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灵魂死了”:我如何在中国的维吾尔族“再教育”营幸存下来 (一)

原文作者: Gulbahar Haitiwaji与Rozenn Morgat
翻译/整理: 阿娜
校对/发稿人: Ting Guo
图为: Gulbahar Haitiwaji 摄影: Emmanuelle Marchadour

根据英国《卫报》2021年1月12日报道翻译整理。

译者简评: 当我翻译此文的时候,我再一次忍不住流下了泪水,联想到了一部介绍二战期间,一家犹太人只有儿子活下来的电影——《美丽人生》。在这篇报道中,很多篇幅都是讲述了女主人公在新疆集中营经历的一切。这一切的发生,清晰的揭示了共产主义的中国和独裁者习近平的罪恶和惨无人道统治。这一切的发生,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共产主义中国制度的憎恨,这是独裁制度造就了这人间悲剧。去年的香港,年轻人被抛尸大海和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被集中关押,今日的全世界人民被病毒困于家中, 这一切的一切……除了消灭中共的这个体制,我们人类别无选择!

原文内容翻译如下:

概括: 在法国生活了10年后,我回到中国签署了一些文件,被关进了监狱。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被系统地人道化,羞辱和洗脑。

一天,一名男子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实际上,是在一家石油公司会计部工作。他的声音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起初,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那是2016年11月,自从我离开中国并十年前移居法国以来,我一直在无薪休假。线路上有静电;我很难听到他的声音。他说:“您必须回到克拉玛依市,签署有关即将退休的文件,海蒂瓦吉夫人(Gulbahar Haitiwaji) 。”

克拉玛依(Karamay)是中国西部新疆省的城市,我曾在该石油公司工作20多年。我说:“在那种情况下,我想授予委托书。” “我在克拉玛依的一位朋友照顾我的行政事务。我为什么要回来做一些文书工作?为什么我要为这么点小事专程回国?为什么是现在?”这个人没有回答我。他只是简单地说,在考虑是否有可能让我的朋友代表签字之后,他会在两天内给我回电。

我的丈夫Kerim于2002年离开新疆去找工作。他首先在哈萨克斯坦尝试,但一年后幻想破灭回来了。然后去了挪威,然后是法国。他在法国申请了庇护。在他定居在那里之后,我们的两个孩子和我将与他会合。

Kerim一直都知道他会离开新疆。这个想法,甚至在我们被石油公司雇用之前,就已经扎根在我们心里。我们认识是在1988年,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学生在新疆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见面的,我们作为应届毕业生开始寻找工作。在报纸的招聘广告中,经常有一行小字写着:不是维吾尔族人。这些一直伴随着他,当我试图忽略歧视的证据时,结果是歧视随处可见,对于Kerim而言这已成为一种困扰。

毕业后,我们被聘为克拉玛依石油公司的工程师。我们很幸运。但随后出现了红包事件。在农历新年时,当老板发放年度奖金时,发给维吾尔族工人的红包比我们的汉族的同事的红包要少。不久之后,所有维吾尔族人都被调离了中央办公室,并搬到了城郊。一小群人反对,但我不敢。几个月后,当一个高级职位出现时,Kerim提出了申请。他具有适当的资格和资历,没有理由他不应该担任这个职位。但是职位发给了一个汉族工人,这个汉族工人甚至没有工程学学位。2000年的一个晚上,Kerim回家并宣布他已辞职。他说:“我受够了。”

我丈夫正在经历的一切都太熟悉了。自195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新疆吞并为“自治​​区”以来,维吾尔人就被视为中东王国的荆棘。新疆是战略要道,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太有价值了,以至于失去对它的控制的风险。中共在“新丝绸之路”上投入了太多资金,“丝绸之路”是旨在通过中亚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项目,其中我们地区是其中一个重要轴心。新疆对习近平的宏伟计划至关重要,那就是,一个和平的新疆,开放商务,消除了其分离主义倾向和种族紧张局势。总之,新疆没有维吾尔族。

 就在新疆进入空前的镇压时期之前,我和我的女儿们,于2006年5月逃往法国与我的丈夫会合。我的女儿(当时分别是13岁和8岁)和父亲一样都获得了难民身份。在寻求庇护时,我丈夫与过去一刀两断。实际上,获得法国护照剥夺了他的中国国籍。对我来说,交出护照那就意味着:我永远无法返回新疆。我该怎么跟我的故土,跟我所爱的人—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孩子们道别呢? 我想象着我的母亲,长年累月,独自一人死在她北部山区的村庄里。放弃我的中国国籍也意味着要放弃她。我无法这么去做。因此,我申请了每10年可续签的居住证。

接到电话后,当我环顾我们位于法国的布洛涅的公寓安静的客厅时,我的头在嗡嗡作响。那个人为什么要我回到克拉玛依?是一种欺骗手段,以便警察可以讯问我吗?我在法国,认识的其他任何维吾尔人,都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情。该男子,两天后回了电话。 “海地瓦吉女士不可能授予授权书。您必须亲自来克拉玛依。”我屈服了。毕竟,这只是几个文件的问题。

“好,我会尽快到那儿。”我说。当我挂断电话时,我的后脊椎在发抖。我害怕回到新疆。 Kerim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使我安心了两天,但是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每年的这个时候,克拉玛依市正处于残酷的冬季。商店,房屋和公寓楼之间的大街小巷里刮起一阵冰风。但我最担心的,是对新疆实行的越来越严格的措施。任何踏出家门的人都可能被无故逮捕。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自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以来,专制主义变得更加明显,该市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造成197人死亡。该事件标志着该地区近期历史的转折点。后来,中国共产党将这些恐怖行为归咎于整个族裔,通过声称维吾尔族家庭是激进伊斯兰教和分裂主义的温床,来证明其镇压政策是正当的。

2016年夏天,一位重要的新参与者,进入了我们的族裔与共产党之间的长期斗争中。他就是在西藏实行严厉的监视措施而享有盛誉的陈全国,现在被任命为新疆省省长。随着他的到来,维吾尔人的镇压急剧升级。成千上万的人,被送到几乎一夜之间在沙漠定居点边缘所建成的“学校”。这些被称为“教育转型”阵营。被拘留者被送到那里去接受洗脑,甚至更糟。

我不想回去,但同是,我认为Kerim是对的:我没有理由担心。这次旅行只需要几个星期。 “他们一定会催着你去接受问询,但不要惊慌。那完全正常,”我的丈夫向我保证。

(内容很长,敬请阅读下一篇中文翻译 二。)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jan/12/uighur-xinjiang-re-education-camp-china-gulbahar-haitiwaji?curator=MediaRE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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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巴黎七星农场

法国媒体也报道了她的故事,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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