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历史:世纪骗局之:1936~1937(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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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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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2021年1月20日电/西喜社——

按照中共党史的记载:

1936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而遭到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于24日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遭到蒋介石囚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以上是中共党史大事记中对“西安事变”的记载。然而和中共党史中那大义凛然(卑鄙无耻)、义正词严(臭不要脸)的记载完全不同的真实历史又是如何呢?

张学良其人:

人称“少帅”的张学良,在中共的宣传中被称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国内能够看到的各种宣传中,张少帅也永远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然而,真实的张学良却是个整日花天酒地,看戏、吸毒、四处睡女人的浪荡公子。

出生在帝王之家的张学良,三次彻底改写了中国的历史。1928年12月,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结束,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1930年9月,张学良《巧电》挺蒋,遭拒后“武装调停”,彻底结束了蒋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的“中原大战”,挽救了危在旦夕的蒋介石,让蒋彻底统一了中国;第三次,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0年张学良“巧电”挺蒋之后,蒋用最高的礼仪迎接张抵达南京,并在中山陵与张学良结拜为异姓兄弟。此外,蒋介石许以张学良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黄河以北的八省三市全部划归于张学良管辖,使张学良成为了实质上的全国副统帅。这一年,张学良可谓平步青云,直抵人生巅。

然而就在短短的一年之后,“9.18”事变爆发,张学良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政策,使东北落入日本人之手,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前面的文章提到过的被中共宣传为“蒋的不抵抗政策”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张学良在后期的采访中,亲口承认中央政府从未给他发过“不抵抗”的命令,而“不抵抗”这一命令,是张自己下发给东北军的。)随后面对日军从东北而来的不断进攻,张学良不但拒不出兵,而且在军费和物资上也不断的跟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与此同时,这位“副统帅”还在军事上表现出极度的无能,在热河战役中竟然以保存实力为由带着东北军跑了。热河省落入日本人之手。热河战役后,张学良随即下野,扔下一堆烂摊子之后跑到欧洲度假(戒毒)去了……

1935年9月,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东北军调入西北,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短短几年,张学良用其轻狂和无能的表现,从万众瞩目的“副统帅”,直接跌至“剿总副司令”,而其一系列的行为还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张大少爷的绚丽人生在这一时期跌至了最低谷。

西安事变:

就在张学良陷入人生最低谷的同时,中共也随着“长征”的结束,蜗居在了陕北的保安县(今陕西省志丹县)。蜗居在保安县的中共带着两三万人的队伍(含家属)要钱没钱,要物资没物资,被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围着,已经到了命悬一线的时刻。

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共产国际在欧洲正面临着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崛起,在亚洲则面临着军国主义日本的崛起。1935年,共产国际督促各国的共产党与反法西斯团体组成联盟。而对于中共来说,共产国际督促组建统一战线的这一策略,正可以有效的缓解国民政府对中共的围剿。

从1936年开始,中共便在国内宣传、提倡组建“反日大同盟”。一些颇具说服力的口号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立即对日开战,停止剿共”等口号在国内广为流传,这些口号在爱国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时至今日,通过媒体广泛宣传、利用口号鼓动民众,在舆论造势的掩盖下,达成不为人知的阴谋,似乎成了中共屡试不爽的“制胜武器”。)

然而,经历过被中共渗透、内乱不断的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南京政府,充分认识到了中共的阴险与野心,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随着中共逃亡并落脚到陕北孤地,蒋迫切的想要一劳永逸的消灭他们。于是,蒋便派张学良率东北军与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对中共的根据地发动进攻。

但是,曾经有着中国最强军力的东北军(当初的奉军无论从技术和装备上来讲,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到了张学良手中却变成了“怂蛋”。在最初与中共红军的战斗中,被红军打掉了几个团的兵力。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夜袭榆林桥,全歼东北军第一〇七师4个营,生俘团长高福源。高福源被俘后,被中共成功策反。在高福源的牵线下,中共与张学良建立了联系。

在与张联系的过程中,中共以打通“国际通道”后共产国际会给予巨大援助为条件,向张学良提出了“建议”:共同组建西北抗日联军,由张学良担任总司令;在得到共产国际的足够支持(援助)后,成立西北政府,由张学良担任主席(实质上就是让张学良造反,在西北建立与南京割据的新政府)。处于人生最低谷的张学良最终同意了中共的“建议”(诱惑),与中共勾兑在了一起。随后,张学良尽显的大方本色,中共要钱给钱,要物资给物资。

1936年12月3日,对此一无所知的蒋介石飞抵西安,督促张、杨加强围剿。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兵变,蒋介石被囚禁。12月14日,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军队组成了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张学良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西安事变震惊了中外,国民党右派将领们立刻飞抵西安,中央军陆军、空军主力部队也分别向西安进逼,中国再一次处在内战的边缘。全国所有媒体、知识分子等无一例外的开始声讨张学良。

(为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情况,摘抄几段《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原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

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扬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为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体表示。

…………………………

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在那里草拟复电,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他的电文内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说到惩办蒋时又有这么一段:“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负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而在中共把这一“喜讯”致电给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俄爹)请示下一步指示之后,这本该“举杯相庆”的一幕被打断了。共产国际得知这个消息后,斯大林立即意识到,只有蒋才是中国真正的抗日领袖,只有他在才能更好的领导中国抗日,把日本牵制在中国,从而避免德日两面夹击苏俄的局面发生。

随即莫斯科便致电中共,并通过塔斯社对外表示:“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在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日本间谍,利用其野心制造中国的混乱。苏联绝不会被这种阴谋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并明确命令中共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中共派周恩来为代表,将莫斯科不会给予援助的消息,委婉的告诉了张学良。张学良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慨。但是在周巧言辞色的劝说下,张逐渐恢复了平静,却也无计可施。最后,张学良决定孤注一掷的用“西北抗日联军”以武力的方式对抗大兵压境的中央军。就在此时,中共“变卦”了,与张学良保持了距离,并提出暂缓成立西北政府。这时病急乱投医的张学良居然天真的给阎锡山发电报寻求支持,在遭到了阎锡山的严词拒绝之后,张学良彻底走投无路了。而在这时,能言善辩的周恩来随即从幕后转到台前进行“调停”,而中共的态度也一夜之间从“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张杨共”三角联盟彻底解体了,中共也摇身一变成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调停人。

在周恩来的周旋下,最终张学良同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1931年12月25日,蒋登上飞机返回南京。张学良也自愿并执意一人陪同蒋飞回南京“负荆请罪”。

张学良离开西安之前,让东北军撤出延安,将延安拱手让给了中共。而其临走时,并没有给他的东北军进行任何部署和安排,东北军群龙无首,西安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最终这个由张作霖大帅创建的,曾经有着中国最强大军力的“东北军”在张学良离开后土崩瓦解。

最终,蒋信守承诺,允许中共加入到抗战中,并停止了剿共。而张学良得到了蒋的特赦,没有丢掉性命,但是在之后的数十年中张一直过着被软禁的生活。

这便是“西安事变”的真实历史。

笔者观点:

如果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必然”是通向民主与自由的,那么在这条历史 “必然”的道路上,“西安事变”便是一种“偶然”。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作为民国 “第一富二代”、 “第一官二代”的他性格狂妄自大,生活骄奢淫逸,在张作霖死后的几年之内便丢掉了他父亲打下的“江山”,没多久又丢掉了他父亲辛苦攒下的“(奉军)家底儿”,无疑证明了他是个标准的“败家子儿”。但是历史却给了他“治国安邦”、“青史留名”的机会,他的无知和无能使他和这些机会失之交臂,最终也使他成为了历史中的妄人、佞臣。

张学良曾经三次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东北易帜”和《巧电》挺蒋,结束了军阀的内战、促成了中国的统一,在那个时期他确实是中国的“功臣”。而第三次“西安事变”,他背叛了许其半壁江山,并有八拜之交的蒋,拯救了命悬一线的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发展到今天的角度来看,他无疑是历史的罪人。

西安事变挽救了中共,而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也是他们不愿意揭示给世人的。“啖以重利去坑骗‘张杨’造反,‘俄爹’发话之后便躲在背后鼓动杀蒋,在局势无法控制之后,便蹿到台前去做‘和事佬’(我出主意,你去做,闯出祸来,你去扛),阴险狡诈、两面三刀的本色尽显!!!”这便是中共在这段历史中的角色。

这便是这段历史的真相……

下期: 1937~1945:抗战中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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