中午时候师傅让人端来了一碗粥、两个馒头,还有一小碟辣菜,我因为没有粮票推托不吃,师傅说:娃,不要你的粮票,知道你们学生娃定量低,吃吧!干了一上午的活我也饿了,于是也就不客气了。

师傅听我说话不是西安人,问,你家啊嗒(哪里)的?吃得饱不?答:过去吃得饱。又问,十几了?答,十七。师傅进一步问:你家有人在西安?答:没有,考学来的。师傅又问了一些怎么学会修无线电的,我一一回答。师傅说:一人在西安也没亲人,天冷不容易,我自己只会修电机,不会修收音机,以后每星期等你来。师傅还说,来了中午饭归他管,而且不管修多修少一次给我两块五角钱。我好高兴,差点叫出来,行啦!行啦!师傅说,那送来的收音机我都收下,等你来修。我回答师傅保证一定来。从此,每月差不多有十块钱收入,还可以不要粮票不花钱吃顿饭,非常满足。后来我才知道,偌大一个西安市只有一家广播电台服务部,而且只为一定级别的干部修理,民间几乎没有公开营业的无线电修理店,因为有文件规定五灯以上的电子管收音机是被政府管控的。

那时的西安电校老师非常优秀,学问和专业水平都很高,授课可以从基础理论讲到“之所以然”,并能举一反三。我感觉每次听完讲课,立马就可以回到试验室进行验证。那时的西北电网,不管走到哪个单位,主将差不多都来自于西安电校,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不下国内名高校生。而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马主任,就是早期从西安电校毕业的。

五六十年代的物质条件非常匮乏,但是艰苦的条件使人奋进,去追寻真才实学而不图虚名。如今网上常有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回忆文章,我常常将这场国难与我在大饥荒年代就读西安电校的时期联想在一起,那时的他们和后来的我们好像都有着一种使命感藏在心里,想要去实现什么、突破并改变什么。然而中共长期的“螺丝钉”教育,最高的专业境界就是把自己拼装成一台让别人好使的工具,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不见了,这不是我进电校的目的。西安电校在长乐路上,它的南面不远处是陕西工业大学,再往南就是著名的西安交通大学。一般步行半小时就到交大了,他们那里有一流的实验室,每学期都有专业权威的教授上大课,就是那种有二百多个座位、前低后高的大教室,外校生和非专业生都可以去听课。我曾经去听过钟兆麟教授的大课,那是一次跳出课本限制,既充满想像又紧扣基础理论的课程。我也曾去过交大的实验室,后来有机会到北京进行专业进修时有一天我约上了同学前往椿树庄的电力设备制造厂,听华罗庚教授讲《统筹学》中的“优选法”,他所倡导的黄金分割点0.618启发了我。

人们常问,读书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普遍回答是找个好工作,多挣一点钱,这也没错。但我想提醒人们的是,读书可以使人产生智慧,使人理智,使人独立思考,有创新欲望,能正直做人。

六、大饥荒年代

一九六零年大饥荒蔓延至全社会,人们见面大多谈论吃食,西安电校的学生们同全国人民一样也经历着饥饿的折磨。按规定,西安市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粮食定量每月三十斤,食油每月四市两,除年节有肉食供应外,平时根本见不到一丝肉星,有时甚至连油也没有,只能白水煮青莱。大部分学生的年龄都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正是需要吃饱饭长身体的阶段,可是学校每日三餐,早餐二两粮食,中餐和晚餐各四两,有的月份大有三十一天的话就只能精打细算了,每天从一斤粮里扣一点点好让第三十一天有饭可开。

一次坐火车,听座位旁边几位农村干部模样的乘客向往着吃上一大碗油泼面,那种饱着肚子的幸福感受。现在回忆起来就像张艺谋导演电影中,那常常出现的端着老碗、蹬在太阳坡里狼吞虎咽认真吃饭的场景。在单位里常见有人数着饭票,还不到开饭时间就盘算着去食堂买什么样饭菜。在那段饥荒的年景里,人们最大的幸福就是饱饱的吃上一顿可口的饭,吃饭问题成了每个人的头等大事。

一天,传达室师傅电话找我,说门口有老家人来找我。见面似是新搬家周围的邻居女孩,逃难经西安去新疆投亲,又饥又饿也没了路费。小女孩一口一声三哥的叫着我,我把她带到食堂买饭让她吃饱。小女孩又跟我说,在西安转火车但是没钱买票,向我哀求路费。这是我到西安后头一回遇到家乡邻里的困难相求,我心里想着老奶奶要为人解困救急的教诲,脑子里还闪过爷爷为人担当的样子,最后我把那女孩送到火车站,买好了去新疆的票。当晚小女孩上车后,客走心安,那年的我十九岁,笫一次有了当大人的自豪。火车票花去三十多元钱,差不多是我过去两年所有的积蓄,但是有机会帮人解困,心里还是有些小得意。后来我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家里大人,妈妈称赞我做的对,因为我们都是善良的人。

那两年常有人得浮肿病,主要就是饥饿,后来据说因为中央的“重视”,每月每人发二斤黄豆补充营养,但是在西安黄豆却变成了黑豆。黑豆很难加工食用,我们这样一群单身小伙又能到哪里去煮?有两位同事想了个办法,找两根废旧的钢锯条,中间夹一绝缘物,两根锯条平行捆挷,再引两根有绝缘外皮的导线插头,把黑豆放在脸盆里加水,再将做好的锯条放入,插上电源,不一会黑豆就煮熟了。二位发明的锯条加热法很快传到其它宿舍,大伙儿如法泡制。后来因为不安全,张师傅又想办法到他家加点猪肉皮煮,我们宿舍几位把领到的豆子都交给了他,这样差不多每周能吃上一次煮黑豆,最后我们都幸运的没得浮肿病。

然而,即使面临如此的大饥荒,政治上大家还是绷着一根弦。记得有一次,大家一起捡菜叶时又冻又饿,我谦虚地说:请大家帮忙真是得不偿失。一位朋友连忙制止我:千万不能说“得不偿失”。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党员听了庐山会议的文件传达报告,报告里批判彭德怀说过的一句话“大跃进、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于是这个成语也成了禁语,按照现在的说法叫敏感词。

七、人生感悟

一九六二年至文革开始,是我二十岁至二十四岁的年龄,我的人生单纯向上,憧憬着美好未来。在我周围有着正直善良的师傅和朋友,处处向他们学习。能进入电校学习是单位送去的,我也怀着感恩之心回到试验室努力工作和学习。那时一起工作的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工余时间争论着专业课题,有时也议论报纸时政和社会现象,大家对善恶是非的认识基本相同,各位正直做人互不设防,那是一个人际关系良好的环境。

我加入工人阶级队伍,首先要从填写表格开始,表示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用周恩来的话就是“主动背叛反动家庭,从思想上认识剥削阶级本质,时刻记往改造思想……”我虽然填表与家庭划清了界限,可内心还是认为爷爷奶奶和父辈们遭斗争被整治是冤枉的,他们不但没有剥削压迫别人,印象中他们还宽厚公正待人,总是让利于人,根本不是戏中所演的黄世仁和南霸天那样。各位逝去的老辈人都是好人,然而在当时这些想法只能深藏在心里。

中共理论上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通过斗争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公平正义、人人平等、生老病死有保障的社会,对这些我内心当然是拥护的,并且认为眼下的工作就是为了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所以对随之而来的各项政治运动也就认为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了。年少单纯很容易被洗脑教育成这样,照理说如果真的像中共所说的那样,那以前所付出的代价也算值了,只可惜中共现在又回到了以前剥削和压迫人的时代,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中国摆脱了大饥荒的特别困难,社会上慢慢宽松起来,市场上也有了久违的精致点心卖,但是不收粮票的话价格贵的出奇,一般是收粮票的五至十倍。也开始有品质好的日用品卖,只是也要工业品券,自行车和缝纫机这些大件等都要凭票证才买得到。全国工薪阶层都实行票卷的发放,金额大约是工资的百分之三,目的是限制社会的购买力。那时如果有人要结婚就要找同事好友凑许多才行,我和其他两位朋友就常被人领走去为结婚购买礼品,现在想来也挺有趣的。

在那个年代里,粮票就是无价证券,甚至比钱还重要。正如有的经济学者所说,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就有人倒卖粮票、布票和工业品券,我就曾遇到倒卖粮票的人,因所谓的“投机倒把罪”被判刑十年,直到粮票作废才被释放。北京有部电视剧《小井胡同》,里面就有一位教书先生因为看见学生饥饿无法上体育课,画粮票而获刑的情节。那时北京有些生活无着的人,就靠倒卖工业券和全国粮票谋生。毛在北戴河讲话说:三自一包,自由市场,恢复自留地等四大自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切工作政治在先……处处讲阶级斗争。

人,是有思想的。生下来就哭,不甘平庸。从小就好奇心,常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砂锅哪里起。一个人通过教育和学习去完善人格,因为好奇心与思考从而获得了智慧,并创造奇迹。可是中共长期的”螺丝钉”教育,却使人成为一个工具。中共的九年义务教育附加了这样或那样的规定,并不是无条件的义务教育。到了现在,因为高额的学费,教育行业又沦为市场经济,堂而皇之的将“教育市场化”。上大学的高额学费要让家长或个人“投资”,使学生不得不为了赚钱去选专业学科,学校为了赚钱虚设专业,学生要么毕业后努力赚钱还债,要么毕业即失业,于是学生成了产品,成了被人使用的“螺丝钉”。

我常自问:我这一生,文化、修养和价值观是怎样形成的?简单的说,家庭传统教育、学校文化与专业教育,还有走上社会后受师傅朋友们的影响,从他们身上我吸取了独立生存和为人处事的精髓,还有那一场场不停的政治运动也敲打着我,让我循规蹈矩小心做人。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有一种向上和向善的精神融在了我的血液之中,而这来自于我的祖祖辈辈们。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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