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反人类系列】(一)“红朝”初年的血雨腥风

五月花写作组 | 作者:BLACK5 | 编辑:文合 | 美工、发稿:灭共小宇宙

底图来源:sickchirpse.com

2021年1月19日,美国前国务卿彭培奥先生于即将离任之际发布公告,定义中共为种族灭绝、反人类组织。此举一出,犹如雷霆万钧,为中共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中共统治中国逾七十载,其所作所为是否与上述定义相符?不妨追溯过往,看看中共反人类之路上的斑斑劣迹。

中共窃权建政初期,兴起“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指示将打击对象定为人口的百分之十,没收地主土地,将农村人口划分为不同成分、等级,从政治、经济上彻底打倒农村精英阶层,毁灭农村传统社会管理秩序,从而牢固其对农村的掌控。在此期间,中共摒弃平和稳定的调整方式,转而倡导暴力解决,土改工作队干部普遍鼓励农民打人,甚至亲自参与,大量无赖流氓成为“土改”急先锋。

苏南农村受打击者惨遭诸多伤害凌辱,被打、被吊、强迫下跪、被扒光衣服;河南一个多月内逼死人命案件便达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七人;广东地区滥杀严重,流行“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口号,各乡制定杀地主指标;广东西部仅1953年春季被迫自杀即达1156人;晋绥地区的土改恶劣事件更是令人发指,乡长被捆树上,其骨头被人用树皮刮出,惨死路边。

据有关学者估计,整个“土改”过程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00万至470万人,被划分为地主成分的国民饱受惨无人道折磨,其中女性被强奸、轮奸、性虐待时有发生。

与“土改”运动同一时期,中共又掀起“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1月间,毛泽东先后对多地下达杀人指标:上海地区1年内至少杀掉3000人左右,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广东地区已杀了三千七百多,再杀三四千人,1951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南京应杀的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2月间,根据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专门讨论确定处决人犯比例:“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中共中央号令一出,各地杀戒大开。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一夜间逮捕675人,旋即于次日公开枪决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1050人,25日一天便公开枪决199人。上海市收到毛泽东“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的敦促后,4月27日逮捕8359人,4月30日一天处决285人,5月9日又处决 28人,6月15日一天处决284人,之后每隔数日便处决一批。

在中共中央与地方短短数月的双向推动下,“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逮捕、处决迅速失控。华东地区仅至1951年4月底,共逮捕35.8万余人,处决10.84万余人,占其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至1951年5月上旬,处决超20万人,接近其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广东、广西两省至1951年5月初,逮捕18.87万人,处决5.7万人,其中广东仅4月即处决 1.05万人。取得如此卓越“战绩”,中共仍不罢休,贵州地区提出处决人数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的新目标,广西柳州专区要求处决其总人口的千分之五。

1954年,时任中共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其报告中称,“镇反”运动共逮捕262万人,其中处决71.2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点四二。又据1996年中共《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称:自1949年初至1952年2月,“镇反”运动共镇压“反革命”分子157.61万人,其中处决87.36万人。

制定逮捕、处决指标,视人命如草芥,疯狂野蛮地快抓、快杀,严重缺乏明确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如此恶劣情况下,势必酿成大量冤假错案。云南省普洱县磨黑镇公安局刑讯逼供,子虚乌有制造“复兴党暴动案”,竟查出“复兴党人”1300多人。1951年4月30日,上海市民陈小毛、张金庭夫妇及其子陈磊全家罹难。抗日名将池峰城率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在“镇反”运动中,因“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审查,1955年3月16日死于北京监狱。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的父亲查枢卿、梁羽生先生的父亲陈信玉也均在此期间被处死。朱自清之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策动桂北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起义”,在“镇反”运动中也未幸免,被处死刑。

不难看出,中共在其建政之初发动的上述两次运动,均明确制定指标计划,赤裸裸量化打击对象,而这似乎成为中共特色,在其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延续,给中国人民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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